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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新世纪的抗战小说与20世纪的抗战小说相比，数目更加繁多，描写视角更加扩展，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入，在战争反思、人性书写、民间话语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也在借鉴世界经典战争小说的同时不断确立自我的独特性。笔者以为，抗战小说要想取得更大的繁荣，需要作家确立人道主义立场和终极关怀意识，有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要抵制消费主义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并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 【关 键 词】新世纪/抗战小说/战争反思/人性书写/民间话语 【作者简介】赵佃强(1975—)，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的创作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涌现出大量的作品，据笔者所掌握的篇目而言，2000—2013年间，抗战长篇小说除网络小说之外已达200部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更多。然而，目前学界对抗战小说的研究依然主要集中在20世纪所创作的作品上，所作评价和结论也基本都是由这些作品得出，新世纪以来的诸多作品则被遮蔽与搁置。因此，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小说，对这些作品进行较为系统、整体性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一、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整体面貌 对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整体面貌进行描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其一，从书写动因来看，新世纪的抗战小说既是作家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产物。首先，从前一个层面讲，抗战小说是整个民族对“遗忘历史”的一种反抗。托尼·朱特就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遗忘的时代’，我们简直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刚刚过去的昨日总是迅速被搁置到了一边；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弃了，而我们亟需回到对历史的见识。”[1](P23)应该说，进入新世纪，我们离抗日战争的历史又远了一步，并且这一历史越来越受到“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精神的解构、遗忘甚至嘲弄，尤其在年轻人那里，已形成一种很大程度的历史断裂。然而，抗战历史关乎整个民族的创伤性记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深深铭记并从中汲取沉痛教训。作家何顿就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好好地认识，真是让人感叹和嘘唏。思考片刻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而如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愈来愈被大众所忽略，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2](P1)。正因如此，在2000年，何顿离开了他所擅长的领域而创作了抗战小说《抵抗者》，呼吁国人既要做侵略的抵抗者，又要做遗忘历史的抵抗者。同样，徐贵祥写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尤其年轻一代的读者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那场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国民族的文化较量。从而，了解我们的今天和明天”[3](P469)。其次，从后一个层面讲，抗战小说因本身所具有的题材的重大性、故事的传奇性以及想象性也成为一种文化消费资源，作家创作这类作品往往会拥有更多的读者，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责任与市场的融合促进了这类小说的繁荣发展，使得抗战小说在数量上取得极大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其二，从篇幅上来看，新世纪抗战小说主要是长篇，短篇小说较少，中篇小说的数量也急速下降。回顾上个世纪，所产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往往是中篇，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周梅森的《国殇》、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刘震云的《温故1942》等；而新世纪以来的中篇小说则历历可数，代表性作品仅有像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陈昌平的《汉奸》、凡一平的《理发师》等。另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耗时长、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比较多，像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全书共6部，300多万字，历时16年时间；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全书共8部，450多万字，历时10年时间；王火的《战争与人》，全书共3部8卷，160多万字，历时7年时间；柳溪的《战争启示录》，全书共2卷34章，80多万字，历时8年，等等。而新世纪类似这样的作品则很少，目前所知主要有四川作家温靖邦的《虎啸八年》，全书共6卷200多万字，历时10多年，新世纪大多数抗战小说的篇幅一般都处于小长篇、大中篇这样一个状态。这背后说明，两个时段的社会语境、作家心态和艺术追求都有了较大的差异。在新时期，创作大部头小说的基本上都是年长的作家，他们往往都具有“史诗”情结，具有重写历史的冲动和还原历史真相的激情以及总结历史经验的责任感，这一切使得他们不顾年高体迈甚至某种政治风险，敢于著书立说。而对新世纪的作家来讲，并不是说他们缺乏责任感，但与老作家相比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责任感的式微，同时，这些作家的读者意识更强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并且在一个热衷于表现、利润、速度的社会里，阅读已经变得困难，而费时费力去阅读那些大部头的小说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其三，从纪实与虚构的角度来看，新世纪“纪实抗战文学”出现了繁荣。尽管“纪实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但还是因某种惯例而被使用。