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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节、地理因素可作为系年的重要标准 试想，王洙编订分体编年本《杜工部集》二十卷、遂成一切杜集之祖本后，后人欲修纂编年本杜集，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为：如何将同一年内的不同体裁诗篇按先后次序组织起来？以常理推断，同年之诗篇，除去有确凿月日线索外，判断其先后次序的最明显依据，往往是春夏秋冬四季差异在诗歌中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季节因素在编次中亦为杜诗注家所应用，然皆未有自觉之意识，更未成为明确之标准。 如《丽人行》，洪业《杜甫》第五章《故山归兴尽》虽用王洙本旧次，认为：“《丽人行》帮助我们瞥见杨氏在某个节日的盛况，这可能是在753年4月10日。诗中提到‘红巾’大概是暗示这种非法的朋比勾结。”但仍未曾注意到天宝十二载(753)冬杨玉环方会于杨国忠府邸，而此诗写作时间是春天，故当从黄鹤补注系于十三载(754)。黄氏《补注杜诗》黄鹤补注曰：“天宝十二载(753)，杨国忠与虢国夫人邻居第，往来无期，或并辔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冬，夫人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于是作《丽人行》。梁权道编在十四载(755)，末句云‘丞相’者，谓杨国忠。按《史》与《通鉴》：十一载(752)，李林甫死。而国忠以十一月庚申为左相。当是十三载(754)作。”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用黄鹤系年而不甚明瞭，至以此诗为冬日从幸华清宫作，与“三月三日天气新”失之眉睫。仇兆鳌《杜诗详注》既用黄鹤系年，又未曾细查，以为“此当是十二年(753)春作，盖国忠于十一年(752)十一月为右丞相也”，其误与洪业同。 如《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草堂诗笺》系于“广德二年(764)春末再至成都所作”。《杜陵诗史》同此。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元年(763)作”，黄鹤补注曰：“诗云‘频为草堂回’，当是广德元年(763)避乱在梓、阆时作。梁权道以为永泰元年(765)乱定后还成都时作，然诗云‘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若如梁权道编，则其年冬公已在云安，无容更令腊月栽竹矣。”诸家系年有广德元年(763/黄鹤)、广德二年(764年/鲁訔)、永泰元年(765/梁权道)诸说，黄鹤说兼及季节因素，最为合理。 如《北风》，王洙本旧次在《铜官渚守风》与《发潭州》之间。此诗系年有大历四年(769/王洙本旧次、赵次公、黄鹤及清人)与大历三年(768/鲁訔)两说。按，杜甫大历三年(768)秋离开公安，前往岳阳。此诗既作于春日，则当是大历四年(769)作，亦合王洙本旧次。 如《登岳阳楼》，王洙本旧次在《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与《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之间。此诗系年则有大历三年(768/黄鹤、清人朱、仇、杨)与大历四年(769/赵次公、鲁訔)两说。王洙本旧次此诗在《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前，标明其为初登。若为初登，而再登又在春初(“云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则初登必为前此一年，故黄鹤大历三年(768)说为胜。 如《巴山》，王洙本未收，吴若本在“附录”《早花》与《收京》之间，宋人编次大体从之，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在阆州作”。从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开始，此首调整到《早花》之前(置于《遣忧》与《早花》之间)。此改动有理，盖因《早花》为冬末春初之际，而《巴山》为冬日作也，故朱鹤龄、仇兆鳌、杨伦皆从之。 另外，系年编次问题上地理因素也值得重视，如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撰有《访古学诗万里行》，特别强调地理考察对杜诗系年的重要性。根据地理因素，可以纠正自王洙本旧次以来诸家皆沿袭未改的编次讹误。试举一例，《石壕吏》一诗王洙本旧次在《新安吏》与《潼关吏》与《新婚别》之后。吴若本同。朱鹤龄、仇兆鳌、杨伦皆从之。《草堂诗笺》系于“乾元元年(758)冬末以事之东都，至乾元二年(759)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置于《潼关吏》与《新安吏》之间。《杜陵诗史》同此。黄氏《补注杜诗》系于“乾元二年(759)九节度之师溃，子仪断河阳桥，以余众保东京时作”。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置于《新安吏》与《新婚别》之间。要之，诸家系年皆同，编次小异，清人皆从王洙本旧次，今人如陈贻掀先生《杜甫评传》即用此说。按，三《吏》组诗既是由洛返陕之作，则顺序应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宋人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其由洛入陕之历程即云：“十一日，榆林铺、磁涧，宿新安县。……十三日，东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镇。杜甫作《石壕》、《新安吏》二诗，即其地。……十九日，关东店、潼关、关西店、西岳庙，行府官谒于祠下。”(13)王洙本旧次及此后诸家皆误，应以实地行程正之。 可以说，季节与地理，实际上是时间与空间在杜诗文本中遗留下来的两种直接有助于系年编次、而又未曾得到前人充分利用的因素，故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