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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幕府对乾嘉文学的影响 1.幕府宾主的酬唱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乾嘉幕府热衷于文化事业，幕主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四库馆臣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幕客，不少幕客兼长诗文和考据，在政务、学术之余，诗文雅集不断，酬唱不已。“嘉道之间，承国家极盛之余，海内富庶，名公巨卿类多风流，笃嗜文学，乐与诸贤俊商略往还，不惮屈己之下，而财力赡给又足以佐其优礼，故幕府常极一时之选，而博学高文之士，藉恣游览而广著述者，往往栖托其间。”[14]卢见曾任扬州盐运使，招致四方文士，“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15]，袁枚甚至称“士喁喁然以万数”。文学的雅好与富庶的财力使得幕府如万川归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卢见曾再度修禊红桥，大会江南名士，“和修禊诗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15]228，一时扬州纸贵，沈德潜、袁枚、厉鹗等诗坛宿将纷纷加入和诗的行列，诗坛广为传颂，为乾嘉文学佳话。朱筠幕府更是垂惠于下层文人，“先生提倡风雅，振拔单寒，于后生小子见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即称道不去。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槪”[16]。朱筠的“椒花吟舫”是京师文人雅集之所，每日几乎是宾朋满座，翁方纲、姚鼐、纪昀、王昶等人是朱筠幕府的常客，黄仲则、洪亮吉、章学诚、汪中等幕客的文学成就更是让朱筠自豪。朱筠视诗坛领袖袁枚为“隐者”，袁枚推荐的文士一到京师便被朱筠引用，东南文学通过幕府在京师加强了联系，法式善在《答简斋先生书》中说道：“南来人士，相晤于文酒宴会间，必曰‘吾随园授业弟子’，‘吾随园私淑弟子’，缙绅先生遂为之刮目。”[17]封疆大臣毕沅一家能诗，在任职西北、湖广期间纷纷招致文士，其中不乏文学才子，洪亮吉、孙星衍等曾是门下客。毕沅爱好文学，“尚书虽拥节钺，勤王事，未尝一日释书不观；手披口诵，刻苦过于诸生。诗编三十二卷，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者，尚书早岁读书地也。”[8]370听说黄景仁的诗才，毕沅迫不及待地发出邀请，未至而先厚金赠之，一时成为诗坛佳话。续卢见曾之后，曾燠任两淮盐运使，驻扬州十余年，他在官署中辟“题襟馆”，与文士往来唱和，四方宾客从者如云，陈康祺称“盖几乎海内龙门矣”。乾嘉文人幕府对下层文人的招纳壮大了文坛的队伍，幕府的雅集、出游和诗等活动几乎成了常态，这刺激了各地的文学创作。据柯愈春不完全的统计，乾嘉两朝诗文作家5000多人，诗文集6500种以上，诗文创作的盛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丰富的创作实绩与乾嘉时期达人们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2.幕府规训了士子们的创作。乾嘉士子队伍庞大，在政治高压下，他们无法像宋儒那样干预朝政，也不能像明代文人那样结社清议时务，生活的艰难、社会职业的分化、通俗艺术的流行使得他们不再以“立法者”的地位自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承受生活和思想的双层压迫。科举的艰难使得游幕成为士子们解决物质生活、实现人生理想的有效途径，而他们也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具有很好的人文修养，能平等地对待幕客，对幕客的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学诚记载游幕朱筠幕府的情境，“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泉涌，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18]朱筠的人格学问影响了章学诚的一生。乾嘉幕府多是汉学的阵营，幕主们虽然不满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理路，但对于理学的普世价值，他们还是认可的。戴震是乾嘉汉学的悍将，他不仅对宋明理学家的治学方法提出批评，而且也否定了理学的价值，《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体现了他的思想，然而，这样的著作却遭到了朱筠、钱大昕等人的否定，认为戴震的这些作品“可不必作”。乾嘉时期幕主们虽然倾向于汉学，但并没有怀疑理学的普世价值，学术活动和文学创作是在维护帝国统治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卢见曾多次修葺扬州的文化景观，雅集文人，除了是个人的爱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点缀升平，王昶在《湖海诗传》中说道：“修小秦淮、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以奉辛未、丁丑两次宸游。”[19]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每次都是接待重地，卢见曾的文人雅会与王朝的意识形态一起形成了一出大合唱，无形中消磨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卢见曾的诗文多是雅集酬唱，现实指向性的作品很少，他的一段话道出了雅集背后的意识形态，“自古一代之兴，川岳钟其灵秀，必有文章极盛之会，以抒洩其菁英郁勃之气。