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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娱宾遣兴与穷而后工兼具 其实，在清初，文人填词多是把它作为一种抒情达意的载体，它的文学性相对于音乐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诚如先著所言：“盖宋人之词，可以言音律，而今人之词，只可以言辞章。宋人之词兼尚耳，而今人之词惟寓目，似可不必过为抨击也。”(33)由音乐而文学，由音律而格律，这一文体重心的实质性变化，必然会带来对文体性质和功能认识的相应变化。 自晚唐五代起，词以一种娱乐性文体，出现在绮筵公子“递叶叶之花笺”、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手”(34)的娱乐场合，它写的是无关大雅的男女私情，甚至还有轻浮浅薄、暗示色情、格调低下的内容，因此，当时对其社会功能的基本定位是“娱宾遣兴”。陈世修说：“公(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35)至宋初，晏殊、柳永、欧阳修等人亦如是，直到苏轼才打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36)，变词之婉媚为高朗，为清壮。“他的革新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蔽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抒发情性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37)这一转变对于词史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苏轼在当时历经人生坎坷，填词自然成为其托怀寄意的重要手段，他的词不但借以抒发人生感慨，而且也寄寓有深沉的社会内容。这一点，到南宋，为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所发展，或以美人香草抒怀寄慨，寓其缠绵悱恻的情思；或借咏物怀古托其家国身世之感，表其漂泊沦落之思(38)；在这一创作实践基础上，南宋便形成了在后代影响甚大的比兴寄托说，这正是词之音乐性淡化而文学性强化的必然结果。在明末清初，对唐宋词统的恢复和重建，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就是比兴寄托说的重现和流行。 较早提倡寄托之论的是陈子龙，他不仅要求托深情于闺襜之际，而且还主张以咏物来抒其家国沦亡之感。在清初，进一步发展这一观念的，是追随云间派的西泠、广陵和毗陵诸词派。魏允札说：“古之才人，凡其胸中抑郁不平而不得申，正言之不可，泛言之不可，乃意有所触以发其端，而抒其莫能言之隐也，作词者亦是志而已矣！”(39)曹禾也说：“文人之才，何所不寓，大抵比物连类，寄托居多。《国风》、《离骚》，同扶名教；即宋玉赋美人，亦犹主文而谲谏之义。良以端言之不得，故长言咏叹，随所指以托兴焉。”(40)在他们看来，词是用来抒发作者莫能言之隐的重要载体，吴绮也认为《花间》、《兰畹》实为美人香草之遗，并称吴镜秋《香草词》“寓幽情于湘芷，托骚思于靡芜”(41)，周屺公《澄山堂词》“托美人香草之词，抒其幽愤；用残月晓风之句，寄彼壮怀”(42)。因此，他们反对以词写艳情为冶游生活实录的说法，比如陈维崧为董以宁(文友)文集作序谓：“彼夫以香奁、西昆之体目文友者，是岂知吾文友者乎？乱离之人，聊寓意焉。”(43)毛际可为顾贞观花间草堂作记称：“其曰花间草堂者，兼取昔人词选以颜其室，盖有自所寄托，而岂仅以香奁粉泽为工哉？”(44)不仅美人香草有寄托，就是咏物怀古也是有寓意的，朱彝尊在清初刻刊《乐府补题》看重的就是其托意于物的审美效果：“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45)当时，曹贞吉《珂雪词》刊刻行世，是清初词集唯一入选“四库”者，“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46)，集中颇多咏物怀古之作，高珩为之撰写序文称：“初读吊古诸作，慷慨悲凉，羽声四起，如逢祖士稚、刘越石诸人；既而读咏物诸作，入微穷变，五色陆离，又若树珠幢于谷王之曲，而百宝麕赴也已。”(47) 清初词坛重提寄托之论，是对唐宋词统的恢复和重建，也是清初社会的政治高压所致。清王朝在初入中原之际，对汉族特别是江南士人，实施恩威并重又以打击为主的治国方略，从顺治二年到康熙十七年先后推行过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等，这几场接踵而至的大案大狱，给那些刚刚跨入新朝的汉族士人以严重的心灵创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自然会蛰伏着无以言说的激愤、悲慨、凄楚，这样在明末重提的寄托论到清初康熙时期便进一步发展为“言愁”之论。康熙十年由阳羡词人编纂成书的《今词苑》，其编者之一的吴本嵩在书前序文中说：“大抵诗贵和平浑厚，虽言愁之作古今不绝，而缠绵凄恻，如诉如慕，莫若诗余之言愁可以绘神绘声。”(48)在这里，词已由宜于托情寄意发展为较之诗“言愁”更为绘神绘声，这种思想向前迈进一步就是“穷而后工”之论了。陈维崧在《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中说： 王先生之穷，王先生之词之所由工也。……盖已视此身兀然若枯木，而块然类异物矣。故其所遇最穷，而为词愈工。……虽然，必愁矣而后工，必愁且穷矣而后益工，然则词顾不易工，工词亦不易哉！(49) 这里所说“王先生”，是指清初词人王士禄(号西樵)，他曾因科场事蒙遭牵连而被逮入狱，陈维崧说他身经磨砺，对现实生活有了更为切深的感受与体验，所以能创作出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并能达到“愈穷愈工”的艺术高度。其实，陈维崧自己的作品又何尝不是“穷而后工”？