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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所谓李渔与蒲松龄康熙十年曾有交往，不过是一个颇有吸引力因而流传甚广的传说而已。这一传说源于据说是蒲松龄手书李渔的《南乡子·寄书》一词，但此词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年李渔亲手编定的词集《耐歌词》，康熙十年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李渔/蒲松龄/传说/澄清 【作者简介】黄强，扬州大学文学院 近30年以来，李渔与蒲松龄曾有交往的传说递相传播，几乎成为不需要证明的定论。二人是否曾有过交往，无论是就李渔研究而言，还是就蒲松龄研究而言，虽然都无关宏旨，但终致构成一个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其间的启示值得深长思之。本文力求确证其说之误。 一、李渔与蒲松龄交往的传说 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产生，始于杜书瀛先生发表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的《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文中云： 李渔虽未到过山东，但和山东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有过一次交往。那是1671年，31岁的蒲松龄应聘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为知县喜庆之事，蒲松龄专程去请李渔的剧团来宝应演出。当时李渔已经60岁，颇有些名气。蒲松龄对这位前辈作家十分敬慕，并不持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世俗眼光鄙视李渔的职业，而是抄录了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以为纪念。 文中杜先生未披露材料来源和考证过程。或许因为李渔与蒲松龄这两位清初名人如果有交往，太具有吸引力了，近30年来，李渔或蒲松龄的研究者们对杜先生这一未经证实的说法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单锦珩、俞为民各自所撰的《李渔年谱》，沈新林的《李渔评传》，盛伟的《蒲松龄年谱》，徐保卫的《李渔传》，无不据杜说加以合理的描述、想象甚至虚构①。在李渔的书中找不到印证这一交往的材料，就到蒲松龄的书中去寻找，移花接木者有之，添枝加叶者有之，在一种美好愿望的集体驱使之下，这一未经确凿考辨的记载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传说的程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杜书瀛先生本人的想象，而又难以经得起推敲。例如沈新林的《李渔评传》云： (蒲松龄)在当时颇负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推重。施、王皆为李渔友人，也许由于施、王二人的介绍，蒲松龄风尘仆仆地由苏北赶到苏州，邀请李渔的戏班为由宝应县知县调署高邮州的主人孙蕙庆贺四十寿辰。李渔不辞劳苦，乘船从苏州出发，经长江进运河，沿大运河北上。不一日抵达孙蕙官府。李氏家班的演出令一代名流蒲松龄大饱眼福，大开眼界……蒲松龄比李渔小三十岁，两人以文艺为媒介，结成了忘年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蒲松龄把他的诗作抄写一份，请李渔指教，李渔提携后进，挥笔书写新词《南乡子·寄书》一阕相赠。② 与单锦珩《李渔年谱》所述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相比，这段描述中有两个变化：一是蒲松龄邀请李渔的地点改在了苏州，而且不是与孙蕙同去的；二是蒲松龄抄录李渔词《南乡子·寄书》赠李渔，变成了李渔将自己的词《南乡子·寄书》书赠蒲松龄，这首词是“新词”，而且是在蒲松龄抄己诗向其求教后的回赠。 这样的叙述令人不能无疑的是，邀约的地点在扬州，毕竟还有蒲松龄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可以牵扯附会，改到了苏州，蒲松龄哪一首诗歌里提到过这回事？孙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农历二月十六日，康熙十年农历二月十六日为其40寿辰，而李渔此年是在初夏以后才居停苏州的③，谓李渔此时从苏州赶往苏北为孙蕙祝寿何从谈起？如果说李渔曾书写新词《南乡子·寄书》赠蒲松龄，为何李渔不能据眼前事即席赋词赠蒲松龄，却只能以一首根本不相干的小词聊以塞责？凡此种种，均不能自圆其说。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