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尚教化的政治原则 周礼的文化意义与政教目的在于教化，与人文化成、政治伦理相关的文化、文教、礼文质素，成为儒家文学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教运作与信仰建构，周代的礼乐教化以外在的典章制度的实施和内在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实现社会的精神控制与民族的文化整合。同时，作为内在的情感慰藉与灵魂安顿，它又关涉宗法伦理与血缘亲情。儒家教化源自天、地、人同型同构的意义世界，又以“君子之文”对人加以规约点化，特别注重“化”、“化成”的过程，强调教化所引发的精神世界的自觉改变。儒家理解的“文化”，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义，也即“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周礼作为文治教化的依据，是华夷之辨的前提、文野之分的界限。儒家重视礼乐教化，无论是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礼教，还是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乐教，其意义不仅在于政治制度的创设，更在于别上下、明贵贱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对民众生活自觉的人文价值引导与塑造。无论是人情、人性的内在调节，还是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外在和谐，均可以在教化的框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整合。因此，与礼乐传统密切相关的“观风察俗”、“善以教成”、“经世致用”、“劝善惩恶”等命题，以其彰显的社会人生关怀与现实主义品格，备受历代儒者推崇，而强调文学艺术与政治道德、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则成为儒家文学思想发生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尊史崇圣的历史原则 尊崇往古，企慕圣贤，注重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脉络化历史叙事，是周礼重要的价值理想，与复古、三代、道统相关的“祖述尧舜”、“述而不作”、“知人论世”、“征圣宗经”等命题，构成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历史原则。礼乐传统重视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重视个体生命在历史传统之中对文化生命的继往开来，通过不断的教化传递与文化承接，将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中，从而使之获得民族文化的共通感和认同感。对历史文化连续性、传承性的高度自觉，对黄金时代的追忆，成为“轴心期”思想家建构的一个共同点，也营造出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复古文化模式。这种向后看的历史文化观，在文化传承上衍生出“贵古”与“趋新”两种立场，在复古与通变之间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平衡适度，成为儒家文学史观的核心问题。文学退化论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特有的书写模式，也使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文学观念都呈现出极其浓郁的向后看的乌托邦色彩。儒家极力塑造出上古帝王的伟大人格与传承谱系，以此建构古史的黄金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道统的来源，也是历代复古思想的依据。孟子有明确的圣贤传承的历史建构意识，以德行、人伦联结古史，总结出“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结论，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说诗方法、“尚论古之人”的理想境界，注重“历史性”和“具体性”的协调统一，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种在历史的时空脉络中阐释经典意义的方法，成为儒家文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传统。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传承周礼为宗旨。梁漱溟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称为“周孔教化”，即周公创设礼乐制度，孔子加以继承和传扬。周礼传统奠定了儒家文学思想发生期的原初语境与价值取向，也确立了儒家文学思想在审美理想与批评标准上一以贯之的传统，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中，使之积淀成为中国古代正统一脉文学思想的核心，演变为中华文化深层的观念结构与思维范式，并作为稳定的审美原则、言说模式制约着文化创造过程。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当代语境中，儒家文学传统中诸多正面因素及其所包含的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仍然是我们理论自觉、思想创新的重要源泉，值得珍视并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