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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美：从秾艳绮丽到清真雅正 无论是为了适应“宴嬉逸乐，歌咏升平”的社会需要，还是为了抒发个体“不得志于时”的穷愁之感，都会涉及对词之体性的认识问题，亦即词与诗相比是应该“秾艳绮丽”，还是应该“清真雅正”？清初各词派在这一问题上，亦是各表己见，存有分歧。 北宋以来，词学史上就有“诗庄词媚”的文体界分，在词学内部亦有“文人之词”与“伶工之词”的雅俗分野，最著名者则为晏殊与柳永关于“作曲子”问题辩论的公案，以及关于法秀师力劝黄庭坚少作“荡天下淫心”之艳语的坊间传闻。南宋词坛盛行复雅之风，文人填词由“应歌”转向“应社”，论词倡导内容醇正、音律和婉、格调高雅，反对为词率意抒情进而流为淫亵。在明代，出于对南宋雅正之风的反动，“娱宾遣兴”的观念重返词坛，尚俗尚艳之风再度抬头，其代表性言论有王世贞的“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之说。明末清初，新旧政权交替更迭，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在诗坛有唐宋诗之争，在词坛也有南北宋之争，或力追北宋之绮丽，或标榜南宋之典雅。清初词坛在如何恢复和重建唐宋词统的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由主张“秾艳绮丽”到标榜“清真雅正”的思想转变之过程。 在晚明词坛，崇尚并盛行的是秾艳逸丽的风气，云间派领袖陈子龙表示词虽称“小道”却愿为之濡首而不辞(59)，“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泻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使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词”(60)。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在创作上亦体现出秾艳绮丽的风格特征，邹祗谟说：“丽语而复当行，不得不以此事归之云间诸子。”(61)这表明“丽语”而“当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唐宋词统，陈子龙评价李雯、宋征舆时也这样说过：“李子之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62)这一秾艳绮丽的词风，在清初江南一带非常流行，如云间宋征舆、李雯拈春闺风雨诸什，兰陵邹祗谟、董以宁分赋十六艳词，遯浦沈雄、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还有西泠、柳洲、广陵、松陵等地作者，亦多步武《花间》、效法《草堂》。不但创作上是这样，而且他们在思想上亦为其所作张目，如彭孙遹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乃是体制使然，亦是唐宋词的固有传统，比如韩琦、寇准、赵鼎等人，“勋德才望，照映千古”，然所作却有“人远波空翠”、“柔情不断如春水”、“梦回鸳帐余香嫩”等语，“皆极有情致，尽态穷妍”(63)。沈谦还对法秀师呵责黄庭坚深致不满：“月痕花影，亦坐深文，吾不知以何罪待谗谄之辈？”他还表示，自己愿与黄庭坚一起作泥犁中人：“夫韩偓、秦观、黄庭坚及杨慎辈皆有郑声，既不足以害诸公之品，悠悠冥报，有则共之。”(64) 不过，明末清初虽流行秾艳绮丽的词风，但在江南词坛出现的诸词派却是力戒淫亵鄙秽、浅率尘俗的，这表明他们是对唐宋“文人之词”创作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宋征璧云：“词称绮语，必清丽相须，但避痴肥，无妨金粉。譬则肌理之与衣裳，钿翘之与环髻，互相映发，百媚始生。何妨裸露，翻称独立？且闺襜好语，吐属易尽，率露之多，秽亵随之矣。”(65)就是说词虽以绮丽为貌，但“丽”而有则，“媚”而不俗，并以“清”为其补充，正如肌理与衣裳、钿翘与环髻之间，当互相生发，相辅互成，这样才能有“金粉”之美观而无“痴肥”之腻态。很显然，这一提法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明代词坛俗艳秽亵之风而发的，毛晋说：“近来填词家，辄效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耶？”(66)在朱彝尊看来，明词俗艳的代表人物是马洪(浩澜)：“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67)这一情况在清初词坛仍然是相当普遍的，其一是浅俚，“彼杜于皇、沈天羽、李笠翁辈，街谈俚语，填塞满纸，乃自诩为意新句奇，是诚词家之蠹。”(68)其二是淫亵，“宋人亦各竞所长，不主一辙，而今之治词者，惟以鄙秽亵媟为极则，亦何谬欤！”(69)“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效屯田之靡音，满纸淫哇，总乖正始，此其理未辨而伤于世道人心者也。”(70)“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色若死灰。”(71)从云间派到其后的各词派多是主张含蓄、蕴藉、以雅为尚的，陈子龙便认为其为体也“纤弱”，有鲜妍之姿却不藉粉泽；其为境也“婉媚”，以警露取妍却以含蓄为贵；“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72)。柴绍炳说：“余则以为指取温柔，词归蕴藉，务全丽则，不失雅宗。”(73)曹溶也强调词当以“本色”、“当行”为贵，反对“议论”、“淹博”入词，主张“旨取花明，语能蝉脱”、“用写曲衷，亟参活句”、“令味之者一唱三叹，聆之者动魄而惊心”(74)。施闰章亦有言云：“词固以艳丽为工，尤须蕴藉，始称作手。”