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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城市桥记数量较宋前激增之现象的文化思考 综上所录，宋代城市桥记与宋前城市桥记构成了非常鲜明而悬殊的数量对比。固然，由于时代久远，宋以前文献散佚的状况更严重一些。但这不应是宋前城市桥记存留如此稀少的充足理由。“残存态”与“原生态”之间，当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换言之，笔者以为，宋以前的城市桥记，数量本来就不容乐观。 这非常鲜明而悬殊的数量对比，主要原因究竟何在？在于宋代与宋前政治、文化精英之不同构成，在于宋代文化与宋前文化之不同属性。 唐以前的历史阶段，由于官吏选拔制度或主世袭，或主察举，官吏选拔权为贵族、豪门所操控，总的来说是人治而非法治，政治、文化基本为贵族、豪门所垄断，故政治、文化精英多出身于贵族、世族，甚少起自寒微。其文化亦带有浓厚的贵族、世族色彩。唐承隋制，科举取士，但虽有考试而不唯考试成绩是论，兼取门第、声望。且所取进士每年不过两位数而已，又不尽授官。故其政治、文化精英的成分构成，起自寒微者虽较前代增多，但并无重大改观。其文化也未能从根本上转型。此外，以上历朝，军阀、外戚、宦官等集团擅权之事屡有发生，文官集团管理国家的态势并不恒定。至于宋代，右文抑武，有“祖宗家法”遏制外戚、宦官，且官吏选拔制度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其特点，大抵重科举而轻门荫。进士三年一试，试卷糊名、誊录，以杜徇私舞弊之门。每科录取数百人，登第者悉数授官，绝大多数分发各县担任簿、尉，视政绩，循资历，渐次晋升。故有宋一代，基本保持了由进士出身的文官集团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常态。由于基本上能够做到“在文化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许多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乃至普通农家的子弟得以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脱颖而出，跻身官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既在进士考试的公平竞争中名列前茅，更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加意垂青，重点栽培，经过地方与中央某些特定岗位上上下下的历练，很快便擢升到大臣甚至宰辅的高位。平民子弟，梯天有路，读书做官，鱼跃龙门。这样的政治氛围，刺激起宋代社会一定规模的读书热潮，促成了宋代社会一定程度的文化普及。因此，相对于宋前各历史王朝而言，宋代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具有更多的“平民”成分，宋代文化也具有更多的“平民”色彩。具有较多“平民”成分的政治、文化精英，其做事作文，必然比较能够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桥，特别是州县政府所在城市之桥，自是地方官员眼皮底下攸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公共设施。因此，宋代的政治、文化精英，较前代更注重于造桥与撰写桥记，也就无足多怪了。此外，宋代对于各地官员的考课，还有一些好的措施。例如，南宋时规定诸路州府长官、监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的长官)在到职半年后，须访查民间利病，向朝廷提交“便民五事”。又例如，凡残民以逞的地方官吏，除黜降外，有时还会加以“永不与亲民差遣”(即永远不让其担任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政治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官员即便出于谋求晋升的个人考虑，也须用心做一些亲民、利民的事情，并借助于文学，以事宣扬。造桥，自是亲民、利民之事；桥记，自是宣扬其事之文学手段——何乐而不为之？ 宋代城市桥记中，记录了不少有意味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现象。兹就笔者个人以为较重要者缕述如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