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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特色 回族是中国人口仅次于汉与壮的第三大民族，其民族共同体可以追溯到唐代。由于商品贸易、传教及战争等原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南亚的穆斯林来到中国，不少人在华定居下来。自唐至宋，这种迁徙绵延不绝，并有一些在华与穆斯林习俗相近的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回纥、突厥等加入进来，成为回族的先民。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更加速了这种民族流徙，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就是回族先民。明代是回族形成的主要时期，此后日益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做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但是关于“回族文学”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则直接将“回族文学”归结为“回族人民群众口头和书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将其概念和范围设定在以以作者的族属为划分标准。这是近些年来民族文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虽然未必完美，却不失为一条中立稳妥的途径。 在这种对于“回族”和“回族文学”的界定中，《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显示出三方面鲜明的特色：一是具有实事求是的客观视角，它的编纂法遵照流传下来的史料和口头传统的调研结果，努力以平实的描述呈现过去的作家与作品，较少进行过于主观化的阐释和解读，从而让读者自行进行评判。“民间文学卷”往往在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几乎忽略不计，这显示了一种精英书写文学的傲慢，而本书则独立一卷，给予充分展示，这样一来，让文学史知识本身成为了主角，同时让我们反思“经典化”的文学史所可能存在的一些苴漏——“经典”在不同的视角和话语之中具有可变性，它们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 二是在地理和空间视野上的突破，因为回族散居全国各地且有移居国外的，这使得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在一般文学史的历时性之外还要补充入共时性。这在“当代卷”体现的尤为明显，它将当代回族文学分为北京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中亚东干族等不同板块，从而绘制了一副完整的回族文学地图。空间视野的引入可以进一步细化对于某个具体的民族的认知，即以回族而言，它的内部也充满了多样性，虽然有着总体的一致性，但因为地缘不同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差别。 三是现场存照的档案性。文学历史的书写总是一个以“后见之明”回溯的叙事，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都是以当代的历史观念为指针对过往的文学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编排、叙述，经过时间淘洗逐渐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已经转化为今日文学教育的丰富资源，那些依然处于变动不已的文学现场则需要当代人立此存照。占五卷本近一半篇幅的是近现代和当代卷则努力回到历史现场，让回族文学的完整性得以展示。比如“近代卷”对于报刊媒介多所关注，同时将翻译文学也纳入进来。“当代卷”则力求全面囊括老中青、有极大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作品与尚不知名的作者，存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收入并述评的许多作家也许在时间的淘洗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话语所淹没，但就回族文学自身而言却也是其生动鲜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一方面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存储了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材料，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少数民族在“自我表述”时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地方。 重写历史是文化更新和转型时代必然现象，从1980年代以来在文学史书写领域就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其实在那之前的历史书写的实践中，就不断地有着未曾明言的“重写”：梁启超“新史学”提出要重新反思二十四史的帝王家谱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则重新叙述了中国的过去，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和当下也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针下不断地重写过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和思潮涌入更是带动了史学界一大批的重新书写浪潮。然而，所有的一切重写其实都是围绕着现实来的，历史总是根据现实语境的变化而在进行重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重写如果发散开来，其实可以引导到我们进一步思考整个民族文化的历史叙述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