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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源初集》选评的时代内容 作为职业选家，姚佺的著述皆为评选编纂之作，传世者有“笺阅”唐人别集《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编选明人“丛编”《四杰诗选》二十四卷，编选清初总集《诗源初集》十七卷(33)。徐增顺治十三年(1656)撰《柬姚辱庵》有云“选诗常作故人思”(34)，指的就是自顺治八年“近选诗”选评的《诗源初集》。因入选皆为明末至清顺治时人之作，作者以明遗民居多，且不乏交往甚密的友人；作品直咏明末清初时事者甚夥，即所谓“著述多沧桑之感”(35)。故该书不仅文网严锢之乾隆朝被列入禁毁之列(36)，即在问世之初便已遭宵小攻讦，险遭不测。所选《四杰诗选》在当时却无多少反响，“人罕有宗之者”(37)。 《诗源》选诗对象为明末清初之作。姚佺在顺治七年，就介绍自己“有《诗源》之役”，选评目的是“惧诗之流而忘其源也”(38)。书以“诗源”作为书名，即是以孔子删诗之法对当时诗歌创作进行正本清源，从《诗经》和汉魏盛唐的经典之作中，寻求诗歌创作的“众源之源”。他认为创作诗歌当是“声源”、“化源”、“教源”这三个系统相互协调的结果。“触感而兴”的“声源”是诗人情感的起因；“化源”则是“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从而达到“审声以出治，而制其杀淫涤滥”，即通过情感的分类而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教源”，则是“本孝弟，正人心”、“明风俗”、“考阴阳而判内外”(39)，即对诗歌思想的规定(40)。他曾归纳自己选评《诗源》的标准是“或登高作赋，或涉江拟骚，或铭巾罍，或叙节概，或述盛典、纪灾变，有关风雅颂者，然后收之；若寻常宴会，作酒肉账簿，及折柳折杨、无端赠别，则不胜选也”，即强调的是内容而非艺术的标准；分类方法是按地域分而非按诗体，即“诗分十五国风(吴、越、豫章、楚、闽、蜀、粤东、粤西、滇、黔、豫、齐鲁、晋、秦、燕——引者按)，以考俗之贞淫奢俭，叙地而不叙诗”。有别于当时其他总集“必集五言、七言而后定也”，并预告“期以辛卯春卒业”(41)，即预计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 站在清廷的角度论，该书的确是十恶不赦。不说在形式上避南明讳(如松江作嵩江)，录诗涉及明帝，多上空一字，姚佺评语称崇祯为“先帝”，自称为“臣佺”(42)，还选录了许多与抗清死难密切相关的诗作。如“蜀六”严锡命《闻卢督师贾庄战死》颈联“空膏原野魂犹碧，未灭匈奴首不南”，“吴一”吴天放《哭史道邻相公》、吴遵晦《战城东》“哭麻子孟璿也”、张廷昭《赋得半世文章百世人，次尾绝命词》，所咏分别为卢象升(1600—1638)、史可法(1601—1645)、麻三衡(?—1645)、吴应箕(1594—1645)，皆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死难的忠臣义士。如宣城诸生麻三衡，乙酉南都破后： 三衡同诸生共起，力竭被执。北帅以其貌魁硕，欲降之。三衡毅曰：“生明日不如死今日!”袖中出绝命词一律，曰：“吴越连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裂，平原志未酬。清风吹宛句，朝暮五湖秋。”与项志亨、沈寿嶤、钱士骧、士翱同日死。(43) 对张廷昭歌颂吴次尾的诗作，姚佺评曰：“临刑之视死如归，他人视之以为极难，忠臣孝子视之真末耳。”此外如宜春袁继咸(1593—1646)，明末以进士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应天等处军务。南明时抗清被俘拒降，押京囚禁，顺治三年六月就义。袁继咸慕文天祥为人，自号袁山。“豫章三”破例在卷首正文前“附袁山袁继咸公诗”，由姚佺与友人王猷定(1598—1662)、张自烈(1597—1673)“共索其绝命之词，刻之如左”，故特地说明是据“袁公燕都寄归手迹”。其后有评语一段： 姚佺曰：……今袁山公幽闭燕台，绝粒断水，复何等时?而乃云诗“不能多录”，则作之多矣!人情适意当前，则思如泉涌；志迫神沮，则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际，长歌曼声，沛然有余，真所谓齐生死、一旦暮，塞乎天地者矣! 在《诗源初集》中，姚佺所下的评语很多，都是以姚佺期、姚山期、姚辱庵等字号相署，只有对老师和同宗长辈才以名相称。此处自称名，表达了对编诗之时正被清廷关押的袁继咸正气塞乎天地、视死如归的景仰。 “豫章三”还选录了抚州傅鼎铨诗十首，如《辛卯四月八日被执崇安张村》：“浴佛传名日，孤臣竭节时。荆棘颠彩凤，猰狗获灵麒。断首玉宁碎，剖心山不移。争留巾履在，聊示汉官威。”《誓舌》：“顾影萧然衣栉凉，孤臣力竭告先皇：只存三寸常山舌，扪向章江骂犬羊。”都不乏直接辱骂满族权贵的字眼。傅鼎铨(1610—1651)字维源，号复庵。