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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文艺中，雅与俗又有语言形式上的意义。吴中诗歌的“俗”化形式，主要包括来自民间文艺的俗词俚语和民歌、曲艺等达意方式。吴中绘画的“俗”化形式，主要指以画工为创作主体的浙派和院派等北宗画法。文徵明的诗画也有类似的表现。 首先看文徵明诗歌的“俗”化形式。陈田说：“衡山诗弇州辈动以吴歈少之。”[4](P1298)文徵明的诗歌，被王世贞等人讥为“吴歈”。“吴歈”，又作“吴愉”，指昆曲或吴歌。昆曲原为流行吴地的曲调，后经魏良辅改造，成为明中叶之后传奇戏的主要曲调。孔尚任《桃花扇》里有“《燕子》吴歈早擅场”之句，王季思、苏寰中注说：“吴歈，指昆曲。”[9](P174)“歈”又指春秋时吴国的歌，后指吴地的歌。左思《吴都赋》有“吴愉越吟”之句，“吴愉”被注为：“亦作‘吴歈’，吴歌。”[10](P300)吴歌是地方性俗乐，唐代曾有“莫使吴歈入汉宫”(宋若华《嘲陆畅》)的说法。无论是昆曲还是吴歌，以之入诗，所带来的审美性质都是俗的，以之所称评的诗，自然也是俗的。文徵明的《采莲图》最具典型，其言：“横塘西头春水生，荷花落日照人明。花深叶暗不辨人，有时叶底闻歌声。歌声宛转谁家女，自把双桡击兰渚。不愁击渚溅红裳，水中惊起双鸳鸯。”题材、语言和格调都近于南朝乐府中的“吴歌”。总之，诗歌俗词俚语的运用和达意方式的民间文艺化，实质上是与自由精神相关联的“破律坏度”的体现，反映了艺术趣味的“俗”化。 其次看文徵明绘画的“俗”化形式。文徵明等人在绘画形式上，宋元兼取，形成“利”、“行”共存格局，其绘画之“俗”就落实在“行”上。明代前中期的绘画，主要有浙派、院派和吴派。“嘉靖前后，则为浙院派与吴派交替时代，南北二宗，因有互相影响之趋势。”[11](P199)文徵明等人作为士人画家，吸纳和改造了浙派、院派的画法。无论浙派的“整饬健拔”，还是院派的“细巧浓丽”和“秀润”[11](P198)，其缺陷是，或呆板少变，或躁动跋扈、软弱无力，或有烟火脂粉气，它们皆因静动失宜，阴阳不和或墨彩失调而背离了淡雅平正的士人趣味。 文徵明画法的北宗性质是明显的。“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尝不行者也。”[12](P204)从李唐的山水小幅、赵孟頫的设色山水中，文徵明学到了属于北宗的“行家”画法。“行家”画法成为文徵明画法雅俗格局的重要因素，“粗文”和“细文”都纳有这种北宗之法。“粗文”除传统文人画法外，又“融入马夏粗劲刚健的用笔”[13](P80)。“细文”画中“行家”的特点更明显，尤其是青绿山水。 文徵明的青绿山水，用笔“纤细奇绝”[14](P105)，并稍带生涩，于精熟中见稚拙，有时又见尖利之笔，董其昌《画旨》言：“本色画极类赵承旨，笔微尖利耳。”[12](P221)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此路细笔山水属于本色画，既有文士的抒情性、稚拙感，又具有画工画的装饰性、生硬感。如《东园图》、《青绿山水图》主要宗法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用笔工整细谨，明丽清雅。再如《真赏斋图》，山石笔墨中，有细皴密点，又有勾勒之法，设色时配有赭石、花青的青绿，工细而劲健，淡雅而鲜丽，“利”“行”兼具。 总之，文徵明绘画北宗画法的引进，与其诗歌采用俚语俗式是契合的，他的诗画在形式的“俗”化上也因此取得了一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