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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中叶社群社稿的声气之求与自然适性 自明永乐以后，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到嘉、隆之际，社会发展达至鼎盛。此期优裕的社会环境导致以怡老为目的的诗社十分繁盛。明天顺以后，社会承平日久，此类怡老会社更加繁盛，李邺嗣言：“循至成弘之际，海内久治平，气淳俗厚，人风益高，于时名荐绅若兵部洪公常、给事卢公瑀、太仆金公湜六七人俱解组归田，因得从高士宋弘之恢、张景心憬、先栎轩讳端诸先生，相结为高年诗会，每值风日佳时，辄剪蔬共蔌，欢共为集，逍游散带，里人望之若仙。”[11]106此期怡老诗社的文学活动多为致仕官僚文人雅集之点缀，重在怡老养性，对文学发展影响不大。郭绍虞认为这一阶段的怡老性会社并不重要[12]538，社内社稿刊刻活动较少。虽在明弘治十一年(1498)兵部、刑部尚书项忠等九人里居时结檇李耆英会，“所赋诗文，文渊撰为一集”[12]538，编为社稿，可惜不传。 明嘉靖年间，怡老性会社与纯粹之诗社并行。纯粹之诗社(代表为前后七子诗社)成员多在朝做官，文学家结社重在诗歌理论的建树，派别门户观念增强，而且多了几许文坛霸气，尤喜标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此描述道：“(李攀龙)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吴郡王元美以名家胜流，羽翼而鼓吹之，其声益大噪。”[13](丁集上“李按察攀龙”)诗社传世文本开始成为宣传本社文学思想，参与文坛论争的工具，明中叶以后文坛“各立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声气之争”也就深深地表现在社稿中。如明嘉靖壬戌(1562)年间，祝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府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人在杭州结西湖八社②，其社稿《西湖八社诗帖·春社诗·秋社诗》即规定：“凡诗命题止即景物不取远拈，各集众思，要在古雅为贵。”③由此表现出西湖八社在诗歌创作上的门户意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湖八社诗帖》因此批之为“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 此期怡老性会社成员多致仕官员，结社多为怡老，不在诗歌理论的建树和创作成就的高低。社稿多集体创作，形式上重雅趣，不为门争。表现出怡老性诗社追求“自然适性”的人生旨趣。如嘉靖乙未、丙申(1535—1536)年间，冯裕与同郡石存礼、蓝田、刘澄甫、刘渊甫、黄卿、杨应奎七人“结社于北郭禅林，编辑所作成帙”[14]，社稿编为《海岱会集))。“八人皆不以诗名，而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帙习，亦无七子模拟之弊……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为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而八人皆闲散之身，自吟咏外无别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类，其斐然可诵，良亦有由矣。”[14]在明嘉靖年间文坛标榜习气日盛的现状下，怡老性会社以一种异趣的姿态流行文坛，其社约规定“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14]，表现出怡老会社追求“自适性情”的诗歌风格。明嘉靖壬寅年(1542)，襄阳府知府徐咸致仕归海盐，招同邑布衣朱朴、思南府知府钱琦、福建布政使吴昂、布衣陈鉴、海宁指挥使刘锐、济南府知府锺梁、龙岩县知县陈瀛、僧永瑛并咸兄光泽县知县泰等十老人结小瀛洲，明崇祯己卯年(1639)，钱琦孙孺谷、梁孙钟祖述辑十人诗为社稿《小瀛洲十老社涛》(四库全书本)，也表现出相同的怡老会社社稿风格。 从某种意义上讲，怡老性诗社为经济发达的衍生物，一旦社会衰败，经济衰落，此类会社便会退出文坛。明万历间，神宗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吏治几乎瘫痪，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经济维持着表面的繁盛，怡老性诗社逐渐衰落，社稿也随之减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