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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上，唯有不断的新类群命名才能保持文学链条的延伸活力和新鲜状态，层层进行类群命名本身已经证明了这种类群命名现象的短暂性。同时，这种类群命名的风气也说明，这样被进行繁多类群命名的文学缺乏一种主题立场和风格方向，因而也缺乏美学感受的整体性和持续性。 这样，原本打算以类群命名显示的繁荣并没有能让被类群命名的文学长生不老、代代相传，反而使它们相互替代得更快——它们只有出奇才能制胜。1990年代类群命名现象的层层替代，为后来文学的更快速更迭埋下了伏笔，证明了1990年代文学与2010年前后文学的某种一致性。 只不过，2010年前后的去命名写作比1990年代的命名写作更加茫然、更加没有主题，所以也替换得更快。同时，它们在不断替换中还在加快抹去相互间的差异，直至它们都变成同一平面：因为人们的时尚生活就是无差别和非深度的，2010年前后喧闹的时尚文学必须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以换取它们自身的生存。 这样，1990年代文学类群命名的一致性被2010年前后的文学从相反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已经无法利用相似而又重复的类群命名去显示文学生命力，人们已经对类群命名有所厌倦；另一方面，人们也已经难以找到这种相似而又重复的现象之间的差异性，新出现的作品具有更多的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娱乐性与非思想性连接得更紧凑，没有了思想，自然就不存在思想差别，当然也就没有了文学差别。 许多专业的文学写作者和批评者正在逢迎这样的无差别文学时尚，已经开始承认一致的商业性文学标准，开始不加辨别地为畅销写作和网络写作说话，并将这样的写作行为冠以新锐思想和时尚风格而推行。当这种情景出现的时候，表明1990年代文学的类群命名和代际区分中的无差异性观念得到了普及，于是，有差别的文学意义也就没有需求、不再重要了。 2000年后逐渐活跃的文学新生代以他们对1990年代文学风格差异的放弃意识以及对无差别性的放大行为结成了一个同盟集团，类群命名在他们这里的无效，证明1990年代文学缺乏激励和引导文学后来者的某些内在品质，因而，类群命名已经无法将新一代写作进行区别或分离——新一代写作的一致性就是新一代写作的力量：他们宁愿拥有自己个人的名字和一代的虚无，而不愿拥有文学的命名和一代的意义。 在1990年代，人们因某种被类群命名的文学而自豪、而崇尚某种风格以至某个作家；在2010年前后，新锐一代写作将此颠倒过来，人们因崇尚某个名字而崇尚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一切而既不问苍生也不问鬼神。这证明1990年代的文学不是新一代所要的文学，或者他们不愿将文学看作经典或者传统意义的文学。 新锐写作拥有的是彼此相似的文学个体：主要只有身份、地位、销量、分控、点击的差别，没有什么风格和主题的差别，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求差别而求模式化和制作性，因为他们是针对有固定口味的现实人群而生产作品的。不同文学个体之间争夺的，不是主体的差异，而是谁更加富有、谁更加拥有江湖地位，其写作目的从始至终就是在文学中打家劫舍、江湖发迹。 1990年代的文学与此完全不同，1990年代的文学毕竟还是要显示某些差异：写身体还是写底层、精致地写还是粗糙地写。写底层就相对粗糙鄙俗一些，写身体就相对精致诗意一些。毕竟写身体是从西方模仿过来的，写底层是土生土长的，写底层似乎是写民间的羽化，根深苗壮，无限变化，因此一些贴近底层的作家就可以从1990年代一路红火到今天，仗的就是那股乡村和底层的粗俗气息。 这迎合了有几千年传统而根深蒂固的民间意识，这种意识中的很大成分就是小农意识或农民意识，这也是我们多年来的获奖作品大多写乡村或底层、作者也大多出身于乡村或底层(读书后或当兵后进了城)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的文学一直有一种受鼓励的核心社会意识，但这种受鼓励的核心社会意识缺乏艺术意识的提升，也难以用这种社会意识去统辖其他文学写作。 于是1990年代文学产生的主要差异就在于：宏大叙事弱化了，但民间叙事强大了。