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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萨尔》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机制 《格萨尔》活态史诗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文本迻译,更是对说唱和表演语境的文化表征,其核心在于口语文化中的信息与意义如何在另一种书面文化中得以再现和表达。开展史诗域内外翻译的田野调查和传播效果的实地考察,综合立体地再现史诗说唱景观和口语文化精髓,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一个翻译学的新视角,从而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藏学和翻译学研究者的迫切任务。 国内外学者在口传史诗“他民族化”,即藏、蒙古、汉等民族语间内部和诸多语种域外译介方面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理论探索,马学良发表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几点看法》,指出民族民间文学主要以口头文学为主,口头文学的翻译要比一般的文字翻译更困难。这就需要译者不仅要有相关民族历史的知识,还要注意不同时代民族语言的差异,更要重视注释的作用和集体合作的翻译模式。[4]扎西东珠就《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史进行探讨与归纳,阐释了史诗汉译中的难点问题、规范问题和文化传递问题。[5]杨自俭认为汉语典籍英译增加了一个从古代或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英语的语内翻译阶段,涉及到翻译转换机制问题。[6]黄忠廉指出,典籍外译时可能经过原语的古文今译和外语的今文古译的语内转换过程,从而古原语、现代原语、现代译语和古译语四要素与典籍外译的阶段可以演绎出七种直接和间接转换机制。[7]这些都是少有的探索典籍外译转换机制的文章,有振聋发聩作用,但是没有囊括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外译。21世纪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开始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总结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翻译的三种方式:利用既有的汉语译本翻译;从口头的源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利用书面的双语译本进行翻译。但无论哪一种都需提供民族志背景和表演语境。[8]毋庸置疑,这三种翻译策略,对于当前的民族口头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按照内部翻译和外部翻译的二分法,借鉴雅可布逊(Roman Jacobson)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分法[9],就口传史诗从口耳相传到译入语的文本转换机制,结合《格萨尔》史诗的译介模式,可以描绘出口传史诗的翻译转换机制图:  图1 翻译转换机制图 上图梯形ABCD为口传史诗翻译转换机制图。图中AB、AC、BC、ABC四者属于民译与汉译,即内部翻译(internal translation);AD、BD、CD、BCD、ABCD五者属于外译,即外部翻译(external translation),两者总计九类翻译,足见其翻译的复杂性。AB是语内翻译,即从口头到书面文本的文本化阶段,或者是文本化过程(the 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大量的史诗木刻本、手抄本都是从说唱艺人口中而出并被记录下来的文本,是口传史诗文本化的第一个阶段。ABD、ACD、ABCD属于语际翻译,也是间接的翻译模式,即经过某一译本中介,进而翻译为其他外语语种。降边嘉措汉语译创本《格萨尔王全传》和阿来非母语再创小说《格萨尔》的英译本就属于此模式。汉译本成为了中介译本(intermediate version),在此基础上,由英译者将其译出。AD模式是理想的翻译转换机制,从藏语原文到译入语文本,属于直接翻译,但是难度最大、层次最高,如图中所示,上底AD比下底BC更长,这就意味着翻译的难度更大。AD模式可以扩展为符际翻译转换机制,因为可以从民族语口头说唱直接到译入语数字文本,或者是多媒介数字文本。AD模式是接近完美的翻译转换形式,因为数字媒介文本一定程度上能够综合、立体地再现史诗原生态说唱语境,是未来口传史诗为之而奋斗的理想翻译诉求。 显然,史诗在由A到D对外传播的翻译转换历程中,可以构成AD、BD、CD、BCD、ABCD五种语际翻译转换机制,属于外部翻译;AB、AC、BC、ABC四种翻译机制,属于内部翻译,如此,九种模式构成《格萨尔》对外传播的翻译转换机制。这些机制包含着语言学、民族学、翻译学、人类学等研究的综合视野,蕴含着跨学科合作建立民族文学翻译网络的学术前景,为当前少数民族活态史诗“走出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范式引导。实际上,将藏语和蒙古语原创史诗翻译为汉语,通过汉译中介再翻译为各种外语推向世界,构成了当前民族文学以汉语为中介走向世界文学的重要译介模式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