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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的上述成功关联着重要一点，那就是作者深厚而丰富的乡土经验。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生活的熟悉，二是对乡土生活的情感关注。叶炜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情感积累，从而有助于他对乡村日常生活景观和乡民日常生活习惯进行真实的还原和复写，同时也能够使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与展现乡村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在创作《后土》时，叶炜有意淡化知识分子味，尽可能多地赋予语言浓郁的泥土气息，直至让整部小说都充满真正的乡土味道。大量的创作实践一再证明，“只要是切实反映生活底蕴的作品，都有作家自身的经验在创作中的投影。凡是浸透了作家对于生活深切感知、体验的‘经验’，作品便会产生独到的艺术审美效应，并使读者从中获得审美快感”⑤。叶炜在对乡村往事追忆回顾的同时，对于当下农村相对城市的日益凋敝也感同身受，对于诸如外出务工谋生的男子身患怪病和妇女失足堕落、留守妇女的道德失守等诸多现实问题都加以特别的关注。在阅读《后土》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叶炜对故土深挚的感情依恋，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们他更是饱含着真切的关怀和同情。他关心农民的疾苦，积极地为他们代言，喊出了农民的心声：“在中国，农民总是最苦的……谁还能比咱农民的地位更低?”真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在长期的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始终是最低的。虽然有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之说，但实际上，除了个别农民通过农民起义的极端方式获得过非常态的利益外，它基本上是以沉默和分散的状态承受着社会最大的压力和最多的灾难”⑥。 《后土》的叙事艺术中，也体现出叶炜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尊重。在叙述中，作品尽量避免以单一的价值取向对现实经验进行过滤和提纯，始终注重对原生态的生活经验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和表现，无论从生活细节呈现还是人物形象刻画等方面都有所表露。对农村生活细节尤其是农民动作的把握和呈现显现出叶炜观察眼光的锐敏和还原乡土真实时笔力的雄厚。以妇女骂街为例，叶炜在描述的过程中没有加入一句骂人的具体话语，仅仅通过表情、神态、动作等肢体语言便把骂人者写活，“骂到酣处，蹦着高骂，跺着脚骂，直到骂得昏天黑地，骂得口干舌燥，才肯罢休。最为厉害的是把嗓子都骂哑了，还在那里挥舞着胳膊比划呢”。另外，“蹲”这个典型生活细节的捕捉极其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如果没有相当的生活经验和独到的观察体验要想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是不可想象的，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深得农家“三昧”。 当然，《后土》的叙事并非完美，显示出作者在乡土经验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首先，《后土》的叙事还没有完全与乡土融为一体。虽然叶炜有意追求小说语言的泥土气息，还原家乡的泥土味道，但文本中的人物对话依然难以完全摆脱知识分子气，地方语言味道还稍嫌薄弱，对话有时会给人以冗长无味之感，对于乡村语言的提炼和借鉴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和提升。事实上，关于地方方言与乡土小说创作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尤其是在地域间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当前语境下更是如此，加之语言教育对于规范化用语的强力推动作用已经使得文学创作与地方方言间越来越呈现出疏离的姿态。然而也正因为此，文学创作尤其是乡土小说更有必要自觉地对地方方言加以特别的重视，以寻求突破当前作家尤其是“七○后”作家所面临的方言写作的困境。此外，小说中的某些故事情节过于追求奇幻，颇有为神秘而神秘之嫌。比如小说中写道，村民们因连着下了七天阴雨便纷纷开始咒骂土地爷，以至骂声形成一股气团，积聚在麻庄上空后又形成一个巨大磁场，终而硬生生地把细雨推了回去。这样的描述本身不仅与实际脱节，不具备任何真实性和可能性，对于情节推动和人物塑造乃至情景营造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诸如此类脱离生活经验的事例，也恰从反面说明遵循经验叙事的重要性。 其次，在处理乡土经验和更高立场关系上，作品也存在不足。“偏执或拘泥于地域经验”不仅会“限制了作家的思维模式，阻碍了文学作品精神境界的提升”，并且能使“作家陷入文本世界封闭化和人物性格类型化的泥沼难以自拔”⑦。这就要求作家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现代眼光重新打量、审视地域经验和传统文化。虽然叶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重建农民精神信仰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重建不能是简单地不加批判地直接挪移过来，使农民们回归到原始生民对土地的信仰，如果试图以这种对土地神的“神性”信仰来抵制外来宗教信仰的渗透则更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之嫌。