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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对于舜的故事的记载，最早的篇章当数《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继承了故事的基本内容。如上所述，“成年仪式”的核心，是当事人在远离文明状态下与自然界和敌对力量及其象征的一种历练与斗争，仪式的主持者则借机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实际上，《尚书》对于尧舜关系的记载，就已经透露出这种“考验”的意味： 帝曰：“咨！四岳：肤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父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26] 在对舜的考察中，仪式的主持者主要是尧，考验的目的则主要是测试舜在政治方面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舜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成书于汉代的《列女传》等书中，“帝尧妻舜以二女”这一情节得到了强化，尧的女儿变成了舜在危难时刻的救命恩人。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根据中国和日本民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难题求婚”故事等民俗材料，认为“舜所受考验的传说与那种以‘难题求婚’型民间故事(女子之父出题)为原型的领袖就任的考验故事，结构相同，主要因素也相同”；舜的故事在本质上“反映了在举行成人仪式时来自长老或者长辈的考验”，他甚至认为尧舜故事中的权力关系反而是次要的： 尧既是人帝又是天神，同样具有着双重品格。至于尧在古书上之所以是帝，而不是长老，那是因为“难题求婚”型故事，后来改造变化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王位继承的禅让的政治故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27] 我们这里且不去讨论“尧舜禅让”的有无，以及有关婚姻和权力继承的考验仪式何者起源更早，只要能够确认两种不同目的的考验均与成年仪式有密切关系，这就已经足够了。实际上，尽管敦煌写卷中的《舜子变》故事，已由古史传说中“权力”或“婚姻”主题，而转向了家庭伦理中的“孝道”主题，但其成人仪式内涵依然清晰可见。如上所述，《舜子变》的主题是“孝道”，而在儒家文化背景中，是否能够真正孝敬父母，正是“成人”仪式考验的关键所在。总体上看，敦煌讲史类变文对成人仪式文化的体现，主要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主要切入点的，《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上文所述，在有关成年仪式的故事中，被考验者与敌对势力作斗争，通过胜利以证明自己，是成人仪式内涵的核心。但是，“成人”不仅意味着被考验者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其家庭角色的转变；在家庭之内地位的独立，甚至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伍子胥的“孤儿”身份，值得注意，有研究者指出： 孤儿角色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父亲去世即意味着父亲角色的消隐。父亲是儿子的角色楷模，同时也是儿子最重要的保护者和帮助者。父亲角色消隐的目的是期待男主人公成年品格的完成。[28] 由此可见，伍子胥所面对的考验，一开始就是多方面的。他既需要为父亲和兄长复仇，以证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需要通过政治上的复仇，证明自己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的地位。因此综合起来看，变文中的伍子胥故事，是从社会与家庭两个方面体现了成人仪式的内涵。变文中的王陵故事本于《史记》记载：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29]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王陵的事迹本身就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性。伍子胥所面对的家庭环境，是失去了父亲、兄长，王陵则是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但二者的仪式涵义其实是一致的，即这种家庭的巨大变故，意味着他们在家庭中的真正独立，是对他们能否真正“成人”的巨大考验。伍子胥和王陵的故事虽然均以史实为基础，但是当他们摆脱历史的真实细节，而以民间文学的形态在敦煌地区传播的时候，则反映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仪式文化内涵在其传播中的推动作用；或者说，敦煌变文之所以选择了上述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为题材，正是因为他们的事迹本身已具有丰富的仪式文化意义。 敦煌写卷中的《李陵变文》，则可以看作是有关成年仪式的一个特殊故事。自汉代以来，李陵的故事即在各种民间文学中广泛传播，在李陵故事发生地的河西地区尤其如此。从成年仪式的核心——被考验者必须击败各种敌对力量以证明自己这一情节来看，李陵故事的特殊性是很明显的。据《李陵别传》载： 陵与单于战，矢尽。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夜半虏骑数千追之，陵遂降。[30]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二云：“按《李陵别传》，当是前汉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汉朝人士颇有悯惜之者，故为是传，志悲感焉。”[31]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李陵两军交战中自认为“非壮士也”，最后投降于匈奴。从仪式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没有通过成人仪式考验的悲剧故事。然而，《李陵变文》在敦煌写卷中的出现和他的故事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则又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向世人说明，成人仪式内涵的要求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生命的存在乃是其意义实现的基础，这也反映了敦煌变文看待历史人物独特的视角和博大的情怀。 综合上文对于敦煌写卷中《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和《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讲史类变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变文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均与古史传说和史籍记载有深刻的联系。那么，敦煌变文为何选择了这些人物的故事？上述变文故事在敦煌地区的广泛传播，其内在的动力又是什么？结合上文对敦煌变文与成年仪式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深藏于敦煌讲史类变文中的成年仪式文化，无疑是这些变文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敦煌讲史类变文正是以成年仪式为基础，以民间文学的讲唱形式发挥其教化功能，它的通俗形态中其实蕴含着严肃的内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变文故事的情节与内容中，年龄与成年仪式的关系已经被淡化了，“成人”主要意味着故事的主人公真正开始担负或完成为人子、为人臣和为人君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通过个人与社会的融合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敦煌讲史类变文的故事虽然是离奇的，形式是通俗的，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主旨，却是十分深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