其发为诗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20]曾燠、毕沅、朱筠、王昶等幕府虽然雅集不断，但也多是点缀升平的酬唱，根本上就没有触及王朝的政治底线，他们以诗文协助统治阶级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 3.促使文人从诗文向考据转向。乾嘉是考据学占主流学术话语的时代，梁启超说道：“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21]考据不仅仅是受到达官贵人的提倡，而且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精通考据是进入仕途的捷径。“乾隆中，大兴朱氏以许郑之学为天下倡，于是士之欲致身通显者，非汉学不足见重于世。”[22]考据比文学更具有诱惑力，从诗文转入考据是乾嘉士子的共同经历。“吴中七子”的钱大昕、王鸣盛曾是晚年沈德潜的得意门生，沈德潜选编的《七子诗选》名盛一时，然而，钱、王二人最终以考据为人生的归宿。段玉裁、汪中、邵晋涵、章学诚等人都在游幕中经历了辞章到考据的转向。“毗陵七子”的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等人年青时享有诗名，袁枚称洪亮吉“旷代逸才”，称孙星衍“奇才”，黄景仁被时人称为“小李白”。游幕之后，这些文学青年纷纷转向考据，甚至连不擅长考据的黄景仁也改弦易辙。袁枚在《再答黄生》中对黄景仁批评道：“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为己之诗文业已足矣，词章之学不过尔尔，无可用力，故舍而之他？不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无易事，只怕粗心人。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瓻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23]袁枚的批评点出了士子们的心理，“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而诗文“不过尔尔，无可用力”。黄景仁在亲历考据之后发现了非己所长，感慨“自忖不材终放弃，江潭瓠落寄吟身”。然而，像黄景仁这样由考据重回诗文的却是很少的。乾嘉文人幕府具有浓烈的汉学倾向，姚鼐在《朱竹君先生传》中写道：“尤喜小学，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24]乾嘉之际，在考据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的肌理派，这一诗学流派其实是乾嘉学术在诗学上的反映。幕主的汉学倾向无形中影响了幕客的创作。黄景仁幕食朱筠之后，在创作上曾改变自己唐风的传统，以考据入诗，趋于宋风。这种创作倾向在游幕士子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袁枚曾诙谐地提出创作中的这种弊病，“余笑答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余曰征书数典，琐碎零星，误以注疏为古文，一弊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甘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询。曰：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大笑”[23]168。这三弊正是考据学影响的结果，它与幕主的学术倾向是分不开的。袁枚在《答洪华峰书》中说道：“足下才健气猛，抱万夫之禀，而又新学笥河学士之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足下真古之人欤？虽然，仆与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1]1567以古字入文，这其实只是炫耀学问，已经远离了“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凌廷堪受业于翁方纲，诗学趣向完全转向肌理，诗歌变成了考据学的工具，审美性大打折扣，袁枚批评为“误把抄书当作诗”。士子们的考据转向是时代风气使然，对于他们的选择，我们无可厚非，但不加区分地把诗文与考据混在一起，这是对文学的戕害。 三、结语 清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幕府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士子队伍的壮大及“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促使幕府走向兴盛。在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幕府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幕府在接纳知识精英的同时无形中也改造了他们，缓解了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对抗。幕府给文人士子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以幕府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创作的高潮。在幕府的规训之下，文学的娱乐性增强，失去了现实指向的情怀，诗文数量虽多，但高水平的作品很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