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跨地域的同一性文学观念：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 女性写作一直备受诟病，因此明清时期很多学者与闺秀精英试图建构一个以《诗经》为源头的文学传统，以彰显其写作的悠久性。与之相适应，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被移植为女性文学的基本规范。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一则可以昭示女性写作的正统性，使文学活动具有合法性；二则与传统的妇德观念一致，与女性的气质秉性相契合；又因女性文学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女性之间的交游网络逐渐扩展，文学雅集活动愈加频繁，就更需要这种诗教传统为女性文学活动的合法性正名，因此在整个清代，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直在闺秀诗歌的评论中被发挥和传承。 邹漪《红蕉集自序》曰：“《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于后妃嫔御、思妇游女。”⑨承此观点，戴鉴序《国朝闺阁香咳集》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宫闱始。”⑩类似的说法不断积累，使得《诗经》是女性文学源头成为一种常识，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闺秀诗学的基本规范。 清代的闺秀诗人一直都谨守着这一文学规范。清初王端淑编纂《名媛诗纬》，说：“客问于予曰：‘《诗三百》，经也，子何独取于纬也?《易》、《书》、《礼》、《乐》、《春秋》，皆有纬也，子何独取于《诗》纬也?’则应之曰：‘日月江河，经天纬地，则天地之诗也。静者为经，动者为纬；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则星野之诗也。不纬则不经。昔人拟经而亡，宁退处於纬，之足以存经也。《诗》开源于‘窈窕’，而采风于‘游女’，其间贞淫异态，圣善兴思，则诗媛之关于世教人心如此其重也。’”(11)这表明女性不仅宣告了闺秀诗学的典范意义，同时也阐明了“诗媛之关于世教人心如此其重”的女性诗教观。 随着女性文学活动空间的扩大、跨地域的女性交际网络的扩展，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也被不断强化。顾若璞(1592—1681)《延师训女或有讽故作解嘲》诗云：“不事诗书，岂尽兴生。”“大家有训，内则宜明。”顾氏孙女钱凤纶、孙媳林以宁等人组成的蕉园诗社成员都秉承这个传统。曾为蕉园诗社“祭酒”的柴静仪(1638?—1692)有《诸子问余诗法口占二绝句直抒胸臆勿作诗观》诗云：“更诵葩经与骚些，温柔敦厚是吾师。”肯定女性学诗基本方法就是背诵《诗经》、《离骚》，体会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女性跨地域的交往逐渐普及。《青浦闺秀诗存》载青浦闺秀曹鉴冰“与顾启姬等结淀滨诗会”。顾启姬名姒，是西泠蕉园诗社成员，《青浦闺秀诗存》在“曹鉴冰”条下还记载蕉园诗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林以宁也曾参与唱和，林氏“以闺友顾姒在青，来与唱和，数月即去”(12)。所以淀滨诗会至少有曹鉴冰、顾姒、林以宁等人参加，这是清初浙江与江苏不同地域间闺秀密切交往之例。闺秀们通过这种文学交游网络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活动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随着交游的扩大，文学活动的增加，温柔敦厚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清中叶方芳佩是杭州闺秀之首，杭世骏称其为“当今巾帼中所仅见”，被认为是蕉园诗社的传人。徐德音《在璞堂吟稿序》提到：“吾乡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时。迄今六十年来，风雅浸衰，良可慨也。顷读方芷斋名媛《在璞堂吟稿》，其修辞琢句，清真沉郁，不类弱女子为之。加之博览群书，进而益上，则蕉园替人，舍芷斋其谁欤?”(13)徐德音还曾作《附和芷斋侍史》诗，“蕉园旧社重凝香，作手今推在璞堂”一联又重申方芳佩是蕉园诗社的后继之人的重要地位，其诗学自然也秉承诗教宗旨。 方芳佩与福建才女许琛交往密切，并且在其死后为之刊刻诗集。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四载：“三山许素心德瑗以苦节闻于当世，有《疏影楼集》。方芷斋随任之闽，耳名往访，诗篇倡和，时有馈遗。素心爱写梅菊，晚年窘甚，售诗画以自给。殁后，芷斋序其遗稿而梓之。其投芷斋诗有‘千仞龙门非易到，布裙来拜卫夫人。’芷斋之居贵不骄，爱才若命，亦可敬也。又有《题画赠芷斋》云：‘冷淡生涯二十年，枝枝叶叶锁寒烟。与君载去西湖畔，记取愁人闽海边。’”(14)许琛在闽与“闺秀廖淑筹、庄九畹、郑镜蓉、黄淑畹、黄淑窈结社唱和，诗学益进。后家益落，饔飨不继。