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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姓刘名邦，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时分好生没体例的勾当做来，苦虐百姓来，汉高祖与一般诸侯只为救百姓，起兵收服了秦家。汉高祖的心只为救百姓，非为贪富贵来。汉高祖初到关中，唤集老的每、诸头目每来，说：“你受秦家苦虐多时也，我先前与一般的诸侯说，先到关中者王之。我先来了也，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随他所犯轻重要罪过者，其余秦家的刑法都除了者。”当时做官的、做百姓的，心里很快活有。⑩由此可见，此二书皆是以俗语白话述史的作品，就其历史题材、白话语体、编写时间来看，它们与现知编印于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的“全相平话五种”皆可视为同一时期用白话编成的历史题材通俗文本。但郑、吴二作之选择历史题材作白话文本编写，并非受到讲史伎艺的影响，而是另有其渊源和类属。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郑镇孙在《直说通略序》中叙及了此书的编写缘起： 鲁斋许先生为《朱文公大学直说》、《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皆以时语解其旧文，使人易于观览。愚尝以为《大学》一书，发明本末始终、修齐治平之事，紫阳《集注》至矣，尽矣，固未易以俚俗之言为能尽圣贤之蕴奥也。……两浙运使世杰公俾愚辑是编，乃摭《资治通鉴》之文，且以《外纪》诸书推衍上古之事加诸前，而以宋朝及辽金之录附于后，皆从而略节之，名曰《直说通略》，分为一十三卷。(11)在此，郑镇孙明确指出《直说通略》是受到元初理学大家许衡(号鲁斋)“直说”《大学》、《贞观政要》的启发而有“直说”《通略》之编。当时，像郑镇孙这样追慕许衡“以时语解其旧文”而有仿作者并非个例，在郑作之前即有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于尾题中标称“北庭成斋直说孝经”(贯以成斋为号，以北庭为郡望)，并在自序中言及编写缘起： 尝观鲁斋先生取世俗之言，直说《大学》，至于耘夫荛子皆可以明之。……愚末学辄不自□，僭效直说《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12)由此可见，贯云石与郑镇孙同样是看到了许衡的直说之作，受此启发，才有心仿效其“直说”方式以成白话著述；而且二人还明确在题名中标举“直说”二字，以示追慕许衡之意。贯、郑二人在自序中提到的许衡“直说”之作，有《大学直说》、《贞观政要直说》，现仅前者存，题《直说大学要略》(13)，乃以俗语白话阐述经史义理，意在通俗易晓。但是，许衡作为一代大儒，自有长期的文言创作训练，如何会涉足白话著述呢？我们知道，《直说大学要略》是他在国子学任职时编写的白话讲义文本(14)。他一生以研习、传授程朱理学为己任，热心于讲学育才，为此而编写的讲义文本不在少数。但讲学之书大可不必非以白话出之，如他的《小学大义》即以文言出之，此乃“甲寅岁，在京兆教学者，小学口授之语”(15)，而他于《直说大学要略》却要使用白话来著述。这一选择除了说明他进行白话著述的有意和自觉，还透露了他主动使用白话著述的缘起和动力，乃基于他的这类著述所要面对的人群有了变化。据《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记：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至元)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16)这里记述了许衡任职京兆提学、国子祭酒的两段经历。蒙古宪宗四年(1254)，他在秦地讲学，讲授对象为汉人，编写的讲义《小学大义》即使用文言；而至元八年(1271)，他被任为国子祭酒，教授蒙古贵族子弟，为了这些初涉汉文汉籍的蒙古生的易于理解、接受，许衡自觉地使用白话表述方式，编写了一批面向蒙古生的白话讲义文本，如《直说大学要略》、《贞观政要直说》、《大学直解》、《中庸直解》(17)、《孝经直说》(18)。以《直说大学要略》为例，其中渗透有明显的蒙式汉语的词汇(如“呵”字)，即是因面向人群变化而使用白话表述方式的明证。 同样是针对蒙古权贵的接受能力和习惯，吴澄面向蒙古皇帝而编写的《经筵讲义》也使用了俗语白话。吴澄的《经筵讲义》现仅存《帝范君德》、《通鉴》二篇，属于讲解《帝范》、《资治通鉴》的白话著述。这是吴澄任职经筵时编写的白话文本。所谓“经筵”，是“儒家的传统制度，即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及其与日常事物关系的皇室咨询活动”(19)。据《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20)由于泰定帝不懂汉语，经筵讲官要通过翻译向他讲解经典，所以，吴澄的经筵讲义基本上是将文言的原文转为通俗浅近的白话，再通过蒙古语翻译讲给泰定帝听，由此使得蒙古君主初步了解一些汉地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史事。这样的白话文本虽与经筵讲读活动关系密切，但并不是据讲说内容记述的白话语录，而是需要先成文稿以方便翻译，并呈交备览。王祎《经筵录后序》曾指出：“故事：讲文月凡三进，每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诸左右，比三岁，又总每月所进为录以献，以备乙夜之览。”(21)在这种制度下，经筵讲读官的进呈文本数量当应很大，只是少有留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