崇祯十三年进士，南明朝参加抗清，永历时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为清军所俘，从容赴死。这十首诗均写于被捕后，姚佺评曰：“予选诗，存其存者；其亡者，有待留以为一代之选也。今复庵必死矣，乃今犹未死也。乘未死梓之，犹曰存则人耳。”他接着将故友傅鼎铨之死与姻亲顾所受之死予以比较： 复庵之死迟矣……死之最早者，莫过予姻顾东吴先生。先生当乙酉五月，不见一骑、未下发程之时，屹然独持《春秋》大义，作诗一首，沉于泮池，方巾布袍，挺立不仆而死。生儒百姓三万人，哭之擗踊踣地，皆不愿生。……今七八年，复庵殿焉，空谷足音久矣!虽然，安仁之战，虽无成功，然即博浪、伏桥之志也。犹幸一战而胜，此所以鸷伏于七八年之久。……乃是顾传(傅?)二公者，一死最先，一死最后；一为予睦姻，一为予故友。亲亲，仁也；笃友，义也。仁义立，人心不朽!予之志也夫! 顾所受，字性之，号东吴，长洲诸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破，既而江南尽降，闻讯“晨起盥漱毕，洋洋如平时，旋整衣帻，至学宫肃谒文庙，拜且泣，跃入泮池而死，时为五月二十七日。检遗帨，有‘身是明朝老蠹鱼，眼看时事不胜嘘’之句”(44)。姚佺对故友和姻亲的表彰，所期盼的“人心不朽”，无疑是包含着对不与新朝合作的提倡。正是在对傅鼎铨诗的评语中，他表明自己还有另外一部收录入清死难者临难诗的专集《续间气集》：“故以绝命词多，如黄石斋先生诗，不入集中，俟专行一刻。而芝山周盛际、斗门张艾陵所贮录殉难诸臣甲科一百六十人，可谓表表矣!其绝命辞亦多不能具载，悉刻入《续间气》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评价，被那些“猰狗”、“犬羊”及其爪牙看到，当然会“将发大难”的；至清中叶而被禁毁，亦丝毫令人不出意外。 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兼而有之的诗选家，姚佺选入并赞扬上述之作，并不奇怪。今人黄裳(1919—2012)题解此书云：“余旧藏《吴越诗选》，清初冠山堂刻，系魏雪窦、钱允武等选，所存明末遗民之作甚富，此亦其类也。当并储之。凡此类选本，多附评注，所存故实最多，甲乙之际史事，往往藉此以存，虽选本，实乙部之别支也。”(45)所谓“乙部”，强调的是其史部的纪事特点。所存遗民之作甚富固然是事实之一，书中同时选入一些入清为官的明臣之作及相关评价，对研究清初政坛和文坛复杂性，对把握贰臣与遗民关系，同样具有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吴一”收入歙县汪作霖撰《陈太史复辟暑仁寿寺赋诗言别》：“不分朝市与山林，小大须同此隐心。金马犹讥名啸傲，终南未免迹浮沉。公余暂息娑婆地，别后相思萝薜岑。兹日惟君能却热，荫人清冷树千寻。”汪作霖，字雨若，徽州歙县人，晚明入复社，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后于顺治十一年任江南蒙城教谕(46)；陈太史指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晚明翰林修撰，南明因附李自成入从贼案。降清复原官，仕至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为宁完我所劾，以揽权市恩欺罔罪绞死。陈名夏曾参与《诗源》的评点，如“吴一”王仕云《清晨搽扫以观其气》诗，便有其评语。汪作霖“赋诗言别”之作，称名夏为“太史”，或写于顺治三年至五年间，陈氏时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作霖当时极可能因谋求选官而在京，结句甚至寄寓了希望得到荫庇的想法。有意思的是，选入汪诗，并不表明赞同此诗。姚佺评曰： 相勉以止足义，爱甚厚，不愧当年之一拜(47)。但钟鼎、山林，截然两境，遽欲薜衮一致，难矣、难矣!杳然朱户若丧，邈然赤松可接，如韦逍遥公者(48)，能有几人?雨若失辞矣!虽云尚书郎，不及田野人。百史倘遇我于道上，我以拳枣啖之，当如齐君房忽然悔悟，向我抱头泣耳。 拳枣指“枣大如拳”，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49)。姚佺借此表达了希望故人陈名夏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同时对当年同社之友(50)、入清热衷仕途却侈谈隐逸的汪作霖直下贬语：“雨若失辞矣!”只是，无论是希望还是批评，不过是明遗民的一厢情愿而已。 同卷评龚鼎孳《张庄节公祠庙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三章赠令子浊民》(51)“贞松不尘处”和“志士爱沟壑”二首曰： 孝公佼佼自好者，不幸失足，为浮沉之士，乃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以效魏公子所为，非其质也。而世之残客，不原其心，方日借其名衔，奔走当路：所不得志，则借其名；其稍得志，则又狎之；狎而不能大得志，又狺狺私吠之，如蝇袭腥，散而复聚，可慨也。