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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 从上文分析可知，唐初学士诗歌中的用典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性、技术性问题，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考量。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场合中的文学要求，学士们必须预先做好相关场合的用典储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初唐文馆学士下很大力气组织并参与编撰了大量类书和总集，其间固然有国家文化普及的考量，但是他们自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类著作大都是分门别类，整理抄录前代事类、文章、秀句等，分类相当细致。以许敬宗主持编撰的《文馆词林》为例。《文馆词林》现存三十卷，尚不足当时千卷巨制的三十分之一。这三十卷残卷中的文体分类有诗、颂、碑、诏、敕、令、教、表等八类，这八类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仍能很好地体现其文馆“工具书”的特点。该书卷六六二为“征伐”类诏书，卷六六四为“抚边”类诏书，卷六六五至六七零为“赦宥”类诏书，显然这是按照使用场合的大类来归类诏书的撰写模式。而在大类之下，又进行了细分，比如在“赦宥”类诏书下，卷六六五侧重于拜谒山陵、祭祀、迁都类，卷六六六侧重于皇家婚庆生子类，卷六六七侧重于天灾祥瑞类，卷六六八侧重于改元类，卷六六九侧重于功成平定类，卷六七零侧重于恩诏大赦类。再如卷六九五“令下”记有“移都、毁废、祭祀、崇学、田农、政事、举士、赏罚、军令、赦令、杂令”等十一类令。由于卷六九四缺，故不知“令上”部分还记有多少类“令”。以上所列诏书、令的分类显示，《文馆词林》中对什么场合下诏书、令这两种文体如何撰写都给出了“模版”。该书中现存诗歌很少，但编撰体例及其“模版”功能应相同。只要记住这些“模版”，词臣学士就可以在各种公共场合处变不惊，随境制文，且不会出大的差错。 唐初学士们在编撰大量类书、文选类图籍的同时，自身的文学素养也日益提高。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记，仅敬宗主持编撰的图籍就有：《五代史》《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等，其应制诗用典贴切，诗料丰富，与此有极大关系。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参与这些文化典籍的编撰者身份以及典籍内容会发现，编撰者多有南朝文化背景，编撰内容也以采自南朝典籍中事类、文章为多。自魏晋以降，南北文学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南方文化、文学优势明显，唐初在文学观念上虽批评南朝，但在图籍编撰中大量采用南朝文化资源几乎是别无选择的事情。学界对初唐诗歌的南朝化色彩是有共识的，但在考察其形成原因时，却需要更加谨慎和细致。既然贞观君臣都批判南朝文风乖典则、尚淫丽，具有政治身份的文馆学士们在观念上反对南朝文学思想而在实践上喜爱南朝丽词俊音的现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他们在各种公共场合开展文学活动时，其诗歌中用典既然多来自类书、文选，也就必然会带有浓厚的南朝化色彩，文化资源上选择性余地不大所导致的不得不为之，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像许敬宗这样的学士，有良好的南朝文化世家的家学滋养，加之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学积蓄、广泛的文学实践，使得他们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能够把隶事用典如水化盐般地与诗篇的遣词造句、声韵偶对、布局谋篇、意旨表达等技术性因素结合，在各种文化场合恰切地创作出符合身份与环境的具有南朝风韵的佳作。试看其庄园宴集诗《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归》：“倦游嗟落拓，短翮慕追飞。周醪忽同醉，牙弦乃共挥。油云澹寒色，落景霭霜霏。累日方投分，兹夕谅无归。”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在贞观五年至十三年间，从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十一年至十三年间。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贞观十年，许敬宗因文德皇后丧葬期间失仪而远贬洪州。细味“倦游嗟落拓，短翮慕追飞”句，诗当作于其从洪州回朝不久，未被大用之际。于志宁曾与许敬宗同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此时官至太子左庶子，门第阀阅望高一时，其政治影响显然是许敬宗欲借重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体会当时宴集场所的政治气场，以及许敬宗在其中的位置。这类没有帝王参与的文学活动，其间学士因官职高低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微妙的关系，从而使得宴会成为一个微妙的文学场域，身处其中的人必然要权衡自身在这个场域中的位置，并进而确定自己的文学表达，场面上或许都是一片欢乐，但文字上的工夫却要仔细思量，这是一种无需言明但必须琢磨的文学意味。 与许敬宗的宫廷应制诗相比，这首诗看起来浅易很多，字面意思并不难理解，而实际上几乎每一句都隐藏着典故，只有充分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一些微妙之处。首联“倦游”句典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此句言因生涯落魄而厌游宦也。“短翮”句语出鲍照《赠傅都曹别》：“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此言仕途无路而追依于志宁也。“周醪”句化用《世说新语·任诞》中“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庐”典，敬宗郡望高阳，此处巧借“高阳庐”，既切同醉同乐之旨，也有回邀主人之意。“牙弦”句语出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表达二人高逸超俗的情志。“油云”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落景”句语出谢朓《酬德赋》：“睠落景之徂辉，苦清颜之倏忽。”虽是写景，但也是可以体悟出一些生命感的。“投分”句化用潘岳《金谷集作诗》中“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之意，既用金谷切宴集，又表达了白首同归的深情。综合来看，这首诗表达了偃蹇之慨、追慕之怀、宴集之乐、高逸之志、感情之契，谦恭而不失分寸，非常得体。 从上诗中也不难看出，许敬宗对《文选》一类的类书、文集以及南朝诗人的丽词佳句是极为精熟的。《太平广记》“轻薄部”记：“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6](卷二六五)资料本意是讥许敬宗轻薄，但从另一个角度则不难看出许敬宗对曹、刘、沈、谢的文字非常熟悉。由于北朝文学实绩远不及南朝，唐初学士们便多从南朝文人的佳篇秀句中摘词袭意，甚至直接模拟，下者堕入堆砌剿袭之篱，而上者亦能融汇己情。如许敬宗《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游人倦蓬转，乡思逐雁来。偏想临潭菊，芳蕊对谁开。”融宦游之感于乡思之怀，比之江总原作，虽有微凿，情致转深，颇得南朝小诗神韵。大抵而言，唐初诗坛上的南朝流风，与这种源于文学资源限制的摘词袭意的模拟有极大关系。 综上所述，初唐文馆学士基本上都是以词臣兼领，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对他们的诗歌进行批评时，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出发，必须结合其政治身份。唐初学士们编撰图籍、诗歌创作等文化活动，大都有多方面的政治考量。唐初诗歌在内容、技巧、风格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多与学士诗歌创作的政治性特征有一定关系。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唐初学士诗歌创作过程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但有利于我们对初唐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解，也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