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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关 键 词】游幕/考据/乾嘉文学/考据 【作者简介】梁结玲，男，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与诗学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一个世纪的经营，清代社会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到了乾嘉时期，遭战火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物质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人口总量达3亿，泱泱大国的气象日益显露。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清政府取消了童试名额的限制，各地科举生员数量迅速增加，而有限的乡试、会试录取名额又将绝大多数的士子拒于官场之外。整个清代科举录取率只有1～2％，而在人口繁盛的乾嘉时期，录取比率则更低。同时，士子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职业——授馆却没有增加，庞大的士子队伍一直是清代尾大不掉的社会问题。乾嘉商品经济发达，这为士子分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稽古右文”、编修地方志等文化政策的指引下，热衷于文事的官员、商人积极养士，幕下汇聚当时一流的学者、文人，促进了乾嘉学风的转变，为文学创作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纵观乾嘉时期的学人、诗人，不难发现，他们多数都有游幕的经历，幕府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有的甚至因为幕府而改变了自己的治学方向，考察乾嘉文学，文人游幕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一、乾嘉的文人游幕 1.乾嘉士子的文化情怀。清初遗民承受着名节的精神枷锁，他们在故国的追思中耗尽了生命，而到了乾嘉，在新王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没有了在出处的名节顾虑，积极入世成为这一时期士子的显著特征。然而，与前代相比，科举入仕已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袁枚说道：“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1]凌廷堪更是尖锐地指出：“夫制举之业，学者结发从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比然也。”[2]制举的艰难使得士子们转向了游幕，幕府可以提供暂时依栖的场地，同时也是成功进举的人际保证，乾嘉不少进举的士子都是从幕客、“捉刀”开始的。 乾嘉是一个博学的时代，与宋明士子兼济天下的情怀相比，乾嘉的士子更多的是热衷于文化事业，这与乾嘉高度集权与高压的文化政策有关。对于有抱负的士子而言，游幕是实现个人事业、理想的渠道。郭绍虞在评述黄仲则时说道：“其实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哪能没有游资；诗人交游很广，未必全无资助。总之，在当时所谓文士而言，其所谓穷，只是对达而言，啼饥号寒，不过一时现象，毕竟还与一般寒士有别。”[3]确实，乾嘉诗人黄景仁关注的并非只是穷达问题，他更在意的是声名传世，《武进县志》记载：“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4]李兆洛说道：“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盐者大抵操赢，拥厚资，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5]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士子，在乾嘉承平的社会环境里，仕宦的穷达并非唯一的标准，成就学术、文学功名仍然是不少士子的选择。章学诚一生游幕，四十岁时考中进士，但他已无心入仕，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一文中，他表露了自己的心扉，“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于此不得藏息，则不如徇世俗之所求，犹为不失所业。”[6]长年的游幕，四方游食，使得他“几无生人之趣”，能够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支撑下来的就是文史校雠之业，“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6]706。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对于友人，他也以事业相规劝，在《与邵二云论学》中，他说道：“岁月不居，节序川逝，足下京师困于应酬，仆亦江湖疲于奔走，然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6]665邵晋涵是章学诚最好的朋友，他学识综博，曾有志于重修宋史，然而最终并没有完成这一宿愿，这与“京师困于应酬”有关，章学诚对他的规劝应该说是很诚恳的。 洪亮吉年青时便有诗名，袁枚“逢人辄诵之”，据年谱记载：“十一月，以馆谷不足养亲，买舟至安徽太平府，谒朱学使筠。时学使尚未抵任。沈太守业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适安徽道俞君成欲延书记。