阅此二诗，则所谓“祝、宗祈死”者(52)，其愧心、畏心、厌心、悔心，亦数灭而数起矣! 并于第一首末句“沉饮非养生，庶于意不违”处夹批曰：“责躬自咎之旨。”合肥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崇祯七年进士，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受职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53)成为笑谈。顺治元年降清，顺治十年由太常寺少卿升刑部右侍郎，次年改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顺治十三年四月，因与冯铨等北党争门户，“以原任左都御史龚鼎孳为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54)。作为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诗人，被下放京郊去负责饲养鸡鸭鹅，可谓极大耻辱。这就是批语感慨所发的缘由或背景。姚佺对鼎革之际降李、降清者皆极为鄙视，如曾讽刺在李自成政权中为官者曰：“不能死，受伪署，毕竟贪心所发。猥云‘没奈何降贼’。一部仕籍，将题曰《无可奈何集》耶?但贼亦甚无谓，官家别用一番人，何苦旧窠寻兔?”(55)此处对龚鼎孳却独有理解之同情，未必是因为彼此在顺治六年有一面之缘的缘故(56)，更多的可能是眼见龚府许多门下客的蝇营狗苟的行为，甚至不乏以遗民的身份行秋风之实者。“残客”一词，典出《梁书·张缵传》，指剩余门客，义含“趋炎附势”的针砭，用法犀利!他评价陈名夏为新贵能“据鼎不尝，一无所得，百史亦可谓能自砥矣；又生平无欲害人之心，所识穷乏者，皆经纪优赡，亦有志于学者也，谓之有隐心亦宜”，固然不乏对因与对头宁完我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死于非命的清初“南党”领袖的原宥之词，亦体现了明遗民期待身居高位的贰臣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和人品。无论是肯定陈名夏经纪优赡落魄者的为人，还是归纳龚鼎孳“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的复杂意绪，对研究清初贰臣与遗民的文人心态，均可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点评。 此外，姚佺对明末士风世态及南明朝政亦有反思。如“豫十一”评侯方域《咏怀诗》“羌本名家子”云：“崇祯之末，士以鲜怒为豪举，不知龙豹韬为何物。状似苻坚之良家羽林、少年都统，安得不败?此必指此而言也。”只知鲜衣怒马、不谙兵法韬略的公子范儿，必然是于事无补，空谈误国。如江都郑元勋(1604—1645)，字超宗，为扬州影园主人，以评选咏影园黄牡丹诗，“一时传为美谈，故有过广陵而不识郑超宗先生者，人以为俗不可医：当是时文章声气之盛如此”(57)，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因调解当地士民与驻扎扬州城外的四镇之一高杰的矛盾，触怒百姓而被剁杀。“厥后清师入，卒屠城”，开封孟观撰《挽郑超宗枢部》“拭泪纪此”。诗中歌颂“超宗冰鉴拟凤雏，交游豪俊天下俱。淮之南，江之北，英姿磊落间代无。扪虱有时谈时务，击碎琉璃玉唾壶。丈夫襟况皎如月，昂藏宁惜七尺躯?腕中有鬼舌吐锋，睥睨一世之小儒。……”(58)，均为积极正面的描述。可是对郑元勋这一“本意解纷息穴斗，哪虞右袒遂狂图”的悲剧人物，姚佺的读后感却是： 先辈云“英气最害事”。描写超宗一段志大才疏、力小任重痴态，真吴道子笔也。而上讥王公，下讥卿大夫逮士庶人，又婉而尽，竟是诗史矣! 要知道对于郑元勋的惨死，多数人皆持悲伤惋惜的态度，如冒襄(1611—1693)便撰有《挽郑超宗职方》七律四首(59)；孟观诗序中所谓“时遇冢君掌和于槜李道院”之超宗长子郑掌和，原名星(?—1664)(60)，亦为姚佺友人，编选《诗娱》，见《四杰诗选》凡例，可能就是与之共同“删定”编辑《诗源》齐鲁、晋诗之“郑履声掌和”。姚佺痛定思痛，敢与时论唱反调，且下笔尖锐，可见直言不讳性格之一斑和对世相人情体会之深刻。“吴一”选宣城沈寿民七古长诗《江上行》，有句云：“我生不及全盛时，攘攘欃枪天步危。屠城掠邑义士死，日月无光天地悲。此行不为饥所驱，亦不为寒所逐。天涯鸿雁久离群，把臂沧波尽一哭。一哭还一哭，泪枯血尽眼光绿。河山偌大不开颜，曾无寸土容吾足!”入清后被誉为“海内三遗民”之一的沈寿民(1607—1675)，诗中痛心疾首的是南明时的家国沦亡。姚佺评曰：“忧思泣血，无言而不痛疾，可配《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刺周幽王昏暴、诸臣自私误国，政令如雨之多而皆苛虐。姚佺借此诗题旨，批评南明小朝廷的昏愦。由《挽郑超宗枢部》和《江上行》两诗的评点可以看出，姚佺有时会跳出原作的创作主旨和阅读导向，去借题发挥地发抒自身对时事人情的独特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