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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陆萍最终离开医院的结局，一般被阐释为“狂人”被“治愈”、知识分子被同化。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把执著于启蒙事业与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两个不完全重合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从而在文本内涵的理解上出现偏差，也在当知识分子处于艰苦的环境中应当何为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得武断。实际上，在异己的环境中，主体为保存自我的心理力量选择把启蒙问题暂时悬置，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启蒙价值观、放弃自我主体性。本文根据这一立场对《在医院中》、《杜晚香》等作品做出重新阐释，并总结丁玲创作执著探问主体内在精神的思想走向。 【关 键 词】丁玲/《在医院中》/《杜晚香》/启蒙/革命 【作者简介】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在医院中》①陆萍最终离开医院的结局，一般被阐释为“狂人”被“治愈”、知识分子被同化。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失误：一是在文本内涵理解方面存在偏差；二是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偏颇，即把执著于启蒙事业与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两个不完全重合的问题等同起来。丁玲新时期复出后的小说《杜晚香》②，已有研究敏锐指出了其意识形态和性别立场上柔顺化的思想缺憾，但实际上这部作品还存在着以从容坚定的生活态度来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正面价值。本文通过《在医院中》和《杜晚香》的对照阅读，回应以往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丁玲创作执著探问主体内在精神的思想走向。 一、陆萍并没有被环境“治愈” 黄子平的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③和贺桂梅的论文《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④，是新世纪丁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两篇论文都对丁玲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再阐释。两位论者关注的是“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是“作品与其他话语之间的互文性”，是作品在20世纪“‘话语—权力’网络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⑤，因而这两篇论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为支点的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政治现象的深刻洞察上。黄子平的论文着重将丁玲的《在医院中》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互文对照，从而深入探究如下这一组既矛盾对立却也并非没有交互渗透的话语权力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坚持启蒙立场，以文学“疗救”社会；另一方面政治大一统话语却从“社会卫生学”出发对文学进行“疗救”。贺桂梅的论文深受黄子平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和李陀论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复杂角色》⑥的影响，而在如下问题上展示出自己的创见：一是揭示出丁玲启蒙立场与其革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认为“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二是指出了“与王实味、萧军、艾青等从文艺/政治的角度提出独立的要求不同，丁玲是唯一一位从性别角度反对妇女只有等到夺取了政权才能谈个人要求的批评者(拒绝‘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黄子平、贺桂梅论文的长处在于把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放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从而揭示出知识分子主体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篇论文在有效地推进丁玲研究的同时，却也存在这样的缺憾：对《在医院中》结尾的理解存在误读现象。误读必然会造成对文本某些思想内涵的曲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关系评价的准确性，从而导致对文本所敞开的某些重要思想视而不见。 《在医院中》的结尾处，热情敏感的女青年陆萍想改造医院中“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⑦，却陷于困局。这时，“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出现了。他肯定陆萍“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又指出“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建议她“不要急，慢慢来”，并告诫她：“谁都很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很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最终，“没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有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于是“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 这个结局往往被解释为“狂人”被环境“治愈”、知识分子被政治大一统力量同化。黄子平认为，聚焦于其论文所关注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主题，“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⑧。贺桂梅也认为：“……《在医院中》尽管是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但丁玲已经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自我说服。因此，这篇小说就可以作为丁玲心路历程的一个象征性寓言。陆萍离开医院，也可以说是丁玲从心理空间上取消了陆萍所遭遇的问题具有的合法性而予以放弃，以全新的姿态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⑨ 确实，结局中，陆萍不再与环境紧张对峙，不再执著于启蒙事业，但是否就非此即彼地被“治愈”了、就“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联系1941年的延安这个作品发表的历史语境，更要追问文本内部的逻辑，还要在理论预设上充分考虑到：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启蒙事业与“狂人”被环境所“治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之外，主体还可能虽从启蒙事业中抽身而出但也并未走向反启蒙。 