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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之桐，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极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鳱鴠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1]237 在枚乘笔下，桐树生存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那里地势险要，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山谷中溪水湍急翻腾。桐树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要经受风雪雷电的激荡摇撼，各种考验极其严峻。不仅如此，与桐树相伴的各种飞鸟也同样遭遇不幸。因此，桐树在恶劣的环境中积蓄了生命的能量，制成琴之后化为乐曲释放出来。傅毅的《七激》载于《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其中对于梧桐所处恶劣环境的渲染更加充分： 梧桐幽生，生于遐荒。阳春后荣，涉秋先凋。晨飚飞砾，孙禽相求。积雪少，中夏不流。 这基本延续了《七发》的描写手法，把梧桐在各种自然暴力的压迫之下，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马融的《琴赋》虽然只存残篇，但其中：“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两句，已看出马融也一定是突出了琴材梧桐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生存环境的恶劣艰难。《笛赋》所描述的制造笛子的竹，产于衡山，当是指今天湖南省内的衡山，战国时隶属楚国，山的四面虽然气候各异，但植被繁茂，景色宜人。那么枚乘所描述的龙门山梧桐，马融所说的衡山梧桐，生长环境真是如其所言吗？梧桐作为一种重要树木，《诗经》中不止一次提到。《?{风·定之方中》写道：“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这首诗是叙述春秋时期卫文公在楚丘重建宫室的情况。梧桐树成为栽植在宫室周围的树木，据考察，楚丘故址在今天河南滑县东，是平原地貌?，那么，梧桐也一定是栽植于平地上。《大雅·卷阿》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里说的梧桐长在山的东坡上，面朝太阳，充分享受阳光照射。事实上，梧桐树不可能长在悬崖峭壁上，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无法与松柏相比。由此看来，《笛赋》所描述的竹子的生存状态，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是以客观现实为根据。而在《七发》、《琴赋》中对梧桐生长环境的描述，则是发挥想象的结果。 王褒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文坛上最有影响的赋家之一，他的《洞箫赋》(载于《全汉文》卷四十二)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作品同样是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继承了《笛赋》和《七发》的创作形式。与二者不同的是：《笛赋》只描写了竹管生长的衡山四面自然环境；《七发》既写了梧桐生长的自然环境，也写了周围栖息的鸟类，突出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和鸟类的悲鸣；《洞箫赋》承袭《七发》，但它描述的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竹林中生活的禽鸟猴猿有悲有喜： 托身区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磕磕而澍渊。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成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 竹生长在江南山川，受天精地气的滋养；竹周围的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嬉娱悲吟，全部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在这样的优良条件下，《洞箫赋》进一步描写了演奏音乐的是盲乐师，他们因为才能和感情无从发抒，便专注于音乐，专注于洞箫。这一切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达于极境的重要条件。这是对《笛赋》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作品的主干部分是对洞箫演奏时艺术效果的描绘：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净厌瘱，顺叙悲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鞫，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这段描写沿用了《笛赋》的比拟手法，不同的是，《笛赋》多用典故，而《洞箫赋》用具体的人伦关系、人物形象和自然景象来表述抽象的音乐，更显得亲切感人。这篇赋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影响了后代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汉代以乐器为题材的辞赋，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构模式：先叙述制造乐器的竹木在蓄积生命能量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次写乐曲的悲哀之音，最后渲染赏乐者的忧伤之情。是以悲哀之情贯穿全篇，以悲始，以悲终。这种模式在结构上继承了《笛赋》，但在情感表达上发生了新变，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色。这种情况到汉末又发生了新变化。汉末文坛领袖蔡邕有很高深的音乐造诣，他的残篇《弹琴赋》，见于《蔡中郎集》，是一篇以乐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篇赋与枚乘、王褒、马融等人的赋又有所差异，它所展现的制琴的原材料也是梧桐，生长环境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木，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颠，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钟律。[1]8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