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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地域文学观念的多层性 由以上论述可知，女性文学到清代明显已建构起以《诗经》为依托的大传统，但问题是，自古以来地域文化就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具体到特定的诗人群体，不可能不受到地方文学流派、家学风尚、个人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某些特异的倾向，从而造成不同地域之间文学观念和风尚的差异性。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女性文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记载，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女性著述囊括经史子集，包括诗词集、女教、史学、科技、学术等不同类型的著述；福建、湖南、江西女性的著述种类也较为丰富；广东偏重于女教、史学、文章等著述；山东、河南则偏重于学术、史学、文章等著述。同一地域内部女性文学群体的差异性则更能说明女性文学观念的多层性，这种多层性凸显出女性文学的丰富与多样生态景观。 周曰惠的绿凤仙花唱和群、随园苏州女弟子群虽然都隶属于江苏苏州，却各具特色。绿凤仙花唱和群体充满了浪漫闲暇的意味。亚里士多德说“人惟独在闲暇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28)，在这种闲暇中读书交友、作画吟诗、享受生活的雅集唱和，是乾嘉才女诗意栖居之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这种闲暇雅集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诠释了闲暇的哲学意义，通过闲暇雅集的方式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这也是闺秀才女积极参与世事的一种表现，体现了文学女性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与这种以文学价值为终极目的的自由闲暇的雅集唱和不同，随园苏州女弟子群的雅集唱和背后充满了能使个人才名流传久远的渴望。席佩兰《闻宛仙亦以弟子礼见随园喜极奉简》诗有“诗教从来推内则，美人兼爱擅才名”的句子。屈宛仙、席佩兰等人曾作《蕊宫花史图》来记录嘉庆元年的一次雅集唱和。孙原湘详细记载雅集始末：“柔兆执徐之岁百花生日，婉仙夫人招集女史十二人，宴于蕴玉楼，谋作雅集，以传久远。患其时世妆也，爰选古名姬，按月为花史”。“自正月至十二月，为谢翠霞、屈婉仙、言彩凤、鲍遵古、屈婉清、叶苕芳、李餐花、归佩珊、赵若冰、蒋蜀馨、陶菱卿、席佩兰，长幼间出，不以齿也。爰命画工以古之装写今之貌，号《蕊宫花史图》，两易寒暑乃成。”(29)这种谋作雅集，以传久远的想法，与周曰惠等人雅集的闲适自得明显不同。 江苏扬州的曲江亭唱和群体以王琼家族及阮元夫人孔璐华等家庭成员在王豫家中曲江亭唱和、结集为《曲江亭唱和集》(30)而得名。曲江亭唱和从表面上看，不过是闺秀偶然雅集唱和的一段佳话，但王琼真正的意图确是希望将真实的曲江亭雅集唱和与历史上曲江亭的辉煌联系在一起，借助孔璐华圣裔身份所具有的古典意义，使被记录和镌刻的女性文学活动成为一种经典和永恒，从而使扬州地域女性文学成为女性文学史的典范和正统。 曲江亭在王豫家宅翠屏洲之右，现有张崟为王豫作的《曲江亭图》传世。阮元《题曲江亭图》曰：“此地乃汉广陵曲江枚乘观涛处。”(31)枚乘《七发》说广陵潮“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至江北，激赤岸，尤为迅猛”，因其壮观之势，广陵潮的盛况常见于诗赋。后因江苏曲江广陵潮不及浙江钱塘潮闻名，渐被淹没。正如清代杭州蕉园诗社的雅集形式及其对女性文学正统地位的建构，使之成为女性文学的标志性的符号，清溪诗社诸闺秀就是慕蕉园十子之风采而号“吴中十子”，所以梁乙真说：“终清之世，钱塘文学为东南妇女之冠，其孕育滋乳之功，厥在此(蕉园诗社)也。”(32)王琼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借助曲江亭的历史记忆功能来建构扬州女性文学的辉煌，确立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使扬州地域女性文学成为女性文学主流。 女性文学作为一支独立的文学分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是由其自身繁荣度与成熟度决定的。数量众多的著述成果足以说明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上面所论述的闺秀才女对文学本质的哲学思考；闺秀才女对于自身的文学价值及本地域文学地位的重视与行动，足以证明女性文学体系内部的复杂性与成熟性。深入研究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不仅可以丰富文学史的景观，而女性差异性的文学观念也可以促进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些足以说明了女性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