这种片面的强化不仅有可能导致精神的倒退，而且与小说末尾指出的依凭现代观念和现代资本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蓝图设定也是难以调和的。如此一来，便容易陷入精神与物质相互剥离的悖谬境地之中，导致脚步已经踏入现代而头脑还停留在古代的圈框。当然，我们并非是要主张全盘西化，但对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古朴信仰进行现代的审视和扬弃还是大有必要的。如何使得农村既能蒙受现代文明的雨露又不失其乡土本色，也的确是当前乡村改造必须加以解决的一道难题。作家必须用超越性、批判性的眼光穿透世俗层面及传统经验世界的包围，方能获得价值的深度和精神的厚度。农村未来的发展最根本的保证还是要立足在体制改造和道德规范方面，想靠传统信仰的回归来对人心加以勒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它只能停留在乡土小民的美好愿望中而无实际操作的可能。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末尾把王远的结局设定为得了一种怪病，也显得有些落入俗套，难免会让人产生因果报应之感，从而降低了反思现实的深度和批判现实的力度。 尽管《后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成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尤其是在当前乡土小说日渐衰微的背景下更显出其可贵的一面。当前乡土文学界呈现出创作萎缩的局面，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作家，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者很少，而且，即使是坚持在乡土生活中徜徉的年轻作家，与现实的关联也普遍薄弱。他们的创作大多具有强烈的怀旧特点，在创作题材上也偏于以回忆为主，在其创作中时常显露出尚“虚”(乡村文化)避“实”(乡村生活)的创作态度。“怀旧”情调浓厚的作品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于描写的是昔日的乡村生活，因而“传达出的不是当时的现实状况，而是他们对往昔乡村伦理世界的怀恋和温情感受”⑧。旧日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都已经像照相中的美化功能一样被重新整理和修改，乡村生活的苦难记忆也已被家乡温情和甜蜜回忆所重新装饰和改造，对于乡村真实情境的摹写却往往因此付之阙如，没能把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乡村的真实体验和独特感受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当然无意苛求作家都全面细致地表现整个的乡土生活，但确有必要加强对乡土写实美和风景美的呈现，这对乡土小说来说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远离了现实，不仅会阻断作家与乡村的精神沟通和情感联系，也会导致乡土小说与描写对象——农民之间进一步隔离，从而窒息乡土小说的生命力。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不能“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而是“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炜的《后土》带给乡土作家特别是同龄人诸多启示。一方面，当下乡土世界具有充足的书写意义。当前的乡土社会正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代，其丰富复杂的内涵绝对具有值得作家们探索和思考的价值，也一定能够酿造出真正的伟大作品。另一方面，乡土的书写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作家乡土生活的积累，思想艺术高度的提升，更需要作家坚韧、不懈，耐得住在商业文化大潮中的孤独和寂寞。可以说，时代给包括叶炜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提供了机遇，但也是一场挑战，只有坚持者才可能是胜利者。 对于叶炜个人来说，《后土》已经使得他在乡土书写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希望他继续在这一领域里跋涉和耕耘，也期望他取得更多的收获和更大的成功。 注释： ①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从〈后土〉的创作说开去》，《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6期。 ②玄珠(茅盾)：《小说研究ABC》，第11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 ③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第2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④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⑤余华等：《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第19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⑥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⑦陈富志：《论地域经验对新时期乡土叙事的限制》，《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⑧贺仲明：《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暨南学报》2013年第1期。 ⑨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