目前来看，这类作品较多较杂，文学性不是很高，史料性较强，大多属于通俗读物。如200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晓辉《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之“抗日战争历史纪实丛书”；2010年白山出版社出版的李同峰《抵抗：黄显声辽西抗战纪事》之“东北百年战事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薛岳《湖南会战》之“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2012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施原《国民党对日抗战谍战纪实》之“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和平《落日孤城：中日衡阳会战纪实》之“鏖战·国军正面战场抗战系列”丛书等等。在这类“纪实”作品中，艺术成就相对高的主要有张纯如的《南京浩劫：遗忘的大屠杀》和邓贤的《帝国震撼》等。 其四，从描写抗战的主体来看，新世纪抗战小说主要包括国共两党的官方抗战和普通民众的民间抗战。对于官方抗战，绝大多数小说不再简单地运用二分法来描写国军抗战或共军抗战，而是将其置放在一起，不仅凸显联合抗战，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对话对比关系，以此体现抗战的复杂性以及两党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代表性作品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许开祯的《独立团》、何顿的《抵抗者》、石钟山的《残枪》等。同时，民间抗战得到了进一步的书写和强化，这种书写凸显了民众的力量，强化了民族意识，并且它们又带有传奇性、自由性和通俗性，更能吸引读者，背后体现了作家的读者意识、市场意识和写作策略，带有消费主义时代的特点。代表性作品如张者的《零炮楼》、赵冬苓的《中国地》、石钟山的《遍地鬼子》、谢颐丰的《气血飞扬》、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李晓敏的《遍地狼烟》等。 其五，从描写的视角和内容来看，新世纪的抗战小说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将战争作为主要内容，注重表现具体的战争行为和战争事件，战争场景、战役战斗通常得到细致逼真的描写。这些作品具有情节曲折、气氛紧张、高潮迭起的特点，能够把读者带入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场。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狼烟北平》、许开祯的《独立团》等。二是把战争作为布景设置，战争只是作者所提供的故事背景和素材，是一种整体气氛和时代特征，小说往往不去描写战争的血腥和惨烈，其真正的用意是表达对社会、国家、阶级、种族、性别、身份、历史、人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像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宗璞的《东藏记》、朱秀海的《音乐会》、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凡一平的《理发师》、陈昌平的《汉奸》、梁晓声的《懦者》等，可谓这类作品。三是“谍战小说”的兴起与繁荣。这些小说以抗战为背景，以抗战中的一些史料为依据，着重进行智力化创作，注重情节、悬疑、追杀、反特等元素，使得小说具备了强烈的通俗性。虽然增加了通俗性，但还是通过一些作家的执着探索，抗战小说在思想性、技术性与艺术性方面都有所增强，并未完全陷入消遣娱乐的老路，像麦家的《风声》以及龙一的《借枪》、《代号》、《深谋》等，都是这样成就不菲的作品。 其六，新世纪的绝大多数抗战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剧。代表性作品有：《历史的天空》(2004)、《亮剑》(2005)、《遍地鬼子》(2005)、《理发师》(2005)、《记忆之城》(2006)、《狼烟北平》(2009)、《风声》(2009)、《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永不磨灭的番号》(2011)、《遍地狼烟》(2011)、《中国地》(2011)、《金陵十三钗》(2011)、《借枪》(2011)、《八月桂花遍地开》(2013)、《零炮楼》(2013)等等。进入新世纪，抗战小说的影视化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小说和影视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必须承认，如果作家在写小说时过于关注能否被改编并由此迎合影视的要求，这势必会给小说创作带来伤害，使得小说失去它自身的特点而不再像小说。小说与影视各有其构成要素，应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尤其是小说创作不应该完全做影视的奴隶，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突出小说的语言张力和心理描写的魅力。 二、新世纪抗战小说的突破 抗战小说属于战争小说的范畴。经验告诉我们，经典的战争小说往往对战争和人性作深入的剖析和思考，而新世纪的抗战小说在这个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突破。同时，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民间话语则确立了中国抗战小说自身的独特性和本土性，使其迥异于西方战争小说。 1.抗战小说对战争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 首先，作品对抗战的正义性、合理性进行了捍卫，对中国之所以被侵略以及抗战的艰难性等进行了反思和追问。何顿的《抵抗者》传递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审视，同时揭示国共两党的“兄弟阋墙”现象导致了抗战的重大牺牲和战争的艰难性。都梁的《狼烟北平》形象地说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难免还会有下一次，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和民族存在，需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其次，许多作品剖析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悖论性，尤其借助“日本形象”表达了一定的反战思想。何顿直言：“我写《抵抗者》不是写一部讴歌战争的小说，旨在反战。”[2](P119)张者说：“战争是毁灭生命的，对于生命来说，战争没有胜利者，我向来认为战争本身并不值得纪念。”[4]《亮剑》中人物赵刚讲道：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无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们知道，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的这种正义性是很难仅仅用人道主义精神去诠释的，在历史伦理的层面，它体现的首先是正义。所以，中国作家并不是认识不到战争的两面性，并不是缺乏反战思想，而是在战争的冲突中必须作出选择。总体来看，中国作家对战争所作的思考与探讨已显得十分可贵。 2.抗战小说在对人性的认知上发出了多种声音 这种多侧面的认知集中反映在对人物的刻画描写上。首先，批判人性中的懦弱、妥协、投降，讴歌人性中的勇敢、进取、反抗。