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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晚明社群科举八股文传世文本之新变 到了晚明，大明王朝内忧外患，伤痕累累，崇祯帝锐意改革，文社士子参政意识增强，在文社科举八股文社稿编选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所选之文须符合圣人之道，这是文社编选社稿最基本的原则与标准，凡不合圣人之道而以佛、道入时文者皆不取，如艾南英在选历科四书文时就说：“其所以离合于圣贤之旨，非独以其文也，盖国家之功令存焉。”“大约据《学》《庸》《语》《孟》之旨以定文。”[18](《历科四书房选序》)从艾南英所言可知，其评选历科四书文所持的基本标准是圣贤之旨，这也是文社评选社稿之目的。而复社更是把“尊经复古”作为社稿编选思想，其目的还是帮助科举士子回到圣人经典上来，以创作出符合圣人之意，具有儒家经世思想的八股文章。 (二)所选之文表意须确，用词要雅。这是专门针对明代中叶以来，科举文风日趋腐朽而言的。明政府规定以科举取士，其目的也是让文人士子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并从圣人经典中探求治国理政之道。但是，明代科举考试并没有按照统治者所设计的那样达到预想目的，随着科举士子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八股程序文章的流行，承载阐述圣人经义的八股文体越来越走向了可供模仿的程序化道路，士子为学不知本之经术，而是专门攻读模仿“程墨”“房稿”这些八股文范本，词义表示不确，甚至以庄、老之语释经，经术不深，思想既浅，语言则俗，模拟、俚俗之语成为当时八股文的通病，艾南英就说八股文：“隆、万以降，杂以俚矣，方言鄙谚，时有见者。”[19](《今文定篇下》)因而，文社编选科举八股文社稿，首先看科举士子所作八股文表述圣人经义是否确切明了，文旨是否“不悖于圣人”[19](《今文定篇下》)，用词是否“雅驯”[19](《今文定篇下》)，以成、宏、正、嘉“理确”“词雅”“高简朴淡”之文为师法对象[19](《甲戌房选序上》)，并以此作为改变当时腐朽的科举文风的标准。 (三)编选社稿要有用于新政，并能正天下时文。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既更用二三大僚锐意天下事，始召对部院诸臣俾各陈当世之务”[19](《玉虎鸣序》)，主张“崇文敦教”[19](《玉虎鸣序》)，强调科举八股文章能有用于世。几社杜骐徵、徐凤彩、盛翼进等人所辑的几社社稿《几社文选》(明末刻本)就是为辅崇祯新政而编，杜骐徵在《几社文选》的序言中说：“明主方建隆业，……恶阘冗之风，下贤良之诏，固将博采声闻，览其讽议，以追古烈于无穷，贤良之士必出方正，方正之气必有切摩，既挟此名以求之。”《几社文选》显然带有辅佐新天子“崇文敦教”的政治色彩。而就在崇祯帝新政的崇祯元年，复社郑元勋，豫章社连城璧、艾南英相互配合评选当年会试中第士子八股文章800余篇，作为天下时文之楷模，以应崇祯帝“崇文敦教”的科举方针，取得“借房选以正天下”的新政目的[19](《玉虎鸣序》)。 总之，作为独特文学现象的文学社群的大量兴起对文学的影响具有独特性，社群为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平台，成为社团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而作为社群传世文本的社稿社刻就为文人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成为他们宣传社群文学思想的主要阵地，这对转变性灵幽深孤峭文风、形成文学复古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