会李夫人筠心、方夫人芳佩、福恭人宜鸾闻其名，结为文字知，皆厚资之，始得自给”。(15)郑镜蓉是著名诗人郑方坤之女，姊妹一门风雅。据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卷二载：“荔乡先生(郑方坤)一门群从，风雅蝉联，膝前九女，皆工吟咏。(中略)自古至今，一家闺门中诗事之盛，无有及此者。”(16)黄淑窕、黄淑畹是福建诗人黄任之女，姊妹二人的诗文“为时传诵”，“时人皆称之。”(17)许琛以“苦节闻于当世”，故而才德并称；郑镜蓉亦是“早寡以节终，得旌表”；廖淑筹则系“夫卒归里，困踬无以为生，乃写花竹以自适，课子孙读书。有‘清时弦诵重，廉吏子孙贫’句，为时传诵”。(18)可见以许琛为中心的闽县女诗人群体大多以节妇著称，而其诗文风调自然不离诗教传统。故而在许琛与方芳佩等人形成的系连了江南与福建女性诗坛的女性交游网络中，诸才女的诗歌写作无不秉承温柔敦厚之旨。 江苏吴中以张允滋为首的清溪诗社，则倡导以“以温柔敦厚之旨，写和平庄雅之音”。恽珠《正始集》卷十六载张允滋与“同里张紫蘩芬、陆素窗瑛、李婉兮嫩、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孙纕、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媲美西泠”。(19)清溪诗社又称吴中十子，马素贞曰“诗道性情，故必以温柔敦厚为宗”，“余尝读任心斋先生所辑《吴中十子合集》，或议论沉雄，或词旨俊逸，不专一家，而究其旨归，殆与温柔敦厚之风庶几焉。”(20)清溪诗社虽在吴中，其诗风却受到杭州蕉园诗社流风余韵的影响。江珠《采香楼序》说：“惟昔西泠闺咏有十子之目，清溪欲步其风，乃先后酬赠篇什采集一编，为《十子诗抄》。”(21)可知张允滋等吴中十子是以蕉园诗社为榜样创建的。蕉园诗社对清溪诗社的这种跨地域影响与闺秀的师承不无关系。张允滋曾拜徐若冰为师，任兆麟《清溪诗稿叙》说：“清溪女史幼禀家训，娴礼习诗，尝以韵语质香溪徐夫人，香溪亟赏之。”(22)张允滋《潮声阁集》中有《灯花和香溪徐夫人韵》诗，小序曰：“香溪名暎玉，字若冰，昆山人，著有《南楼吟稿》行世。”徐若冰与杭州女诗人方芳佩交好，徐德音《南楼吟稿序》曰：“美人丽玉(谓芷斋夫人)，林下盘桓；仙子飞琼(谓云清夫人)，云端翰札。香灯小社，托毫素以题襟；花月深宵，话水天而接席。”(23)描绘了徐若冰与方芳佩、钱浣青联袂唱和的场面。沈大成序徐若冰《南楼诗稿》，称其诗“庶几窃附于《芣苢》、《汝坟》之义”，(24)肯定了徐若冰诗歌与诗教的密切关系。 扬州王琼与孔璐华等人的曲江亭唱和群体不仅遵循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更将之发扬光大。王琼《同音集序》曰：“尝谓选诗难，选名媛诗尤难。女子教本贞静幽闲，温柔敦厚，孔子列为风诗之首、王化之原，实基於此，抑何重也!后之选女子诗者，无虑百数十家，大率谓女子能诗，便称韵事，采录失之太宽，甚至以秾纤新巧谓颖慧，淫佚邪荡为风流，相推相许，近於寡廉鲜耻而不知，呜呼，可悲矣!”(25)王琼在此力斥“秾纤新巧”、“淫佚邪荡”的诗风，提倡风雅，以温柔敦厚为旨归，与清溪诗社的主张全然一致。说来王琼与清溪诗社成员也交往密切，任兆麟甚至说王琼是其女弟子。王琼有《怀清溪夫人并呈林屋先生》、《题潮生阁诗集后》等诗，张允滋闻王琼“诗宗唐贤，取所著《爱兰集》附刻于(《吴中女士诗抄》)后，时艳称之”。其诗集有张允滋题诗，张芬题序。这些闺秀的交游与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等很多因素有关，但秉承相同的诗学宗旨，无疑会使她们更加亲密。 即使崇尚性灵的随园女弟子也不例外。随园女弟子席佩兰《与侄妇谢翠霞论诗》曰：“积理在读书，精粗要分晰。葩经三百篇，一一贞淫别。种树取芬芳，配壅必高洁。世俗见迂拘，谓妇宜守拙。余曰理不明，究于礼多缺。请观《周南》诗，谁非淑女笔?”(26)也在强调诗教传统的幌子下肯定了女性写作的正当性。 一直到清末，单士厘(1863—1945)《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清闺秀艺文略》的编纂原则仍秉承这一诗学传统。《再续集》将恽珠、翁端恩、汪嫈、吴宗爱四人列于卷首，《凡例》说：“兹选一遵恽例，以雅正为主，故袭名正始。”“恽珠”条下按语说：“《正始》选例严正，续选宗之，故以恽作冠首，用志仰止。”(27)单士厘所提倡的雅正，就是温柔敦厚的换一种说法，这一儒家诗教传统一直被闺秀诗学奉为圭臬遵循着，在跨地域的女性诗歌交往和诗学言说中显示出一种趋同的一致性。这不用说是与封建社会强大的政教传统相关并受其制约的结果。 温柔敦厚的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守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表明了心怀使命感的闺秀才女以严肃的态度、不懈的努力已经成功创建的一个具有学术性、艺术性、完整成熟的女性文学生态系统。这个文学生态体系的存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史，而且使清代文学史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质，其文学史及学术史的意义不言而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