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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产生的根源 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一直想就此条记载求证于杜先生，但直到2012年4月才发一电子邮件相询。次日，即蒙杜先生回复云： 这条材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1950－55年在某地相识，交往至今)张先生提供的。他是淄川人，蒲松龄的老乡。后在某地政府办公室和政协等部门任职，爱好文学，平时很注意有关蒲松龄的资料。据他说，是在蒲松龄故居得到蒲松龄手书李渔《南乡子》词，他认为是蒲松龄赠给李渔的，推测是蒲松龄在作宝应知县孙蕙幕僚时邀请李渔戏班去演戏，二人相见。1982或83年张先生告诉我这条材料，很兴奋，我正写有关李渔的文章，没有太多思索，也没有进一步考证，便放进去了。但是，事后想想，有些草率，一直后悔。特别是许多文章都引用这条材料，我更感不安。现在也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做学问不能推测。所以我后来自己写文章也不再说李渔、蒲松龄会见事。请你也慎对此事。 去年我去山东讲课，又与张先生见面，他又把珍藏多年的蒲松龄手抄(？)一部残稿给我看，好像是《耐歌词》，首页有“松龄之印”“蒲氏留仙”印章，我因不能确证，未敢示人。 相隔近30年，终于知道了《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中此条材料的来龙去脉。杜先生还将这部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作为附件发送给我。 2012年5月7日，我又收到杜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电子邮件，其中有云： 前些日子我曾同你谈过我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草率和失误，悔之不及。由于我的误导，别的学者也跟着我受累。我乃罪之魁祸之首也。就此，我应该向学界谢罪……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含糊。 坦诚接受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向被误导者致歉，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学术情怀。 问题出在何处？是否就“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这一流传甚广的传说之误？对读杜先生信中披露的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材料来源和单锦珩、俞为民、沈新林、盛伟诸先生对这一传说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一传说的主体部分是这样被“合理”推演与拓展出来的：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聊斋诗集》中有《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七古一首，歌舞的“梨园”当为李渔的家班女乐→《聊斋诗集·南游诗草》中又有《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则蒲松龄与孙蕙此番去扬州的目的是邀请李渔的家班女乐到宝应演出祝寿→蒲松龄此二题诗均作于康熙十年其处宝应知县孙蕙幕中，孙氏观李渔梨园歌舞是在此年春天，则其时蒲松龄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换言之，二人此时有交往。这一推演过程完全建立在李渔与蒲松龄有交往这一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每一步都依靠推测想象来连缀与弥合，源头则是所谓的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如果能够确证康熙十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则此传说不攻自破，比其它证明方式更有说服力。例如现存关于李渔的全部资料中，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康熙十年李渔曾居停扬州；包括蒲松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在内，没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蒲松龄与孙蕙邀请过李渔和他的家班到宝应演出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还只是不能一锤定音的旁证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