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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历史叙述的三个维度 诚如有人所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治是头脑，经济是筋肉血脉，那么文化则是灵魂。对于文化的书写与探求关乎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情感的建立、民族认同的形成，进而会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建设、文化创新、文化生产的动力与源泉。那么我们如何进行文化的历史叙述呢? 最近这段时间，我连续参加了两个相关问题的研讨。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唐弢文学论坛”，主要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讨论当代文学史叙事的相对整体感是否可能，代际的断裂与共通文学史的困境，当代文学史叙事的历史观，文学史的现实感如何体现，主流文学史是否已经走向终结等问题。另一个是“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学者试图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为构建新世纪中华文学史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学术动态可以看出，如何在新的形势和语境中找到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文化的历史叙述方式，已经日益成为有关怀的学者的共识。 在我看来，文化的历史叙述其关键点逐渐聚拢到三个维度：首先是整体观的关怀，即我们站在何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尺度下进行文化观照。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显然应该走出一己个体的局部经验，而具有超越性;同时他又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时代与社会中的个人，受限于特定的语境。综合此二点，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叙述显然应该是具有中国气象和本土关切的，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从整体上进行观照。尽管在经过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理论的变迁，“总体性”已经被视为一种已然沦陷的霸权，但整体观并不是要重复某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强调文化间彼此的尊重与理解、交流与对话，在一种关系性的联结中给予差异性的文化以共享与共生的空间。 其次，历史性的尊重，即进行任何历史叙述，严格而谨慎地将史料的真实性和认知的真实性统一起来。这并不是重复兰克史学的“客观性”俗套，或者“历史主义”那种刻板，而是既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同时也要有明确的历史性担当和情感认同。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为例，事实上就显示了某个特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从被他者表述到自我言说的尝试。这种不同话语所叙述出来的历史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都具有在其主观立场下的真实性，但是却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历史性”需要在不同话语的碰撞和交融中产生。 第三，现实感的参与，即无论何种历史叙述总是要介入到当代的文化实践中去，要将静态知识进一步向动态实践转化。知识如果仅仅沦为不及物的言说，那就是死去的展览物，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娱乐。纯粹趣味性的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文化只有真正发挥到干预现实的作用，才是活的、具有能动性的事物。历史叙述的现实感要求文化走出历史的封闭圈，把历史转化成现实实践的动力之一。惟其如此，文化才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最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力。 诚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进入到关于历史叙述的整体观、历史性、现实感的讨论之中，相信假以时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在这样稳健的“范式转换”中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