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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徵明诗画的“俗”化，除了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世俗之趣”[3](P6)影响外，还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徵明一般平民乃至市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成为他创作精神“俗”化的基础。从士人固有的人生轨迹看，文徵明主要有两种身份：游离朝廷之外的士子和脱离庙堂的隐者。士子也好，隐者也罢，归根到底都是布衣平民。文徵明先期于科举极为用心，他在丁巳(1497年)年所写《寂夜一首》说：“少壮不待老，功名须及时。男儿不仗剑，亦须建云旗。三十尚随人，奚以操笔为?”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十分显著。因此，他努力参加科举考试(曾先后参加了九次)求取功名，但都名落孙山，最后在他五十四岁那年，被时任工部尚书的李充嗣推荐为岁贡，授翰林待诏。但是，这并“非其好者。故身游严廊，而心存泉石。感时触物，每有归与之兴”[5](P1610，王廷《文翰林甫田诗叙》)。期间又为词臣姚涞、杨维聪等人以“画匠”[15](P125)讥之，因有“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感怀》)之叹，后“连岁乞归”[16](P7362)，“居少日，竟挂冠归。……其真脱屣于名利场也哉”[5](P1610，王廷《文翰林甫田诗叙》)。参加科举考试，原本是文徵明为实现建功立业理想的举动，如今却是一个地位卑微，只做些文字校对工作的九品小官，自然非其所愿，加之同僚的讥讽，终于下定决心，接连上书乞归，终得挂冠而去。前后算来，在朝仅三年时间，从此灭断功名之心，隐居不出，“惟沉冥文墨，游戏山水而已”[5](P1613，余宪《文翰诏集识语》)。 但文徵明隐居的场所不在山林，而在田园市井，尤其留恋繁华的城市，如他自己说：“却恋城居留不得，万山回首白烟凝。”(《田舍》)田园生活固然使人留念，但他还是更愿意居住在繁华的城里。同时，文徵明又能走出文人圈子，与商人交游。他接受“家世业贾”的朱荣的儿子朱朗为书画入门弟子，又与其“往来日稔”，“数年犹如一日”[5](P1548)。文徵明与市民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二是文徵明有对“俗”认可的诗画观念。文徵明士子和平民的双重身份，两种生活，形成了他精神和审美上雅俗并存的态势。“俗”在他的诗画观念中有了立足之地。 关于诗歌，文徵明有雅俗兼顾的思想。他评论好友徐祯卿的诗说：“于唐诸名家，独喜刘宾客、白太傅，高哦隽讽，惓焉如怀。……而或者犹病其多悲忧感激之语。……虽欲强颜排解，作为闲适之辞，得乎?”[15](P1258)“悲忧感激”之情，以儒家诗教视之，非雅正之音，体现了吴中诗人直抒性灵的一般特点。从语气看，文徵明对这种变徵之声是认可的。文徵明又说：“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声也。”[15](P1297)说自己诗歌的格调卑下纤弱，不如宗尚“唐声”的诸君。然而，这只是场面上的谦和之语，实不以为然。钱谦益说：“或有以格律气骨为论者，公不为动。”[17](P306)以“格律气骨”论诗写诗，即为上文所谓“唐声”，实指倡导“势必盛唐”的明前七子的格调诗。对此，文徵明的态度是不为所动。换言之，文徵明对自己“傅情而发，娟秀妍雅”[5](P1627，王世贞《文先生传》的诗歌，颇有些“抱残守缺”、“孤芳自赏”的态度。可见，文徵明对诗歌之“俗”韵，也是认可的。 关于绘画，文徵明有同样的思想。他说：“画法以意匠经营为主，然必以气运生动为妙。意匠易及，而气运别有三昧，非可言传。”[5](P1408)画匠着意经营的画法，在士人看来，是属于“北宗”一类的画法，审美性质是“俗”的。脱落形似、超越法度以追求生动气韵为旨归的意似，则属于“南宗”的画法，是雅的。文徵明把着意经营的画法，视为绘画的主要方面，而把气韵生动的妙境看作是绘画的宗旨。雅俗共存于同一格局之中。 综上所论，雅俗共存，是文徵明在诗画观念上的自觉。虽说“俗”尚须依托“雅”而存在，但毕竟在理论上确立了“俗”的“合法”地位。在这种观念下进行创作，其“俗”化是势所必然。 三是文艺产品流通环节的商品化，也是文徵明等吴中士人诗画“俗”化的一个原因。明代中叶，吴中诗文书画的商业化，已有相当的程度。“正德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廿两，甚至四五十两，与成化年大不同矣。”[18](卷9)这是文的商品化，而绘画商品化的程度更高，据《吴门画史》统计，多数吴中画家都参与过绘画买卖。文徵明、沈周和唐寅等大家尤不例外。因为他们的绘画质量高，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易成为商品。王穉登《文待诏先生》就说：“(文徵明)小图大轴，莫非奇致……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一时砚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润。”[19](《妙品志》) 文徵明对绘画的商品化是认可的，他说：“孙文贵持来求售，少傅公不惜五百金购之，可谓得所。”[5](P1317，《唐阎右相秋岭归云图卷》)一个名叫孙文贵的人，拿着阎立本《秋岭归云图卷》到文徵明处求售，结果卖了个好价钱。在这次交易中，文徵明主要是一个评鉴的角色，但他对这种交易的态度是肯定的。 文徵明经常参与绘画的商品化创作。据记载，一金陵人派人送礼给文徵明的弟子朱朗，请求作文徵明画的赝本，结果误送至文徵明处，文徵明“笑而受之曰：‘我画真衡山，聊当假子朗可乎?’一时传以为笑”[20](P90)，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画创作。 需要指出的是，文徵明的绘画常题诗于其上，诗画是同体的。绘画的商品化，自然也包括诗的商品化。书画诗文流通环节的商品化导致了作品本身的“俗”化。市场购买者大致包括富商、官宦和一般民众，他们的文化素质、鉴赏水平或审美趣味，多有别于士人趣味，因而是“俗”的。作者有时依据这样的标准进行题材、技法和风格的择取，势必造成作品的“俗”化。 总之，作者所处时尚的世俗化、作者的平民市民化、作者对文艺“俗”化的认可，以及作品流通环节的商品化等，是引起诗画“俗”化的基本原因。 从题材到形式都出现了“俗”化的倾向，这是明中叶吴中诗画契合的重要方面。如果说题诗入画、诗画同体、诗画的文人性是文徵明等人守“雅”持正延续传统的话，那么诗画之“俗”，则是适时而变的表现。文人趣味与平民、市民趣味共存，表意与写实兼具，构成了诗画雅俗相济的格局，开拓了明清诗画接近世俗社会的道路。就诗歌而言，包括文徵明在内的“吴中诸子继元末杨维桢等诗歌世俗化的倾向之后，曾作过了一些可贵的探索”[3](P7)。性灵派、竟陵派和袁枚等人的性灵诗，成为吴中诗歌“俗”化的嗣响。就文人画而言，文徵明等吴中画家逐渐结束了传统遗世高蹈的志趣，“开创出明清文人画心境表现的世俗化道路”[21](P1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