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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话文本需要的书面白话编写的环境和观念 关于元代题名“平话”的通俗文本，无论是原于讲说内容的书录，还是基于白话文本的编写，它们的出现，皆非讲史伎艺(甚至说话伎艺)影响所致这么简单。 如果说元代有平话伎艺的繁兴，影响所及，有人书录其讲说内容而有平话文本。那么，当时是何因素推动了平话伎艺的口讲内容的文本化呢？要知道，当时社会对于讲史伎艺的接受是场上讲听而非文本阅览；艺人的场下训练、场上表演亦不需要格式齐全的底本，甚至底本不会是白话形态，而是罗烨《醉翁谈录》那种文言形态的文本⑥。 如果说有人在编写历史题材的白话文本时，基于平话伎艺的影响，而取用了它的内容和格式，从而有这些平话文本。那么，首要问题是为何会出现这类白话文本的编写？因为在文言著述和文言阅读已成习惯思维的环境中，自觉的书面白话作品的出现并非易事，文人们涉足此域需要相应观念的推动，相应环境的激发，否则不会有动力来涉足白话文本的编写，也不会有能力来从事白话文本的编写，即使那些来源于口讲的白话书录文本的出现，亦需要观念、环境的支持。 所以，这类白话文本的出现，无论是出于口讲内容的书录，还是出于书面文本的编创，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何因素推动了平话文本的出现，激励了时人参与平话文本的编写？这就牵涉到书面白话使用的环境和观念问题。若没有针对书面白话使用的有利的环境和观念，不会有人需要阅览这样的白话文本，也不会有人参与这类白话文本的编写。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考察一下元代的白话著述《直说通略》(郑镇孙)、《经筵讲义》(吴澄)所关联的书面白话使用的观念和环境。之所以选取它们，一是因为二书皆是历史题材的白话著述；二是因为二书的作者都是当时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文人，有明确材料表明他们参与此类白话著述的动因；三是因为有的学者认为二书是受讲史伎艺影响而出现的“平话体”作品。 元代严禁说唱词话，以讲说时事新闻为主的“小说”一家，似乎已经衰落而逐渐归入讲史中去了。说书人为了不抵触功令，都纷纷去讲说历史故事。影响所及，当时的道学先生吴澄给皇帝讲《通鉴》时也用语录体，还有一位监察御史郑镇孙摭采了《资治通鉴》的内容写了一部白话体的《直说通略》。⑦ 元代讲史在当时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它超出了文艺的范畴，成为讲说历史通用的体裁和语言形式。据记载，当时的道学先生吴澄在给皇帝讲《通鉴》，监察御史郑镇孙摭录《资治通鉴》编写《直说通略》，都采用了这种受欢迎的平话体。⑧上文提及的《直说通略》是郑镇孙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编成的一部通俗性白话通史，共有十三卷。所谓“通略”，意即《资治通鉴》之大略；所谓“直说”，乃指一种表述方式，语言上表现为俗语白话，即郑镇孙在自序中所强调的以“俚俗之言”来传达出圣贤文章的蕴奥(详见下文)。而吴澄之讲说《资治通鉴》，乃指他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8)任职经筵讲官时所编写的白话文本《经筵讲义》。兹列二书演述刘邦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一节，以见其白话叙事之形态： 子婴遣将敌沛公，秦兵大败，沛公遂入关，到霸上。子婴素车白马，颈上系着传国宝，出路傍投降。子婴立四十六日，秦亡。……太祖高皇帝受秦降时，未曾登位，只称沛公。西入咸阳，召众父老每、众豪杰每，抚谕他约法三章(杀人的死，伤人及盗抵罪)，除去秦时不好的法度。百姓每喜欢，都将牛羊酒食管待军马，沛公不受，百姓越喜。(《直说通略》卷三，秦·子婴—西汉·太祖高皇帝)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