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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民间七言歌谣与文人七言诗 汉镜铭文“七言镜歌”在西汉早期即已出现的事实，说明句式整齐且逐句叶韵的七言诗当时就已出现，并在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描述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到文人仿作的发展、演变轨迹时，不能忽视“七言镜歌”的存在。 从西汉时期 “尚方镜”官方制作背景看，西汉时期流行的“铜华镜”、“尚方镜”和带有“新”字铭的“七言镜歌”，其“始作者”应是具有官方背景且具备相当文化素养和文字掌控能力的专业人士。上述“七言镜歌”与今所见汉代文人七言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诉愿”而后者“抒情”。抒情的七言诗，其情感一定是诗性的个性化展现，而诉愿的七言镜歌，其所表达的愿景，恰恰必须摒弃个性化的情感藩篱，追求典型化和涵盖性，这决定了“七言镜歌”与汉代文人七言诗的不同。可见，汉镜铭文“七言镜歌”在以“七言构句”、“七言句成篇”且 “句句用韵”等特点上，与汉代文人七言诗相同，但在内容的表现上却存在差异。汉镜铭文“七言镜歌”有别于七言体形式的“歌谣”或“谣谚”，也与文人的七言诗不同，这说明两汉时期的七言诗存在多种形式，汉镜铭文“七言镜歌”构成了七言诗形成、发展和演变轨迹上的重要环节。 可追溯至神祇祭祷仪式中的祝语或嘏辞 汉镜铭文“七言镜歌”在内容上体现出祈福的特点和祝语的性质，其渊源或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神祇祭祷仪式中的祝语或嘏辞。“祝”本为“告神之辞”。“嘏”则为“祝传神意之语”。其内容和形式缘于“人事”而包含“侯”或“禳”两个方面，因此，在内容上，祝语或嘏辞区分为祈福或祝福之语、避祸或禁忌之辞。从其发展演变看，祈福或祝福之语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已有所表现，汉镜铭文即应承其而来；避祸或禁忌之辞则在战国时期具有格言和警句色彩的散体短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面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都出现了 “七言”形式，只是前者至汉镜铭文始见 “七言镜歌”，而后者则在战国时期的散体短语中出现了七言体形式，并往往以“诗”的面目流传于世。《战国策·秦三》载有“范雎答秦王问”文字，其中范雎引“诗”云：“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其首句《吕氏春秋·博志》引作“果实繁者木必庳”。可知这一名为“木实繁”的“七言诗”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实际上，《吕氏春秋·博志》引“果实繁者木必庳”句时，尚有另外二句，三句依原书引录顺序为：“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无遂功。”皆为完整的七言句式，在构句形式上与“木实繁”相同，但并未叶韵，故而称其为“七言体短语”或者更为恰当。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引“木实繁”、“凡有角”相近似的“七言体短语”形式，在《逸周书·周祝解》中亦存在，如：“叶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离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再如：“维彼幽心是生包，维彼大心是生雄，维彼忌心是生胜。” 上引《逸周书·周祝解》两则“七言体短语”皆载于“周祝”篇中，其渊源应与“祝”有关。依《周礼》，“祝”有“大祝”和“小祝”。前者“大祝”之“六祝之辞”既有“祈福祥”、“求永贞”的“年祝”、“吉祝”，也有“弥灾兵”、“远罪疾”的“化祝”、“筴祝”。后者“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同样包含“吉”与“凶”两个方面。从《逸周书·周祝解》所录“叶之美”三句看，其于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重在指出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将引发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所致，又往往是 “凶”或“恶”的结果。《战国策·秦三》所载“木实繁”同样如此。《吕氏春秋·博志》所引“凡有角”也具有相同特点，只是稍有变化。“凡有角者无上齿”在《大戴礼记·易本命》引作：“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可见，“凡有角者无上齿”具有格言性质，揭示出“含齿者不戴角而戴角者不含齿”的规律性特征。如此，“叶之美”三句中后二句的至理名言意义便不言自明。如果从“吉”与“凶”两方面考察，上述“七言体短语”都是从“凶”的角度入手，借助强调事物向着相反方向变化的必然性而提出警示，具有预警的意义。 战国时期“七言体短语”形式的存在提示我们注意，在七言诗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注意汉镜铭文“七言镜歌”在七言诗形成、发展、演变轨迹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还需要看到战国时期“七言体短语”的存在，从而将七言诗形成的时间上溯至更早的历史阶段，同时，还应关注七言诗与早期神祇祭祷仪式中祝语或嘏辞的渊源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新资料与秦汉文学研究新视野”（11BZW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