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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并非一定要献身于社会启蒙事业 《在医院中》，隐含作者一方面通过想象领导具有理解知识分子的立场来顽强地实践着文学的启蒙任务，另一方面，隐含作者又充分理解陆萍仅仅沉醉在自己被理解的喜悦中而不再追问医院中的种种痼疾。这后一方面的立场就产生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知识分子与社会启蒙事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绝不可割裂的还是亦可分离的？ 坚守启蒙原则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坚守启蒙原则与从事社会启蒙事业却并不完全相同。启蒙原则根据康德的定义，就是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1)。这既是呼唤个人克服自身的“懒惰和怯弱”、坚持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独立地思考“一切事情”；更是呼唤社会充分尊重个体“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那么，在严酷的异己环境中，主体应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启蒙原则落实为对启蒙主体这一方面的要求时，包含个体如何对待自我、个体如何对待社会这两个相关联的维度。以启蒙原则对待自我，就意味着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屈服于权威、不从众，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2)，坚守自我的主体性；以启蒙原则对待身外的社会，则意味着主体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既抵抗不许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各种强权，也启迪大众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在启蒙主体这个问题上之所以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身份，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语境中，大众由于缺少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由于传统专制文化的遗毒，较容易受到新旧权威的操控、陷入从众的状态中而丧失主体性、从而呈现出“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3)的蒙昧状态。这种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在主体自觉程度上具有差别性的观点，只能视作对具体历史阶段精神现象的总体归纳，而不应该被本质化。应该始终注意把每个知识分子或大众都理解为有着各自存在境遇的具体的人。 启蒙原则中关涉自我与社会两个维度，前者是自我启蒙，是其根本性内涵；后者是启蒙他人，是前者的派生物。判断一个人是否坚守自我主体性，只有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充分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可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至于是否投身具体的社会改造事业则不应作为判断其有无主体性的根据。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抵御外部权威、社会俗见等对生命的驯化，焕发出主体的精神光彩；但由于感应到环境之黑暗，他们也很容易受到伤害而陷入心灵痛苦乃至精神变异中。鲁迅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有“韧”的战斗精神的一位，然而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等著作都深入揭示了鲁迅难以直面自我人生的精神痛苦(24)；而且，“韧”本身就意味着不蛮干，就内含着在坚持战斗的同时注意保存自我实力的意思。如果把是否坚守社会启蒙岗位也当作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否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必要条件，那么则很可能由于把社会启蒙事业凌驾于启蒙者之上而使启蒙事业变成压制个体生命的力量，背离启蒙原则自身。人始终是目的性存在而不应仅仅是手段(25)。这在启蒙者与启蒙事业的关系上亦不例外。个人因自己的理性而强大，但也因仅仅凭仗自己的理性、不倚靠其他任何外来权威而脆弱。脆弱是生命的真实。任何启蒙主体都不应被要求是改造社会事业召唤下可以随时出征、永不消溶的钢铁战士。以赛亚·伯林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追问“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26)？他守护的正是人可以不受外部召唤(哪怕是正义事业的召唤)的自由限度。 启蒙主体唯有这一点是不可变易的，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必须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坚守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于社会启蒙事业，他/她从事之固然很好，但他/她亦有为了抚惜自身生命伤痛、为了保存自我力量而悬置之的权利。悬置启蒙事业，并不等同于走向反启蒙。悬置社会启蒙事业，有可能仅仅是主体在严酷的环境中退回内心世界、只是在思想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坚守启蒙立场而已。当然，这种悬置是有底线的，即必须在思想上仍然坚持“运用自己理性”的启蒙原则、在实践上不走到反对启蒙的道路上。王小波笔下“沉默的大多数”(27)即是这类悬置社会启蒙事业而自我主体性仍没有被消溶的人。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自己与小狗小趋相伴情深，“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甚至买一份饭“和小趋分吃”，但因为“连里有许多人爱狗；但也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28)。这亦是人在严酷环境中合理的自我保护，并不意味着自我已经认同了大批判的荒谬逻辑、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当然，文本写出这种无奈的自我保护，又产生了批判专制政治的启蒙意义。关怀启蒙主体自身的生命脆弱、重视保存启蒙主体的精神力量，与呼唤个体的人克服自身的“懒惰和怯弱”、坚持“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一样，都是启蒙的重要命题。文学作为人学，更不应忽略它。至于之所以强调个体在内心中不可放弃自己的理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可违逆启蒙原则这一底线，并非是把启蒙原则当作外部教条来规约个体生命，而是因为“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独立思考是主体免于被奴役的基本保障、是主体性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 探究启蒙原则、社会启蒙事业、启蒙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西方现代哲学中有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思想中亦有可资借鉴的丰富成果。孔子一方面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态度实践士这一阶层的社会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强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无道则隐”、“舍之则藏”，充分肯定了主体在不同流合污的前提下以放弃社会改造事业的方式来保存自我的合理权利。这正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始终珍视人的价值，在提倡士人弘道使命的同时避免使道异化为压抑人的力量。 《在医院中》，没有脚的人把陆萍从“被消磨下去”的边缘拉回。这一保存启蒙主体性的主题在结尾水到渠成，是因为作品在前面铺写陆萍与环境斗争的历程时已经充分揭示了她坚强与脆弱并存、敏锐与单纯相伴的内心世界。作品并没有把启蒙主体神圣化、抽象化，而是多侧面地刻画出陆萍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的生命丰富性。被炭气熏晕后郑鹏来看她，“陆萍觉得有朋友在身边，更感到软弱，她不住的嘤嘤的哭了起来，她只希望能见到她母亲。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指导员相信谣传而责问她，这“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在书写“陆萍不肯‘消溶’的性格和不肯‘消溶’的斗争”(29)的同时，在把陆萍身上的“‘文学气质’作为正面的、明亮的因素加以强调”(30)的同时，描述出陆萍这种脆弱与冲动兼存的弱质的小女儿心态，《在医院中》展示了抚惜启蒙者自身生命脆弱、关怀启蒙者自身生存状态的写作立场(31)。这样，作品在批判漠然、庸俗、不负责任、不尊重科学的大众习气的同时，也避免了启蒙立场的道统化以及由之所导致的对启蒙者的圣化和对启蒙者自身存在状态的遗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