像《八月桂花遍地开》试图凸显蛰伏在中国人血液中、骨骼中和记忆深处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弘扬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遍地鬼子》为那些充满血性的男儿女儿歌哭，歌颂他们的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骨柔肠和英雄豪气；《我的兄弟叫顺溜》则塑造了喝着狼奶长大的具有狼性精神的抗日英雄顺溜，在日军投降后，敢于违抗命令依旧向日军讨还血债，这种不守纪律、桀骜难驯的个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站在“人类立场”对博爱、仁慈、宽容等人道主义内涵予以认同和肯定。朱秀海的《音乐会》认为：日本侵略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表现的是残暴和非人性，中华民族那时候那么贫弱而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就是在人性与兽性的战争中，无论多么强大的战争机器，代表兽性的一方永远战胜不了人性的一方[5]。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叙述了抗战结束后日军留下了许多日本孩子，他们成了战争的遗弃品，以女主人公杜鹃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和老百姓却在艰苦的环境下承担起对这些孩子的收留、抚养。杜鹃这一形象是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善良、坚韧、大爱的象征，而这与日本侵略者所表现出的兽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才是人类的希望。两部小说均做到了超越国家民族意识而从人类的高度去思考战争、观照人性，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经典化作出了积极探索。第三，对普通人物的行为和选择给予更多的同情，对人性的复杂性给予更多的理解，因此增加了很多令人感动和温暖的力量。凡一平《理发师》中的小人物陆平，作为一个理发师在一种情况下能用理发刀刺死强奸其师傅女儿的日本士兵，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为日本人理发、刮胡须、按摩，由此揭示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可能作出的选择。陈昌平《汉奸》中的老者李徵，出身于官宦世家，满腹学问，书法造诣深厚，日本人田中由于爱好书法三顾茅庐拜师学艺，尽管李徵一百个不愿意，但在刺刀的威逼下也不得不去日军据点教其书法。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展示了这样一个老者所面临的困境和内心挣扎。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他由外甥指引为八路军探听了鬼子情报，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但战争结束还是被指认为汉奸，最后被枪决。梁晓声的《懦者》的精彩之处，更在于叙述了王文祺如何在鬼子那里忍气吞声并与他们斗智斗勇地周旋，同时又如何忍受包括村长在内的村民们的不信任。后来，他在国民党的“肃奸”、“锄奸”运动中差点被枪决，在共产党的“反右”运动中也被打成“右派”，因汉奸嫌疑在“文革”时期又被武斗了一番。这样的书写显示了历史的吊诡，也展示了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幻沉浮。 3.抗战小说的民间话语得到了强化 在这方面，小说创作既体现了作家的历史观和价值立场，也使得作品更加真实、丰富并具有可读性。应该说，抗战小说的民间书写为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元素，这与中国复杂的国情、民情有着重要的关系，也使得中国的抗战小说迥异于西方战争小说而具有本土性特征。新世纪抗战小说的民间话语承载了多方面的含义与功能。首先，民间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还原了历史的本相，表征着中国抗战的“全民性”，凸显了底层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其次，民间话语更好地张扬了生命意识。民间蕴藏着一种素朴、原始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是勇敢、义气、血性以及自由精神的混合，这种力量平时处于潜隐状态，貌似风平浪静，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就会显现出来。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民间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在此时得到了喷发和凸显。无论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斗争、还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反抗，民间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大义和生命意识，昭示了一个民族不死的灵魂。第三，民间话语还承载着启蒙功能，实现了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张者曾言：“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小说，来反映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抗日战争这个灾难背景，是表现国民性最合适的历史背景，所以，我的写作初衷并非为了对一场战争的纪念。”[4]《零炮楼》对民间社会在抗日战争中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包括对村民身上所存在的恶习、陋习、迷信以及背后支撑的乡土文化等，进行了充分的书写和暴露；都梁《狼烟北平》里的小人物文三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他从小在叫花子群里长大，没有自己的名字，好吃懒做、爱吹牛皮，得过且过、混天了日。但是作家并没有一味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上落笔，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对普通民众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其反思的视角伸向了对官府的批判：在一个社会，如果统治阶级道德沦丧，老百姓的生命、福祉、安全和财产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责任也就无从谈起。第四，民间话语也浸染着消费主义的气息，凸显了当下时代的特征，隐喻着作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策略的调整。在消费时代，作家创作的动因既受到责任与良知的感召，也有着利益的驱动，他需要把小说写得好看以赢得市场，作家的启蒙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动摇和退隐。事实上，作家本身就是民间的一员，他更愿意融入民间感受它的丰富与活力，同时利用民间的优越性增加自己作品的魅力与可读性。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为抗战小说进行奇观化、欲望化、荒诞化、狂欢化叙事提供了可能。 