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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初顺治年间姚佺编选评点的《诗源初集》，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编选者秉持遗民的政治视角，选入和评点了大量的表彰抗清志士、抨击新朝暴政的时人之作，同时能针砭或剖析贰臣作家的有关作品，细腻分析失节者的复杂心态，对晚明和南明的士风和朝政，亦不乏尖锐的批评。选集中的作者，多为选家友人。凡此，构成了选评《诗源》鲜明的时代特色，亦体现了清初人选清诗的独特风貌和价值。 【关 键 词】姚佺/《诗源初集》/明遗民/贰臣/清初人选清诗/清诗总集 【作者简介】陆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发表过论文《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等。 上个世纪末年出版的谢正光、佘汝丰先生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开启了当代学人对“清初人选清初诗”这一宏大课题的注意，近年来甚至已经扩展到整个“清人选清诗”研究。其实，不要说晚清要员徐世昌(1855—1939)民国时选《晚晴簃诗汇》已没有时人选时诗的在场意义，乾隆中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也早已失去身临其境的当下效应。只有像姚佺《诗源初集》，邓汉仪《诗观》初、二、三集等顺康前期问世的有关诗选和诗评，才符合这一课题“时人选时诗”的独特内涵。金圣叹晚年写过《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同时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首。除了姚山期，所涉为张养重，阎修龄、若璩父子，丘象升、象随兄弟，记载的是旧友新朋于苏州名胜虎丘彻夜欢会的盛况，时间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①。后五位皆为江北淮安人士，此处专说《诗源初集》的编选者姚山期。 一姚佺生平概说 姚山期名佺，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辞典。广收博采如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于《明遗民》卷虽据《明诗综》录其佚诗《闻鹃》一首，然于其小传，亦仅言“字仙期，浙江秀水人”②；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著录其字号籍贯为“仙期，辱庵，口山贞逸，山期，浙江绍兴”③。两家记载在今人著述中可谓填补空白，然均有可议之处。钱氏云云，当从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而来，唯略去“居于吴”三字④，则为不当。谢氏记载姚佺号为“口山贞逸”，源自佚名朝鲜人撰《皇明遗民传》⑤，而该书姚传全不出姚氏编选《诗源初集》“发凡”第五则及《静志居诗话》之外。据《诗源初集》自序落款印章，可知“口山贞逸”实乃“山贞逸民”之讹。至于籍贯绍兴之说，系沿卓尔堪《遗民诗》卷四作者小传之讹⑥，当为嘉兴之笔误⑦。近年出版以著录清人之丰而闻名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初版查无其人，再版于《乙编补编》中始有著录，记其籍贯误作江都⑧。下据有关史料，对其基本事迹予以勾勒： 姚佺，“旧字仙期”，“一字佺期”，后改字山期⑨，号辱庵(《诗源初集》“吴一”卷一大题下署“吴越姚佺辱庵删定”)，别署山贞逸民、石耳山人(《西轩纪年集》卷首有“石耳姚佺山期”序，《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落款“石耳山人姚佺”)、耻斋子(《四杰诗选》凡例落款)。原籍嘉兴，寓居苏州虎丘山塘街，其评长洲郭兆骥《白堤十景》曰：“予家白堤之上，十景皆出宅之左右。……迩年田宅悉为人侵夺，予以出妻屏子，不暇营家，乃友朋深相不平。”⑩白堤，即虎丘山塘街，因白居易主持开辟而得名。他称长洲徐增为“余邑徐子能”(11)，友朋径视之为长洲人、吴县人或苏州人。如宫伟镠(1611—?)著录其“字仙期，长洲人”(12)，丘象随《春雨怀友》之二诗末小字注“姚山期佺，吴县人”(13)，吴绮(1619—1694)亦有《赠吴门姚山期》诗(“吴二”)。看来是原籍嘉兴(秀水)县，而寓居苏州，遂又自称“吴越人”(《诗源初集》自序和各卷多署“吴越人姚佺”撰或删定)，看来是把苏州和嘉兴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此外，在《诗源初集》的“吴三”署“茶磨姚佺山期删定”、“秦十四”署“石湖姚佺辱庵删定”。石湖为苏州西南郊的著名风景，在盘门外十余里上方山东麓，茶磨山在其旁(14)。平湖沈季友(1652—1698)编《槜李诗系》，便著录其小传为“佺字山期，嘉兴庠生，居于吴”(15)。  姚佺存世著述不算少，时人与之唱和的诗作亦时有可见。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很少能看到对姚佺家世和年辈的介绍。