首先，文本中隐含作者借没有脚的人的话对陆萍所做的教诲，并不是在价值判断上否定陆萍的启蒙立场，而是在认可陆萍启蒙热忱的同时，建议她应该把保存主体力量问题放在首位。这说明隐含作者并未走向反启蒙、并未归顺《讲话》秩序。 完整地解读没有脚的人的话可以看出，他建议陆萍“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并不是批评陆萍专门盯着工农干部的缺点、看不到工农干部的可贵之处，并不是批评知识分子没有工农立场，而是担心陆萍由于只看到环境中异己的因素，便容易受到精神伤害，从而导致自我“被消磨”，而不能“支持下去”。显然，没有脚的人关怀的是陆萍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要被消解的问题。他深知作为主体的人有软弱的一面，因而把保存自我主体性问题置于改造环境问题之上。基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逻辑，他建议陆萍暂时把眼光从环境之黑暗中挪开，而从环境于己有利的因素中汲取精神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了环境具有黑暗性质、否定了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而是在肯定陆萍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同时，关怀启蒙主体的心灵健康问题，关注保存启蒙主体的实力问题。他强调医院中有“伙夫”这类赞成陆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否认院长等人是不负责任的。他说明自己之所以没有脚就是“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更是直接地现身说法批评医院工作的黑暗面、肯定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至于他说：“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并不是认为陆萍对医院现状的批评没有道理，更不是说陆萍不如她的批评对象，而是在认同陆萍立场的前提下认为从现实性上看立即解决陆萍所批评的问题有难度、要“慢慢来”。 “她为他流着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没有脚的人这种“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的状态，不同于陆萍之善感，但亦非是对没有善待自己的外部力量的屈从，而是对自己过去“只想自杀”状态的超越。联系上下文，隐含作者正是通过想象一种超越自身荣枯的人生态度来探索人在严酷环境中精神得以支持下去的路径。 总之，隐含作者借这个没有脚的人之言行探索的是知识分子在暂时无法改造的环境中如何使自己不“被消磨下去”的问题。没有脚的人，并非代表组织来“驱”陆萍心中的“邪”⑩；而是面对组织、大众之“邪”时帮助陆萍暂时把眼光移开、从而避免被这环境中的“邪”耗尽能量。之前，陆萍一直盯着环境中的“邪”，结果陷入精神困顿中。这在没有脚的人看来、在隐含作者看来，自然是一种弱点。但在没有脚的人及隐含作者的评价体系中，有一个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格局中，医院中的领导及其他庸众，是他者，是异己的力量；而陆萍不懂得保存主体性，这一弱点与其理想主义品质相交融，是主体内部有待完善的、虽应该被批评但同时也应该被怜惜的品质。由此看来，作品虽然对医院中的庸众、对陆萍都有批评，但绝不是价值中立，而是如丁玲自己在整风运动中做检讨时所说的：“……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11)尽管在同一篇稿子中丁玲还说过陆萍的原型人物“并不使人喜欢”(12)，但丁玲又特意强调过陆萍与原型人物之间的差异：“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13)因此，我们不能将丁玲对原型人物的评价等同于隐含作者对待陆萍的态度，应该充分领会到隐含作者对陆萍赞赏、批评、爱护、期待相交织的心情。 当然，正如黄子平所言，文本中还存在一个作为前提存在的、不必明说的、更大范围的差序格局：包括医院在内的红色根据地(以延安为代表)都是“里面”，不同于根据地之外的“外面”。这是丁玲与《讲话》的共识(14)。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医院中》显然没有认可《讲话》的这一定则：“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15)因为在丁玲此时的思想中，“……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16)。她显然认为“里面”和“外面”虽然有别，但又是相通的，因此，文艺家要用手中的笔，驱除根据地存在的、与旧社会相连结的、落后的异质因素。这正反映了此时丁玲心中“启蒙立场与其革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17)。这种以启蒙为实际内涵、以“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为对象的思想革命，自然与《讲话》之革命概念相抵牾，却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息息相通。与《在医院中》的立场相反，《讲话》要让知识分子自觉消溶到工农大众中、归顺于意识形态组织，从而把个体启蒙内涵从革命概念中清算出去，把革命“正名”为政治大一统。 其次，小说关于陆萍结局的最终设想，虽对环境之严酷性认知不够，却在价值判断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启蒙原则。 小说最后想象卫生部领导理解了陆萍，这自然是一种消解矛盾的臆想。但在这个臆想中，矛盾之所以消解，隐含作者并不是让陆萍洗心革面、改造自我去归顺院长所代表的落后秩序，而是想象卫生部领导具有理解陆萍知识分子立场的精神向度、从而使陆萍得到心灵抚慰。陆萍离开医院“并不是因为自己怯阵而退，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理想，使自己能够‘不消溶’于环境”(18)。这一结局显然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完全不同。在《狂人日记》的隐喻系统中，病愈与发狂完全对立，并不存在相互渗透的可能。狂人“赴某地候补”就意味着完全否定了自己发狂时的启蒙精神状态，而陆萍“被理解”却意味着她的启蒙立场向理解她的人渗透。这里扩张的是启蒙立场，而不是落后秩序。隐含作者与没有脚的人一样，未尝不知道“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与不称职的院长是同类，但仍然执著地希冀陆萍有一种特别的“幸运”而能“被理解”。这一方面固然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执著，即执著地以文学来启蒙革命的领导机构，殷切希望组织中有理解知识分子(至少是不否定知识分子)的力量。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执著期待也是有限度的。隐含作者只是想象卫生部领导理解了陆萍，并没有进一步奢望领导能代替陆萍去实现她未能完成的改造医院的启蒙任务。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有限度的执著期待，显然完全来自于丁玲身上留存的“五四”个性主义思想(19)。它充分说明了写作《在医院中》的隐含作者丁玲并未投入到《讲话》所代表的改造知识分子、归顺工农大众的政治秩序中。小说最后一段：“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直接点明了启蒙主体必须直面艰苦的环境、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这个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主题(20)。这种知识分子本位立场显然与《讲话》的改造知识分子立场南辕北辙。 《在医院中》包含着保存主体性、社会批判等多重主题，但如不忽视小说结局的重要性的话，应该说人在艰苦中保存主体性才是小说的第一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