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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士诗的仪式性特征 翻检弘文馆学士的应制诗歌会发现，这些诗歌的创制大都是在特定的公共场合，比如朝会、释奠、封禅、庆功、皇室嫁娶等。如唐太宗有《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杜正伦有《玄武门侍宴》诗，彭庆生据《册府元龟》卷一百零九所记“贞观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定此诗作于贞观七年正月十五[5](P35)，显然这是在重要节日举行的政治宴会活动。这样的场合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如气氛的庄严、场所的富丽、举止的郑重、程序的严谨、步骤的规范等，而这种仪式性必然会赋予其间的文学活动以强烈的仪式化色彩，进而影响其内容表达与艺术表现。词臣学士在这样的场合创作时，作品风格必须与仪式的要求相匹配，也需要表现出典雅郑重、恢弘富丽等特点。应制诗歌略无风情，与这种仪式氛围对文学作品郑重肃穆的风格要求有很大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各种正式的活动场合，文学叙事必须与仪式程序相契合，哪怕仪式程式非常繁琐，文学作品可铺叙繁缛，但必不能遗漏。词语选择也必须与堂皇宏大的气象相一致，宏阔整丽可以过度，但寒酸隐晦是绝不可以的，可见应制诗的一些诗体特征是与仪式的特殊性要求密切相关的。试看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地游穷北际，云崖尽西陆。星次绝轩台，风衢乖禹服。寰区无所外，天覆今咸育。窜苗犹有孽，戮负自贻辜。疏网妖鲵漏，盘薮怪禽逋。髯飞尚假息，乳视暂稽诛。干灵振玉弩，神略运璇枢。日羽廓游气，天阵清华野。升晅光西夜，驰恩溢东泻。挥袂静昆炎，开关纳流赭。锦轺凌右地，华缨羁大夏。清台映罗叶，玄沚控瑶池。驼鹿输珍贶，树羽飨来仪。辍肴观化宇，栖籞萃条支。熏风交阆阙，就日泛蒙漪。充庭延饮至，绚简敷春藻。迎姜已创图，命力方论道。昔托游河乘，再备商山皓。欣逢德化流，思效登封草。” 据考证，这首诗作于贞观二十年九月。是时太宗甫灭薛延陀，至灵州，敕勒诸部归附，称天可汗，遂于灵州勒石纪功。太宗作《执契静三边》，敬宗有此应诏之作[5](P70)。显然这是一个庆功仪式，是歌颂太宗功业的场合，而且是歌颂一统寰宇的盛大功业，当然需要大手笔，展现宏大气象。“玄塞”“昧谷”指的是北境和西陲，“窜苗”指代的是南方江汉一代的地方武装力量，三个词语不但包举宇内，而且紧扣太宗诗题中的“三边”。“干灵”两句不但突出太宗的运筹天机，而且扣“执契”二字。其下十二句围绕“静三边”铺开，词采琳琅满目，极陈王业辉煌，气魄宏大，堂皇端正。“辍肴”以下八句歌咏帝德化天下，文雅典重，是台阁气象。最后四句用“商山皓”典故，紧扣自己身兼太子右庶子的身份，并巧妙地运用司马相如草封禅文之典故，颂美太宗功业比肩汉武，表达文笔报效之志。总而言之，仪式的宏大典重与作者的宏才伟词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篇气象阔大、格调郑重、用词典丽、铺叙繁缛而层次井然的应制佳作。 这类诗作经常遭到诟病的一点是大量堆砌典故和华丽辞藻，名曰典丽，实则剥离性情，为无病呻吟的獭祭之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理解应制诗文的仪式性特征，会发现这样的构篇制文方式其实包含着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学素养。朝廷的仪式性活动，哪怕是一般的朝会宴飨，都是在公共场合举行的具有很强政治性的群体活动，而群体性场合的政治活动就要符合一定的政治规范，而礼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历代正史中的“志”部分，《礼仪志》往往是被放在最重要位置的，其叙述也是最详尽甚至繁琐的，充分显示出“礼”在封建王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朝廷设有专门的礼官，在各类公共领域的活动中，对活动的每一个仪式所涉及的礼法都有严格的规制，对于参与其中者来说，违制失仪并不是生活琐事，轻则降薪罚俸，重者免官去职，甚至关乎身家性命。如《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记：“先天二年，(唐)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所以，词臣学士以文辞颂美的方式介入这种仪式性活动的第一要求就是政治正确，确保政治正确的最佳方法就是依据现实政治需要寻找成规旧制，用典因之成为国家仪式中文学活动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比如上引许敬宗《奉和执契定三边》诗尾用“商山皓”典故就极其得体。“商山四皓”典出《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是讲秦末汉初长期隐藏在商山、眉皓发白的四位饱学隐士。刘邦钦慕四皓久之。在刘邦欲废太子刘盈之际，吕后接受张良建议，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卒佐太子以继位。据两唐书《太宗本纪》，灵州勒石纪功时，太宗新立晋王不久，而敬宗为太子右庶子，不但表达了辅佐太子继位的忠诚，还传达出自己才学宏富而心在隐逸的情志，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