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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姚佺卒年及其他 姚佺平生交游满天下(选家多是如此)。金圣叹诗《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丘象随顺治十八年撰《泛虎丘》五言古诗，亦记其事：“是时送家兄曙戒，同张虞山道经虎丘，阎再彭、百诗寓焉，访之。即邀同姚山期、金圣叹、僧闻善，泛舟山下；达旦，复携妓镜怜再泛。”(61)所涉山阳诸人，皆姚佺旧友：《诗源初集》“吴一”收张养重(1617—1684)、阎修龄(1617—1687)诗各二首；与丘氏兄弟不仅是多年至交，《西轩纪年集·癸巳集》已有《送姚辱庵之中州》等诗三首，时在顺治十年(1653)。在文学事业上，彼此亦是相互帮助，姚氏曾为象随《西轩纪年集》、《淮安诗城》撰序，象升(1629—1689)、象随(1631—1701)在《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中分别参与卷一“同评”、卷三“辩注”和卷一、卷四的“辩注”，并刊行其书。至于姚佺与金圣叹的关系，两人既同城而居，又皆为选业名家，必相识已久；友情之深，可从金氏《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之一》窥其崖略：“不因风雨滞连朝，岂有星辰聚此宵。方悟毛诗真妙笔，篇篇风雨说萧萧。”(62)因为能与好友彻夜聚首，那原本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潇潇风雨，也成了恰符心愿的天作之合了。全诗典出《诗经·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元朱公迁评此三章“喜幸之意，反复道之”(63)，清方玉润认为全诗题旨是“怀友也”(64)。同题之诗，一气呵成八首，其中饱含了多少情意在!姚佺与圣叹的崇拜者徐增亦为毕生挚友。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徐增就有《送姚仙期之江右》“郁郁过中秋，终日望把晤……久别又远行，特送金阊渡”(65)。姚佺评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对作者“逸秀翩翩”却身患软脚疾的贫寒境遇深表同情：“岂天笃其疾，使之益工诗耶?古今诗人，病者甚多……后世所谓补天之缺陷，有不在相赏识者耶?”(“吴一”)为徐增赋集作序云：“吾性简放，过子能犹自颓然轰饮。子能不我秽，时时就近，分我五脏，出濯清光中。”(66)徐增亦不忘对好友的扬誉，如序嵇永仁(1637—1676)诗集，云嵇“所至辄友，其人之贤者，若圣叹、山期，皆其莫逆友也”(67)，将金采与姚佺相提并论，推举为一时之“贤者”。 关于姚佺的卒年，有学者认为“当在顺治十六年或以前”，根据是孙枝蔚(1620—1687)《箧中偶检得亡友姚山期〈闻鹃〉一绝读之泫然有作》“系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也”(68)。可为这一观点佐证的，是曾灿《赠周子佩》“故人生死各云天”句注云：“己亥子佩同姚佺期送别文德桥，而佺期遂死。”(69)只是一旦发现金诗《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等撰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孙枝蔚诗系于己亥就不足为据了，同时说明其诗编年未可尽信。孙枝蔚另有《挽姚山期》二首，是“辛丑”年所写三十一题“五言律诗”的最后一题；然前一题为《哭王于一》，据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王猷定卒于康熙元年(1662)壬寅春二月；挽诗前第五题已经是《岁暮遣怀》“冉冉入残年”、“含情爆竹边”，后一题则写于壬寅年二月中旬寒食节(70)。故从《寒食对酒有怀兄弟》始注“壬寅”看，姚佺卒于顺治十八年辛丑；从《哭王于一》以下三首诗的排列顺序看，姚佺卒于康熙元年壬寅春(71)。因此，仅据孙枝蔚诗集，无法确定死于何年。魏禧《与丘季贞》尺牍云： 弟于仲连先生许得知足下名字，中夏买舟奉访。及抵维扬，乃闻足下出白门纪姚仙期丧。天下朋友一道，不绝如线。平居相欺，不必其当患难；觌面相负，不必其异生死。而足下顾走七百里外，以急死友。弟行李因人，不能久须。然足下此行，正慊弟数千里命驾之意。虽不见面，何恨!(72) 从此封信中，可以看出姚佺卒于某年五月之前。仲连先生指沈光裕，顺天府大兴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晚明官赣州推官。