所谓个人化写作，其实就是各自为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不受限制，真正审美意义上的写作个人化并没有怎么得到社会核心意识的支持而实现。在民间叙事与社会核心意识合流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文学基本与市场化意识形态合拍，它的基本思想方向和社会方向是市场化意识形态，并沿着此方向形成了1990年代文学的整体性，它的普遍表现是小农式获取与时尚享受合流。 所以，写作个人化和身体叙事的个人自由意识在底层叙事与平庸叙事的民间意识压制之下，总是强大不起来，于是它们只能向其自身寻求变化，因此出现繁多的类群命名情景，但彼此又并无本质差异，在追求个人得到与享受的基本意识层面，它们与民间叙事是统一而没有差异的。 到了今天，直接用80生、90生这样的代际划分来称谓文学现象，并不显示80生写作与90生写作之间有多大差异，而是以此突出它们共同的与之前文学不同的新锐写作特质，这种特质轻易抹平了1990年代文学中城市与乡村、身体与底层、崇高与卑微、诗意与鄙俗的差异和分歧，这表示对因被命名而含有意义的那些文学的轻视或忘却。这种文学新生代行为虽然轻浮，并且意味着它们自身对文学的某种迷惑和失语，但他们对1990年代文学的毫不在意也显示了1990年代文学缺乏让人继承的内在品质。 文学品质的变换并不总是与代际相关，在整体性的1990年代文学中，虽然时或提到从50生到70生的文学代际，但因为它们具有一致的文学品质，没有也不可能将它们明确区分开来，实际上它们拥有根本的一致性：它们都不否定现代中国文学的精英传统和人类文学的经典性，不同代际的差别只在于宏大的与卑微的、传统的与时尚的区别。同时，不同代际被分散到不同的文学类群命名中，并由此可能没有明确界限：一个60生作家可能是个优雅的身体写作者，一个70生作家可能在很粗糙地进行底层叙事。 这样的一致性显示出，与其后的文学相比，1990年代文学多少还是有特殊性的：表现什么、怎么表现还是有区别的，无区别的只在于不追问为什么表现。而在更加新锐的80生写作和90生写作中，有着代际的一致性：它们都以置疑现代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核心意识而作为它们的立足之本。在它们看来，表现什么、怎么表现和为什么表现都不是决定文学的要素，决定文学的是成败：谁获得成功谁就是文学，而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成功和社会成功。这样，文学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诗性标准，成为因时而变、依情而定的实用主义。 2000年以后文学代际的无差别性是文学基本意识的无差别性，而1990年代文学却有着承认当代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一致性意识，这种意识决定了1990年代文学现象的某种无差别性和整体性。但是，虽然1990年代文学与2000年后文学有不同文学意识的差别，两者却又有着现实意识或者社会意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由于1990年代的文学像2010年前后的文学一样，也并不追问为什么生活和为什么写作，只呈现正在发生的生存和与之相关的生存意识、只表现文学写作行为本身，它就与其后的80生、90生文学同样有着依附于现实的寄生性或者与现实意识的一致性，而市场化现实的利益主义原则已经在文学中植入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要素，正因为有此现实意识传统的根基，这种意识才能够在2000年以后的文学中变本加厉、淋漓尽致，使2000年以后的文学愈来愈变成商业成功和资本成功。 类群命名行为和被类群命名的现象在2000年以后没有延续下去，这证明了类群命名本身的脆弱和那个文学时代的脆弱，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力量就体现在这些被类群命名的现象和行为中，而今，这些已成熟完备的现象却在商业化和媒介化的文学新锐冲击下一触即溃，这些类群现象被瓦解还原为原来的作家个体和作品个体，而作为个体，他们的文学实力自然就不如新一代由去命名而无差别所结成的同盟大军那样汹涌澎湃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