(75)在清初曾经极为繁盛的广陵词坛，其代表人物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都像施闰章一样是主张以艳丽为本色的，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亲雅倾向(76)，王士祯和邹祗谟在编辑《倚声初集》时对董文友《蓉渡词》之“少作”便多所删逸，彭孙遹更明确地说：“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以冶淫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政非徒于闺襜巾帼之余，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兰芝之目也。”(77) 以艳丽为本色，并有亲雅的倾向，当然是对唐宋文人词创作传统的承续和发扬。不过，他们这样的观念还是立足在文体立场看词的特征，其后崛起的浙西派则把这一文体特征与社会教化密切结合起来，试图重建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广为流行的诗教说。众所周知，在康熙十七年(1678)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日趋稳固，其对思想界的舆论控制也渐收缩和拉紧，在晚明时期一度流行的心学思潮逐步淡退，正统的儒学亦即程朱理学取代心学，成为思想界的强势力量并代表着主流走向，特别是这一思想还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这时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以清真雅正为美。“凡是乱极思治的时候，文学上的心理，都不觉趋向到这一点，大家的手眼，都趋于扫淫哇而归清正，一心要树立和平的文学……因此，一切的眼光都注意在平正不偏不会生出流弊一点上，然后才合于政府教士的宗旨。”(78)尚雅的观念是康熙中叶以后的主导审美趋向，它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是：内容空灵，不着实处，有艺术的含蓄隽永之美，又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化原则。这时在词坛大力倡导尚雅主张的就是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这一词派顺应了清初社会需要和审美发展走向，提出了“清空醇雅”的审美主张，将康熙以来词坛尚雅黜俗的审美思潮推向顶峰。值得注意的是，朱彝尊倡导“清醇雅正”，并非排斥艳丽，而是反对俚俗，他对明词的不满，对柳永、黄庭坚的批评，对《草堂诗余》的抨击，等等，主要还是在其具有“俚俗”的特征，正如李符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时所说：“集中虽多艳曲，然皆一归雅正，不若屯田《乐章》徒以香草为工者。”(79)也就是说，朱彝尊在体性问题上还是以婉艳绮丽为本色，但他也掺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绮而不伤雕绘，艳而不伤醇雅，逼真南宋风格”(80)，“秾而不丽，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几可嗣古人之逸响！”(81)他认为只有以醇雅为追求，才能达到“逼真南宋”、“嗣响古人”、恢复唐宋词统的效果。这里的“醇雅”，较之曹溶、王士祯、邹祗谟等，着眼于文体立场讨论雅正偏向含蓄不同，它是把词与社会教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就把词与诗在文体性质上拉得更近了，甚至连诗词之间的文体边界也被消解了：“诗降而为词，取则未远，一自以词香艳为主、宁为风雅罪人之说兴，而诗人忠爱之意微矣！窃谓词之与诗，体制虽别，而兴会所发，庸讵有异乎？”(82)朱彝尊并不认同王世贞的风雅罪人之说，认为词与诗一样应该寄寓“诗人忠爱之意”，与诗一样肩负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其为曹溶《静惕堂词》所作序文称：“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83)“崇尔雅，斥淫哇”只是手段，“宣昭六义，鼓吹元音”才是目的，他尊南宋就是要重建南宋时代就已经确立的重诗教的传统，亦如张炎《词源》中所说的“屏去浮艳”，“删削靡曼”，做到“志之所之”不为情所役，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当然他已将南宋词对家国兴亡的关怀，替换为再现舂容大雅的盛世元音。他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所写的作品，多是有意识地写怀古、咏史、写景、咏物之类题材，把主要精力放在字句的雕琢和声律之美的讲求上，刻意淡化因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给广大士人造成的心灵伤痛，正如严迪昌先生所分析的，朱彝尊崇雅黜俗就是为了“鼓吹盛世元音”而“一洗《草堂》之陋”(84)。 总之，通过清理清初词坛在体制、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诸多观念，可以看出清初各词派在恢复唐宋词统上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策略和理论主张，尽管他们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观念通过唐宋词统的话语重建展开交流和对话，从而显现出清初词学在理论层面上的内在张力，这为清词复兴局面的全面到来在思想观念上作了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