由魏禧《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奉怀沈仲连先生在旴》(73)，可知顺治十八年五月沈、魏不在一地；《与丘季贞》信中的仲夏五月，魏、沈相晤，故必不在辛丑。再看康熙五年四月，魏禧在写给晚明曾官江西学政、将自己拔为诸生的益阳郭都贤(1599—1672)的信中，对自己入清以来行迹的汇报： 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祸，驯至乙、丙，东南益烈。禧亦遂弃帖括，窜伏草土，与同志十许人筑室金精之第一峰，讲《易》读史，盖二十年于兹矣……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形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之奇士。(74) 壬、癸之际，即康熙元年壬寅至二年癸卯之间。魏禧入清不应科举，隐居宁都城郊金精山翠微峰近二十年，至康熙元年始走出大山。对于由隐居到出游的这个时间节点，魏禧记忆十分清晰，他在“日录”中亦曾说过：“余壬寅、癸卯出游吴、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须炼得出门人情，出游须留得还山面目。”(75)故其仲夏乘舟欲访丘象随的时间，只能是康熙元年，即姚佺卒于该年春。徐增《寄丘季贞》“鲁仲轻财宁暇计，侯嬴浅土未闻登”注曰“葬仙期”(76)，诗写于康熙元年秋；钱塘胡介(1616—1664)该年秋因读丘象随诗“姚佺无葬地，胡介少生谋”而感叹丘氏不负亡友：“则其千里相存、谊笃生死，岂漫然于山水朋友之间者耶?”(77)亦可间接证明姚佺的死亡时间。 对于姚佺的逝世，挚友在悲伤之余，皆庆幸其能得善终： 已矣朱弦绝，伤哉白马稀。雠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架剩残书卷，棺藏破衲衣。无由说疏阔，松下但嘘唏。(孙枝蔚《溉堂集》前集卷五《挽姚山期》之一) 天意爱姚佺，经今死数年。才名犹惹妒，心血竟生燃。李白身终保，祢衡赋尚传。独零千古泪，为汝哭秋烟。(丘象随《西轩纪年集》“甲辰集”《哭姚辱庵》) 有关挽诗，不言姚佺死因(如是否病死)，却同时强调“幸全归”和“身终保”，尤其是用李白参加永王幕府而被肃宗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而还的典故，暗示了姚佺因编选《诗源》褒贬世事太过(“几人求月旦，满世畏阳秋”(78)，遭人举报，可能在死前曾短暂入狱，所幸书版已毁，查无实据，被释生还。丘象随自注颔联曰“山期有《诗源》一选，为时辈所疾，将发大难。余劝姚氏毁其板，祸始寝”，可为佐证。 金圣叹、姚辱庵这两位清初著名选家，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与淮安友人“滞雨虎丘……快饮达旦”的彻夜欢会后，很快一冤死于当年七月的哭庙案，一侥幸于次年春天贫困而亡；身后数百年间，一名满天下，一湮灭无闻。两人如远离政治，做识时务的俊杰，固然在当世或许会有较好的境遇，只是如无《诗源初集》的编纂，至少姚佺是不会为后人所关注的。《诗源初集》卷首列其“即出”之“选订书目”：《诗源二集》、《嘉隆七才子诗》、《唐诗纲》、《晚唐诗选》、《宋元诗选》。看来，他是有着一个完整的历代诗歌评选系列计划的。方志云其著述有“历代诗选及国朝诗古文源”(79)，其实因为编选者的遽然逝世，这些计划从此失去了付之实施的机会。同样，随着姚佺这样刚毅坚贞的遗民选家的相继去世，随着文字狱的严厉打击接踵而至(80)，随着历史进入了统治更加稳固的康熙时代，清初人选清诗的编选活动虽然仍在继续，却不再有像《诗源初集》这样充满着悲怆愤懑的时代情绪的作品问世了，无论从入选诗作还是所施评语来看，都是如此。即便是“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81)的鸿篇巨制《诗观》三集，亦伴随着康熙盛世的到来，而展现出迥异于《诗源初集》的别样风姿。姚佺及其《诗源》，只能属于那短暂的清朝与南明并存、人心向背大势未定、新朝文网酷而不密的顺治时代。其本人“出妻屏子”、出家为僧的了无挂碍，身死无葬、书残衲破的潦倒穷愁，当亦是宵小之徒无利可图、无意举报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几乎同时问世的南浔富户庄廷  《明史辑略》稍后酿成惊天巨案，便是一个可供比照的相反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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