三、新世纪抗战小说需直面的问题 我们肯定新世纪抗战小说所取得的成绩，当然并不代表忽视它所存在的问题。相反，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抗战小说才会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具体来说，中国的抗战小说创作需直面这样几个问题。 1.作家需具有独立的审美定力 应当说，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和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作家的创作空间得到了很大提升，但目前来看，仍然存有很多的禁忌。徐贵祥就讲述了小说《历史的天空》的曲折命运：为了能顺利出版，出版社的编辑不得不为他出谋划策，妥善处理书中所涉及的诸如国共关系、正面人物的负面性格、我军内部斗争一些敏感话题等，以免出现政治问题[6](P484)。可见，某些有形无形的规约还是给作家的心理带来很多障碍，因此，更加包容、开放、自由的创作环境已显得非常必要。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要坚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坚持真善美的理想，文明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知识分子的超越精神而带动的，那些能够创作出伟大作品的作家无不具有这种超越意识。海明威就这样说：“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如果战争期间条件不允许，那么他应当写好之后暂且不发表。但是，如果无论他出于什么爱国的动机，自己内心知道是不真实的，又偏要写，那么他就完蛋了。战争结束后，人们不要看他的东西，因为他的责任是告诉人们真理，而他却说了假话。”[9](P15)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境界，海明威才创作出了伟大的战争小说。 2.作家应戒除浮躁，抵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消费主义和影像化时代的挑战，当下一些作家更加功利和现实化，求多求快的浮躁心理严重，少了一些文学精神与生命情怀。就抗战小说创作而言，要想创作出伟大的经典小说，就需要作家付出种种努力和牺牲，包括需要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研究历史等等，这样一些费时费力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很多作家已经不重视这些，而把过多的精力和心思用在了脱离实际的情节、故事、悬念、技巧等层面，有的甚至过分渲染情欲、暴力，甚至以媚俗化倾向解构英雄、游戏历史。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由于价值观、英雄观的日趋多元化，去英雄化在如今的一些影视剧中也在改头换面，速度之快犹如川剧的变脸：猥琐的痞子、好闲的游民、青楼的妓女、帮会的头目、占山为王的土匪等等都成了主角，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去英雄化最终让真正的英雄走上了穷途末路。”[8]这里，虽然批评的是影视剧创作，但在很多抗日小说创作中也同样如此。卢梭认为：“如果一个作家为面包而写作，那么他的才华就会窒息毁灭。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往往会使作家写得快点，却不能使他写得好些。企图成功的欲望往往把作家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但是也会使他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他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9](P497)。这种思想剖析是值得中国作家很好地领悟的。 3.作家要有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 每个作家心中要有大爱，抗战小说的作家尤其如此。他们要有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要坚持人道主义立场，要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柏格森曾言：“战争虽然恐怖可怕，可是人们还是有好战心理，其原因一是人们会有选择地忘记战争恐怖，二是大自然聪明地在我们和异国人之间悬挂了一块幕布，一块用无知、谨慎和成见编织的幕布”[10](P204)。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够成为桥梁，通过阅读，人们能够对外来的他者以及他者的文化形成某种理解和宽容，从而就会去除偏见和排斥，避免误解与仇恨。故而优秀的作家往往能够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俄苏文学可以说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不论是写内战的革命文学还是写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20世纪俄苏文学都有影响世界的大师和成果，其文学表达的历史深度、人性深度、精神深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望其项背的。”[11]我们说，越是有这种差距，就越需要中国作家更加努力，抗战小说要想进一步到达世界的高度，产生出经典作品，就必须拥有跨越民族、种族、文化界以及各种界限来检视暴力和战争罪恶的勇气和立场，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战争简约为一种以暴制暴的平泛历史甚或闹剧。 4.需要有更多优秀作家投身抗战小说创作 在谈及美国南北战争文学时，美国学者艾伦认为：“这是一个未被书写的战争，原因是19世纪的很多大师们对这一宏大事件保持了沉默”[12](P78)。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更多优秀作家的缺席也是造成无法产生经典作品的一个原因。新世纪以来，抗战小说虽然作品数量甚多，但同整个文坛其它类型的小说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当下的许多作家似乎更愿意停留在自己的“个人化写作”世界里，写作的天地似乎越来越窄，境界越来越小。固然，每个作家都有写什么的自由，但是不要忘了，“如果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经历，不仅他不会获得解放，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灾难和浩劫的记忆最终会丧失。相反，众多的记述将会永存，会不断有人阅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反复为战争文献添加一些小说呢?”[13](P196)因此，需要更多作家体认战争文学的意义，也需要更多作家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中来。作家需要更多体认到战争文学的意义，也需要有更多的作家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中来。对中国作家来说，书写抗战的历史道路依然还很漫长，创作出经典的伟大小说依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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