姚佺天启年间从吴县周顺昌(1584—1626)学，丘氏《春雨怀友》之二第五句“气节自存周吏部”注曰：“山期为忠介公弟子。”《诗源初集》“吴一”周茂兰(1605—1686)《泾南小筑》诗末，姚佺评曰：“此吾师周忠介公筑也。”周顺昌(茂兰为其长子)天启初官吏部员外郎，二年(1622)即告假南归，因忤魏忠贤，于六年(1626)逮京被杀，后谥忠介。既为顺昌弟子，其时当在周氏自吏部乞假归休之后(如果姚佺当时年约二十岁，其生也就在1602—1605前后)。《诗源初集》“豫章三”，首选南昌黎元宽(1596—1675)诗，评语落款均为“门人姚佺识”。黎氏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任浙江提学副使，姚佺自称门人，可能由其拔为诸生(16)。“滇九”禄丰王锡衮(1598—1647)二诗评语亦落款“门人姚佺识”，此人崇祯五年(1632)由翰林检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17)，十年十二月为南国子监祭酒(十三年四月升礼部右侍郎)(18)。由此判断姚佺或曾入南国子监，只是屡试不第，至明末已收徒为塾师。曾编选《天咫楼会课》，崇祯十六年探花陈名夏为之序云：“乃者欲进其文于古人，则以学使者之法，绳其弟子，而兼以自惧。月之朔，集弟子于庭，相向长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相向而坐。姚子先拟《论》、《孟》诸题，置竹筒中，临期掣一签，令一人为巡，乃宣言曰某题。题既列，诸弟子各伏几案研思，罔敢出声息，有回视侧坐者皆罚。”(19)题目为小题文，所教习者当为童生或秀才。 姚佺崇祯时入复社，朱彝尊云其为“复社旧人”(20)；入清为遗民，“以振兴风雅为己任”(21)，从事诗歌编选出版之业。在苏州、扬州等地广结文社，如顺治七年为评选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杰诗”，“自春徂冬，一载告竣”，期间与姜埰等一百七十六人“联社邮筒往来”讨论，并与陈于鼎等十九人结“文游社”，与郑锷等十四人结“康山宝田社”(22)。同时对拉帮结派、彼此交攻的清初江南文坛风气颇为不满，在为友人作序时指出：“若过江以南，凡筑坛坫者，水行火流，林木相栅，蛮氏触氏战于牛角之上，每血地数千里。”(23)序言是要公开发表的，还有所含蓄；在致仁和徐士俊(1602—1681)的私函中，则明言矛头所向：“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吾老矣，姑岂年少，吾岂可以入其军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为之执鞭，所欣慕也。……恃吾党素心，愈少愈贵耳。”(24)徐士俊《雁楼集》顺治十一年(1654)序刻本有姚佺序，可参定此函的写作时间。姚佺平生性格孤傲疏狂，自云：“弟于一生甚孤，道心独往，如獐独跳，不顾后群。然世间怨诽，亦不无忧心悄悄。今者荆吴延访，阑入风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恨我而欲杀我矣!吾道其不孤乎!”(25)即陈名夏所谓“性固喜豪上，又时以多言犯人之怨怒”。如《诗源》“吴一”评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姚佺同情患有软脚病的作者“天笃其疾”，为其缺乏“相赏识者”鸣不平，竟然一语抹倒自己寓居之地苏州城内的众多豪门士绅：“金阊十万朱门，并无有好事载酒而过者，俗哉!”后来江都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鼓声犹记汉时挝”(26)的狂士祢衡形容之，可见姚佺的疾恶如仇、放言无忌。 在政治上，姚佺入清后不甘明亡，借出家为掩护，以遗民而逃禅，暗中参与反清事业。即便从事选评，亦往往有着强烈的臧否指向，如顺治中期，与张永贞“同评文文山、谢皋羽《忠孝集》”(27)。他对苏州慎交、同声社的鄙夷不屑、出语尖酸，或源于“吾性简放”(28)的疏狂个性，或与两社中人多热心功名富贵、热衷门户恩怨者有关。徐增顺治九年(1652)咏“姚仙期佺”有云：“义重当年鲁仲连，子房桥上石公编。”诗注云：“弃家披缁，客淮扬、金陵间，世称‘姚和尚’，近选诗。”(29)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谢翱老去空怀国，张俭名成已破家”概括其思想举止；明遗民余怀(1616—1696)《酬姚仙期》尾联云“莫叹相逢毛发改，荒鸡犹自叫刘琨”(30)。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黄石公于圯桥授张良兵书抗秦兴汉，东汉名士张俭弹劾宦官而遭朝廷通缉，闻鸡起舞的西晋义士刘琨志在报国，南宋谢翱入元不忘故国为著名遗民……从用典和诗注来看，姚佺在清初乃借僧而隐，四处逃难(31)，并似有谋划反清之举。难怪友人评价有关诗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往往相近。乃至此诗，非独赞‘逸’也”(32)。梁鸿(字伯鸾)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后借指隐逸不仕之人；要离为春秋吴国刺客，为阖闾刺杀欲伐吴的庆忌。两人并提却侧重在“烈士”义举，可见知者并不只是将姚佺视为不事科举、避居山林的隐士逸民(遗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