他的“狂豪”，他的“疏纵”，便是来自他所感受的明清易代的深沉悲哀，更与他在清初求仕的种种坎坷经历密切相关：“其年年近五十，尚为诸生，学业最富，又目睹易代之时，其一种抑郁不平之气，胥于诗词发之，而词又其最著者；纵横博大，鼓舞风雷，其气吞天地，走江河。”(50)其弟陈宗石更是深有感触地说：“伯兄之词富矣，伯兄之遇穷矣。”不但词富来自“遇穷”，而且词工亦来自“遇穷”：“迨(伯兄)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俚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真有意到笔随、春风化物之妙。”(51)“意到笔随、春风化物之妙”，正是由遇穷而来的艺术至境。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也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犹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52)这里指出词之优长在其能言诗之所难言者，这个所难言的东西就是士大夫“不得志于时”的穷愁。在这一段文字后，他接着说自己“近时情状”，与陈维崧、陈维岳兄弟“坎坷略相似”，“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极度“羁愁潦倒”，这实际上已暗示词最擅长写身世之悲、发不平之鸣(53)。 自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论以来，人们比较重视穷愁坎坷经历对诗人创作的激发作用；但是，自《花间集》起，词主要产生在绮筵歌畔、樽前花下，陈维崧所说“穷而后工”之论是就王士禄的创作而发的，陈宗石、朱彝尊之论也是针对陈维崧、陈维岳的创作而发的，其实，他们也注意到这对于词史发展而言并非是通则，特别是相对于诗史而言，唐宋词发展史存在着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达而后工”，唐宋时期许多人品高尚、人生顺达、地位显赫者亦写出了不少传世名篇。尤侗说：“诗能穷人，非笃论也。至于词尤不然。《花间》、《兰畹》所载和凝、韦庄、冯延巳之流，皆一时卿相，而《谒金门》、《小重山》诸阕，传为佳话。……宋子京‘红杏枝头’、晏同叔‘桃花扇底’，《草堂》巨公，并艳千古矣！更有进者，以寇平仲之刚而曰‘柔情不断如春水’，范希文之正而曰‘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欧阳永叔之忠而曰‘无人与说相思，近日带围宽尽’，三公名垂宇宙，不以颣其白璧。由斯以谭，岂惟词不能穷人，殆达者而后工也。”(54)在他看来，穷苦之境使人“穷而后工”，逸乐之境也能使人“达而后工”，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创作是否是作者真情的流露，亦即“工”与“不工”与作者写作时的情感状态有关，而作者的情感状态又与其所遭之境遇有关：“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乐者，情之至也。莫哀于湘纍《九歌》、《天问》，江潭之放为之也；莫乐于蒙庄《逍遥》、《秋水》，濠上之游为之也。推而龙门之史、茂陵之赋、青莲浣花之诗、右军长史之书、虎头龙眠之画，无不由哀乐而出者。何况于词？”词人遭际不同，其情感亦有哀乐之别，所填之词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在尤侗看来，如果不是从词人自身遭际出发，那么其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失真”，“使垂绅正笏而述渔樵之话，抱瓮负锄而奏台阁之章，则失其真矣”！(55)“失真”则不可能会有感动人心的效果，当作者处于顺达之境，自然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了。朱彝尊亦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康熙二十五年为丁炜写的《紫云词序》中说：“词者诗之余，然其流既分，不可复合。……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锁尾，而作者愈工，而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56)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学术界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大家比较普遍地认同严迪昌先生的看法：“他如此立论的归结点是‘歌咏太平’，这也就是其后期一再提到的‘六义’、‘元音’的真实意图所在。”(57)朱彝尊这番话是在康熙十八年中博学鸿词科入明史馆之后讲的，他已由一介布衣成为清朝的显贵，这时心态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激愤转而为平和，填词也不免要鼓吹盛世元音了。但是，这一段话也是针对丁炜的《紫云词》而发的，当时，丁炜以按察司佥事分巡赣南道，“构甓园于官廨，且于层波之阁，八景之台，携宾客倚声酬和”，其《紫云词》亦较多和平之音，有歌咏太平之乐。徐J2Y117.jpg《紫云词序》对这一点亦有具体说明，认为《紫云词》是可以用来点缀盛世升平的：“今天子首重乐章，凡于郊庙燕饷诸大典，其奏乐而有声之可倚者，必命词臣豫为厘定，今先生(丁炜)《紫云词》既已流传南北，异日或有如周美成之为大晟乐正者，间采《紫云》一曲播诸管弦，含宫咀商，陈于清庙明堂之上，使天下知润色太平之有助也，不亦休哉！”(58)由此看来，清初词坛出现“宴嬉逸乐”和“穷而后工”的两种声音，与明末清初社会情势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恢复和重建唐宋词统问题的认识上有了分歧或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