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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若本与王洙本的编次与系年之异同 现存承袭王洙本的重要宋本是同为分体编年的吴若本。 宋人较早之编年本如《草堂诗笺》、《杜陵诗史》皆用王洙本旧次为底本改编，清人之编年如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则多用吴若本为底本。其原因很明显，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用吴若本，(11)而钱本在清代影响极大，故清人重要注本如朱、仇、杨皆受其影响。故如果王洙本旧次与吴若本不同，则清人皆从吴若本，几无例外，例夥不举。需要说明的是，洪业已经指出《钱注杜诗》对吴若本次序有所调整。但因为吴若本仅存五卷(按，195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王洙本十五卷与吴若本五卷之衲配本)，在现存的资料限制下，首先我们无法确认钱谦益对全部吴若本的改动有多大，其次就号称据吴若本而成的《钱注杜诗》目次与十五卷王洙本目次比较来看，还是同远多于异，故仍从旧说承认《钱注杜诗》代表了吴若本面貌。再退一步讲，即使所谓吴若本经过了钱谦益的调整，但由于此本已经成为清人杜诗编次的源头性版本，那么钱谦益的编次调整也值得重视。(12)也就是说，无论通过《钱注杜诗》保留的吴若本编次是否经过钱谦益修订，其重要性都没有减损。 我们通过《钱注杜诗》所看到的吴若本与王洙本编次颇有不同处。一般来说，若王洙本旧次为“A－本诗－B”，则吴若本往往为“A－本诗－C”或“D－本诗－B”，即仅有相邻之一侧编次不同；换言之，吴若本对王洙本旧次之变更，往往是成片转移，而非单篇变动。也就是说，这种改动是出于整体考虑，而非个别、零星、随意的。这也透露出，王洙本旧次对单篇与单篇之间的联系是成系统且合理的，故宜其为吴若本所遵从。吴若本对王洙本旧次的调整，有时更为合理。 如《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王洙本旧次在《官定后戏赠》《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与《故武卫将军挽歌》之间。吴若本在《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与《故武卫将军挽歌》《官定后戏赠》之间。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天宝十一载(752)作”，黄鹤补注曰：“公以天宝九载(750)献赋……此诗当献赋后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授官时作，崔、于乃是时考文者也。”此诗系年证据甚明，黄鹤说得之，朱鹤龄、仇兆鳌皆从其说。吴若本在《官定后戏赠》前，最为直截了当。王洙本旧次系年微误。《杜陵诗史》、《草堂诗笺》置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或因两诗皆有“去秦”“还乡”之意，更是皮相之见。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王洙本旧次在《去矣行》与《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之间，原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作”。吴若本在《去矣行》与《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之间。按，白水县事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老杜逃难时，吴若本编次更胜。 如《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王洙本旧次在《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与《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之间。吴若本在《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与《姜少府设鲙赠长歌》之间。吴若本较胜，王洙本旧次仅以奉先之地理在河南，而未考虑其为天宝十四载(755)之行。 如《伤春》其三，王洙本旧次在《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之间。吴若本在《舍弟占归草堂》与《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之间。吴若本系年于蜀中时期，较之王洙本旧次为胜。诸家系年皆弃王洙本而从吴若本。如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二年(764)作”，黄鹤补注曰：“诗中备言吐蕃陷京、代宗出幸之事，当是广德二年(764)在阆州作。” 如《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王洙本旧次在《喜雨》与《丈人山》之间。吴若本在《扬旗》与《莫相疑行》之间。按，王洙本旧次在严武未回蜀时期，吴若本编次在严武二次任职蜀中时期。诸家系年皆以吴若本编次为据。如黄氏《补注杜诗》系于“广德二年(764)作”，黄鹤补注曰：“诗有云‘来瑱赐自尽’，而瑱伏诛在广德元年(763)正月，当是广德二年(764)在成都作。公自谓田舍翁，则再归草堂时也。” 吴若本作为承袭王洙本的重要杜集本，对王洙本旧次有一些正确的修订，其编次通过《钱注杜诗》对明清重要编年本如朱鹤龄本、仇兆鳌本、杨伦本等有直接影响，故应当给予相应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