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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政治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最有意味的政治现象，是颇有些地方长官带头捐款造桥、修桥。陈骙《天台临川桥记》载： 临川王公琰，绍兴三十二年春绾一铜章，以荆国文公济天下之绪余济天台。越隆兴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桥于邑西之溪，从民欲也。……会费五百万钱，出俸四十万为邑先，源源而应，数则充矣。① 又，孙应时《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载：“稽其费，缗钱七十万。侯(按，孙叔豹)出私钱倡之，计度转运使沈公诜，摄郡事郑公益闻而助之，合居其十之一，他皆民财也。”②刘受祖《海棠桥记》载：“淳祐六年夏，右骁骑将军李公植来守是邦，捐货帛三万，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③他们的表率作用，带动了下属官吏与民众。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载：“役广费巨，经始维艰。于是发少府斥币，不足则吏捐俸，民输财以佐之。”④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于是本来没有资金或资金短缺的城市，也能够建造新桥或修缮旧桥。 其次，则是较多的地方长官克己奉公，削减公款消费，将节省下来的行政经费用于桥梁建设。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载： 抚之溪故无桥，乾道初元，知州事陈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来。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断笮，无一存者。吾友赵景明适为此州，复新之，以书请曰：蒙试郡未几而桥毁，约己啬用，不敢赋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⑤ 又，韩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桥记》载：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敝，几垫。郡守朝奉郎钱侯象祖议新之。时岁屡歉，众惧费不能给也。侯则曰：吾非取诸经赋也，矧敢敛于民！顾吾承乏民上，愧无以及民者，惟是燕设厨传之常则加节焉。既逾年矣，公费之积，或可用于此乎。后两月，会予还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诧曰：予家溪南，吾州之桥成矣。……侯，吴越之裔也，家世衮钺，而澹如寒素。进摄郎省，来试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损二千石之得以自娱者，思及于民，移豆觞馈饷之悦于外者，以资往来无穷之利。⑥ 又，陈耆卿《处州平政桥记》载： 公(按，应元衮)之治，不轻以锱铢自怡悦也，而独重费于桥；俭于己，不俭于民也。……郡厅创于天禧，屋老岌欲仆，坐于上而麾指吏民，宜不当徐徐也。然桥成然后及厅事，谓之何哉？急于民，不急于己也。夫视民之无桥以渡，甚于己之无宫室以处，若是者，可观政矣。⑦ 又，高斯得《跃龙桥记》载：“宋侯仲锡寔来，慨民病涉，锐意成之。……钱以缗计，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计，千二百有奇。皆樽节少府用度而为之。”⑧ 以上两类现象，都反映出亲民、利民已成为宋代一定数量地方官员的努力追求。这是宋代较良好的政治风气。其原因上文已有所分析，兹不赘述。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经济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经济现象甚多，笔者认为较重要者，有以下几类。 其一，宋代的桥梁建设，意义不仅仅在城市交通设施，有时甚至关系到救助农业灾荒。王之望《潼川修城堤三桥记碑阴》载： 余蒙恩移节宪台，十有一月至治所，且摄府事。有诏发廪以赈旱饥，凡羸瘠之民，靡不沾上之泽，以免于沟壑。而梓俗尚气，其农家之少壮者，虽糟糠不继，犹耻就给于官。于是上府倅李鄩，会用度之出入，裁节冗滥，掇拾遗余，以兴修城之役。高其庸，募民俾食其力，民欢趋之。自南门而西，至于北门。又缮捍水长堤，补隍岸之缺，起石桥于三门之外。⑨ 又，杨万里《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载： 是岁江西大祲，氓菜其色。提举常平使者陆公洸以闻，诏行振贷。公奉诏错事，下二尺木书，谂郡若邑，旁招乡里修洁之士，志于甿而肯力于公上者董之。……诸君既至，与县尹言于常平使者曰：饥民不加少，而廪粟不加多，将奚以赒？官有不赒之赒，则甿受不惠之惠。谓宜如范文正公，兴役于饥岁，可乎？使者曰诺。县尹及君及谢君，属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诺。于是僦甿为工，造舟为梁，遐迩奔辏，运木挽土，月(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斋集》卷七四作“日”，是)千其人。……于是甿之枵者果，瘠者泽，流者止。⑩ 又，李廷忠《浮溪桥记》载： 前令邵君文炳始阐其规摹，鸠材木，跨溪而梁之。……甲寅秋，浲水为灾，荡无复存。浚仪赵君(按，赵彦倓)承其后，莅官之明年，政通民和，按辔溪上，履遗迹而太息，顾谓父老曰：桥之废，天变也。