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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之误确证 笔者发现，仅凭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就足以判定所谓康熙十年李渔与蒲松龄在扬州见面，蒲松龄邀请了李渔家班女乐去宝应演戏，并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云云，实在不过是杜先生的友人张先生一厢情愿的推测想象，杜先生笔之于文，流传开来而已。笔者征得杜书瀛先生同意，将他发给我的两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原文披露，并使用他提供的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作为考辨的基本依据，从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源头辨误。 杜先生发给我的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共录李渔词小令二首，其一为： 南乡子第一体 寄书 幅少情长，一行逗起泪千行。写到情酣笺不勾，捱咒，短命薛涛生束就。其二为： 梦江南 春游 同游去，卧柳小桥东。一径曲通无佛寺，有僧终日袖诗筒，引尔识孤踪。这二首小令就是杜书瀛先生文中所谓蒲松龄抄录的“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首页书影其后各页当抄录有更多的李渔词作，因未见残稿原本，不敢妄加猜测，但仅以此二首小令作为考察的样本已经足够。 李渔生前自手编辑的词集有两种版本：一是《笠翁一家言初集》本，其中《诗集》卷七的下半卷(上半卷收七言绝句)与卷八收入词作，目录及正文均标目为“诗余”④。上引两首词中，《南乡子·寄书》不见于此本，《梦江南·春游》一首收入此本，但词牌题作“望江南”，首句“同游去”作“何处去”。一是《耐歌词》本，上引两首词皆收入，且先后顺序相同，词牌和正文文字没有区别。显而易见，被认为是蒲松龄手抄李渔词残本所依据的版本只能是《耐歌词》⑤，只是因为此本残缺，无法据封面知晓原来的书名而已。 《耐歌词》卷首有李渔自序，末署“时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湖上笠翁李渔漫题”，此戊午为康熙十七年。即使以李渔此自序之年为《耐歌词》的刊刻问世之年，则《南乡子·寄书》、《梦江南·春游》二词为人所知亦已在康熙十七年，七年前的康熙十年，蒲松龄何从知道包括这二首词在内的《耐歌词》，甚至手录《南乡子·寄书》相赠？ 或曰书的刊刻年代不等于其中作品的写作年代，抑或李渔此二首小令早在《耐歌词》问世以前很早就已经流传开来，而为蒲松龄于康熙十年抄录呢？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排除。 先看《梦江南·春游》小令，因为它不仅见于《耐歌词》，也见于《笠翁一家言初集》。《初集》卷首有康熙九年包璿序，康熙十一年壬子李渔自述，著录者或研究者往往以后者作为此集刊刻问世的年代，其实不然。此集分册付梓。李渔《与纪伯紫》书云：“今岁托钵于楚……前恳《一家言》序，芝翁欲得全本一观，然后属草。以弟种种著作皆经寓目，惟诗文未经多睹耳。兹因他作前后付梓，惟近体诗及绝句尚未灾木，先录二册寄上。乞宾主二人，细细校阅。”⑥此札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其时纪映锺客龚芝麓幕，李渔尚在楚游途中⑦。由上述这段话中可知，截至康熙十二年春，《初集》中的“近体诗及绝句”尚在整理待刻的状态，而包括《望江南·春游》一首在内的“诗余”位于绝句之后，自然也是如此。又因为包括“诗余上”在内的《诗集》卷七正文前题款云：“湖上笠翁李渔著，婿沈心友因伯、男将蟠同订。”⑧将蟠系李渔第六子，生于康熙十三年⑨，由此可证《初集》最终刻竣问世是在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也就是说，李渔的“诗余”作品首次面世至早也在康熙十三年。这一事实同时告诉我们：《梦江南·春游》一词在李渔最初的手稿中，词牌为《望江南》，首句作“何处去”，一直到康熙十三年后李渔的“诗余”作品首次面世时依然如此，假设康熙十年此词已经流传，文本也只能是如此。直到康熙十七年前不久，李渔编辑《耐歌词》时，才将此词作了改动，因此，康熙十年至十七年《耐歌词》问世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抄录到李渔这首词牌为《梦江南》，首句为“出游去”的小令。 再看《南乡子·寄书》小令，康熙十年李渔不可能有这首词流传于外，理由很简单，其年李渔还没有作这首小令。据《耐歌词》统计，李渔共有令词一百八十九首，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刻竣问世的《笠翁一家言初集》收入其中的七十二首，如果此前这首小令已经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在外，就会收入此集之中。事实上如前所述，这首小令仅见于《耐歌词》而不见于《笠翁一家言初集》，则其一定作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以后，故而康熙十年蒲松龄是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流传中的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的。 李渔这两首词共同出现在所谓蒲松龄手录李渔词的残稿中，既可以合证此残稿抄录的对象不可能是康熙十年李渔词流传的手稿，也可以互证各自在康熙十年间不存在以手稿形式流传的可能性。事实上，古代信息传播手段原始，除了极少数佳作一旦写成、不胫而走，传诵一时；酬赠应和之作在有限的作者圈内传播以外，通常情况下，诗人之作如非刻意以稿本形式流传，则其在刻印问世之前不可能外泄。李渔的这两首词既非酬赠应和之作，也非一旦写成、不胫而走的佳作，即使其作于康熙十年之前，载于稿本中时，亦不可能为人所知。本文只是为了进一步排除人们猜测的可能性，故而作更为精细的考辨。 现在可以准确地判定，据说是蒲松龄手录李渔词的残稿就是《耐歌词》的一个抄本。其是否是蒲松龄所抄录又当别论，但抄录时间一定在康熙十七年以后。这一点明确、彻底地否定了康熙十年蒲松龄抄录李渔《南乡子·寄书》等词回赠作者的说法，因而彻底澄清了近30年来关于李渔与蒲松龄曾有交往的传说。此外，因为李渔自序《耐歌词》之时已是康熙十七年戊午中秋前十日，词集的刊刻问世之年当更晚。而“康熙十有八年己未长夏后三日”，李渔在《芥子园画传》序中云：“今一病经年，不能出游，坐卧斗室，屏绝人事。”⑩康熙十九年正月李渔就去世了，因此，即使这部《耐歌词》的抄本真是蒲松龄抄录的，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