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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随着古代小说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文化学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下面，笔者就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的价值、意义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突破学科划分过细的弊端，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多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 以往古代小说研究过于偏重内部研究，而忽视了小说的外部研究。重视作家生平考证、作品的文本分析、主题、叙事等。运用文化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展研究视野，进一步了解小说作家生活的外部环境，了解小说作品产生的独特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试以唐代小说《周秦行纪》为例，这是一篇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也是一篇打破时空限制，带有一定荒诞色彩的小说。小说描写唐代牛僧孺与汉文帝母亲薄太后、汉代戚夫人、王昭君、西晋绿珠、南朝潘淑妃、唐代杨贵妃等人相遇、宴饮、诗词唱和的故事。作者署名牛僧孺。《周秦行纪》面世之后，李德裕写过一篇《周秦行纪论》，进一步指证牛僧孺是《周秦行纪》的作者，对牛僧孺提出严厉批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称唐德宗为“沈婆儿”，称皇太后为“沈婆”，为什么牛僧孺敢这么大胆？作者为什么要在作品中蔑视皇帝及皇太后？我们如果联系唐代的政治现实，就可以得到答案。这篇小说与贯穿中晚唐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密切相关，它是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指使门客韦瓘所撰，托名牛僧孺。韦瓘在小说中借牛僧孺之口，把德宗称为“沈婆儿”，将皇太后称为“沈婆”，以小说攻击政治对手。只有了解中晚唐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才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 2、可以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创新思维。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把小说作品放到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进行整体的、全方位的考察，往往可以得出新颖独到的见解。试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例，关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孤愤说影响较大。蒲松龄在十一岁时开始随父读书，开始了漫长的科举征途。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县、府、道考试，均为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是后来屡试不中，终其一生也没有考中举人、进士。 关于蒲松龄一生屡试不中的原因，他自己归咎于不识八股的“盲眼”考官与毫无公道可言的科场腐败，事实上并非如此。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保存至今，即《聊斋制艺》，③共收23篇八股文。通过考察蒲松龄《聊斋制艺》可知，他一生屡试不中的主要原因不是“盲眼”考官与科场腐败，而是因为所撰八股文不符合清代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④我们通过阅读蒲松龄的《聊斋制艺》，结合清代的科举文化进行分析，使我们对《聊斋》的“孤愤说”有了更为具体、深入的了解，得出较为新颖的结论。 3、文化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深入了解特定时代小说作家的心理状态。分析古代小说作家作品，离不开作家生活的时代，运用文化学研究方法，结合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小说作家的思想和心理。例如，中晚唐时期以唐玄宗以及开元、天宝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很多，小说集如《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单篇小说如《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等，这些作品描写玄宗一生的传奇经历、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盛赞开元盛世气象，充分体现出作家的怀旧心态。为什么中晚唐小说创作中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中唐以后，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势力割地自据，边境地区又屡受外族侵扰，对于生活在这种内忧外患时期的小说作家而言，开元盛世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因此，他们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加以描写。结合中晚唐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解当时文人的文化心态。 (二)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运用文化学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避免写成文化史或历史学的论文。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化学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考察小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寻求古代小说研究的突破和创新。然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最终应回归到文学本位，要以小说文本为基础，不能孤立地从事小说的外部研究，脱离文本，避免写成文化史或历史学的论文。 2、注意材料与理论相结合。老一辈学者治学相当注重材料的使用，尤其重视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自上世纪末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些论者往往热衷于方法论的探讨，而忽视了材料与理论的结合，这是很片面的。所以，我们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提倡文化学方法论的同时，在注重宏观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之际，不能忽视文献材料，要尽可能地做到材料与理论相结合。 综上所述，笔者就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状况加以阐述。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会更加趋于科学、规范，并将推动古代小说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