废而复兴，人力也。夫物莫坚于石，石之难为功莫如桥。然速成者易坏，劳费者永宁，更以石为之，可乎？欢曰：善。计材揆工，议成而岁不入，或者难之。令曰：兴役于饥年，使民得食其力，亦救荒一画也。乃出帑廪之羡，募工采石。(11) 饥荒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宋人已经认识到，消弭这一“危机”，单纯靠官府赈济，只是消极的应对；积极的对策，当是以工代赈，即由官府牵头，调集官方及其他社会资源，启动各种公共设施建设，向灾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打工机会，使他们得以凭借自己的劳力，养家糊口，从而不至于外出逃荒，流离失所，馁死道路。只要灾民被稳定在家乡，农业生产便能够正常继续，灾情终究可以缓解，社会生活也会较快恢复到原先的轨道。造桥修桥，正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故荒年造桥修桥，甚有助于救荒，诚乃高明之举。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发明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与宋代政治、文化精英们所采取的救荒措施，何其相似乃尔！凯恩斯是否知道中国古代救荒的这一妙招并从中得到过启发，笔者孤陋，不敢妄言。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这同一原理的实际运用上，中国人遥遥领先了八九百年。这也是宋代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一个亮点。 其二，宋代的城市桥梁建设中，已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在发展高速公路时所普遍采用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洪适《知政桥记》载： 当建炎二年，高阳公以图书邃直怀章作藩，方时用兵，居位者逃乏兴之罪，它不暇给。航败板缺，投步心惕。公患之，呼工师虑材，竹灰钉之属，费直百三十万。郡有船官，遂借木于场，鬻朽赡用。桥成，令过者人输一钱。持以二僧，居半岁，尽偿所贷。(12) “过者人输一钱”，收费实在不高(“一钱”即一个铜板，是当时的最小货币单位)。“居半岁，尽偿所贷”，可见效益显著，半年便收回了全部贷款。可惜该桥记没有说明，此后“过桥费”是否不再征收。 其三，公共交通事业与相关经济行业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恶性案件，在宋代城市桥梁建设过程中也有发生。石介《宣化军新桥记》载：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军使、虞部员外郎张景云作清河桥成。河初不通，故为之舟，则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复通，故为之桥，救舟弊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为十五家，家率七口，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与食，皆取于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动吻，伸头奋距，以搏以噬，憧憧往来，人罕完肤。吁，上下相容，州县无政，孽苗遂盛，奸府遂成。凡此桥，历二年，更六人，成辄坏者三，卒成于君。……初，天章阁待制、知淄州军州事郭公劝，侍御史、京东转运使张公奎始谋毁舟建桥，授谋于县。而郭以忧去，张徙河东。其后虞部郎中胥君谷继来为州，国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员外郎韩君谷为县，虽述二公之志，而桥再坏。逮吾桥卒成，当二公之志。桥坏也，人咸曰桥不可作也。物有数，事有废兴。废兴存诸时，成败系于天，皆不在人。君来代韩，闻其说，独以为不然。……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桥又坏。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奸，桥何坏？韩君再为桥，桥再坏，坏有故也。吾一为桥，桥一坏，坏于奸也。吾来讨奸者，终成吾桥，然后信吾之志，而夺奸人之心，暴奸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临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恶，斧斤之高下，绳墨之曲直，必亲焉，毋不良。日入归。如此九十有七日，桥乃成。(13) 由于造桥妨害了以渡船为业者的生计与利益，桥梁竟遭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暗中破坏。若无强有力的地方长官主持其事，此桥差一点儿就造不成功。“食乎舟者”们的行为固然恶劣，性质近似“黑社会”，但他们毕竟还是“劳动人民”。看来该军(与“州”为平级行政建制)长官在造桥的同时并未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另谋生计，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奸人”，以刑罚惩处。其作法仍有未当。 以上两条资料，在现存宋代桥记中虽属仅见，却很重要，值得治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留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