太守以先生应聘。已至芜湖，有留上朱学使书。学使得之甚喜，以为文似汉魏，即专使相延入幕。”[3]39洪亮吉的才华引起了幕主们的注意，他们争相留幕，以荣馆阁。加入朱筠幕府后，洪亮吉与孙星衍、汪中、邵晋涵等人以古学相勉，由诗文转向了考据，并最终在考据上取得成就。乾嘉诗坛领袖袁枚、赵翼等人也都有游幕的经历，袁枚自小便有“每饮不忘惟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的志向，最后以诗文享誉文坛。对于当时展露文学才华的人才，如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等，袁枚都以诗文相激，希望他们在诗文上有所成就。 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显学，考据学对士子有极大的诱惑力，四库馆开馆后，士子游幕的风气更是加重，章学诚有一段记载：“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骏乎移风俗矣。”[7]在乾嘉政治高压之下，考证经史成为朝野的风气，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爱好诗文，考据与诗文成了士子们扬名于世的重要方式，不少人成为文学幕客，诗名扬于一时。 2.幕主的好文好客。清代中叶社会承平，文人幕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著名幕主有卢见曾、朱筠、毕沅、曾燠、阮元等。这些幕府罗织了大量不得志的诗人，频频集会，酬和娱乐，点缀盛世。同时，他们还帮助下层士子出版诗集，“查他山先生诗，以白描擅长；将诗比画，其宋之李伯时乎？近继之者，钱玙沙方伯、光禄卿申笏山。笏山卒后，毕秋帆尚书梓其全集”[8]。在幕主的推动下，贫寒士子乐此不疲，他们不仅可以藉此有个仕进的依靠，而且还可借诗文留名后世。“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9]平民诗人的崛起与当时达人们的奖掖有着密切的关系。钱泳在回顾乾嘉诗坛时说道：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輶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10] 乾嘉诗坛的兴盛确实与阮元、毕沅、卢雅雨、曾燠等达人的推免奖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的门下，汇集着大批落魄的文人，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资助，不少贫穷的文人才得以出版个人的诗文集。卢见曾在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屡屡雅集，使得扬州为一时诗文之盛，赵慎畛记载：“卢雅雨培植后进。李葂以诸生善诗，为先生所赏，延至署中。及葂卒，先生归其丧于家，为置千金产，以育其妻子焉。后沈归愚宗伯选葂诗入《别裁集》，皆先生之力也。然则先生子孙无不中进士者，不亦宜乎？”[11]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回忆自己的老师朱筠： 先生(朱筠)提倡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廈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乱草不除，杂花满径，聚书数万卷，碑版文字千卷，终年吟啸其中。足不诣权贵，惟与好友及弟子，考古讲学，醒酒尽醉而已。[12] 朱筠不幕权贵，独乐于下层文人和诗、探讨学问，成为乾嘉文人领袖，“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这并非阿谀之词。阮享在《瀛舟笔谈》卷十中记录了封疆大臣阮元的事迹： 两浙诗士为余兄最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享等之师友，前后几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延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孝廉保初、石门方茂才廷瑚。余兄尝欲撰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13] 这十子的集子虽然没有最终刊行，但阮元资助其他人刊行的集子却是不少。在乾嘉，幕主与幕客之间虽然是雇佣关系，但在身份上，两者却是平等的，幕主尊重幕客的意愿和选择。在重文的时风下，有才华的诗人倍受幕主的追捧，天才诗人黄仲则便是一个例子。黄仲则生前贫穷，周游四方，袁枚、毕沅等乾嘉达人赞不绝口，死后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好友洪亮吉在行状中说到：“君之丧，沈君经卹之甚至，巡抚毕公暨今陕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赙之。皆俾亮吉挟之归，以奉君之亲，以抚君之孤，以无贻君九泉之戚。毕公又将梓君诗以行。盖数公者，于君皆始终礼爱之，为近今所难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4]604一介寒儒，受重如此，幕主们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自谦：“秋帆尚书德位兼隆，主持风雅。枚山泽之癯，何能及万分之一？乃诗人好相提而并论。孙渊如太史云：‘惟有先生与开府，许教人吐气如虹。’徐朗斋孝廉云：‘弁山制府仓山叟，海内龙门两扇开。’”[8]388袁枚和毕沅一朝一野，两两相和，对乾嘉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