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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过，当代学者中已有人提出与鲁迅先生很不相同的看法，最有影响的如前所说当推俞为民先生。俞先生明确地否定鲁迅先生的李渔“帮闲”说。在俞先生看来，李渔上述“出入达官贵人之宅”时如有“打抽丰”的行径，还不足以说明他是帮闲。俞先生在《李渔评传》一书中写到：“至于他(按：李渔)带着家庭戏班游州走府，出入达官贵人之宅，历来被认为是其‘帮闲’的主要行状”[3]458，“李渔隐逸市井，觅利谋生，他觅的是‘应得之利’，谋的是‘有道之生’。……即使是向达官贵人‘打抽丰’，李渔也付出了劳动，他组织戏班演戏，供达官贵人们观赏，达官贵人们给予报酬，两者之间也具有卖和买的关系。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利，这样的觅利方式当然是应该肯定的”[3]464-465。 在笔者看来，否定李渔为“帮闲”，不能只看他到达官贵人家“打抽丰”付出了劳动。如果仅仅从付出劳动的角度看，则那些专门为官僚与富豪所豢养的“帮闲”在侍候其主子时也付出了劳动，甚至可能是比较艰辛的劳动；若以此而论“帮②闲”，则天下决无“帮闲”可言。李渔之“打抽丰”，之所以被视为其“帮闲”的主要行状，不在于他在其间是否付出了劳动，而在于他在其中付出了人格上的代价。李渔于那些达官贵人来说，固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这样带家班“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①，达官贵人只是把他看成提供娱乐的工具，不可能真正尊重他。因此，李渔尽管提供了娱乐，但达官贵人究竟给他多少施舍——俞先生说达官贵人给的是李渔通过劳动所获取的“报酬”，我认为不如说给的是“施舍”更确切——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要看他们享受了李渔所提供的娱乐后是否高兴以及他们本身是否慷慨。李渔人生后期人口众多，生计艰难，为着多获取施舍，他必定要努力博取达官贵人的欢心，因之难免有胁肩谄笑、降志辱身的行径。他晚年在《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中忏悔自己的此类作为时因此说“终日抽丰”，“形容自愧”，“面目堪憎”。如果凭借的是正常的劳动付出而获取报酬——不是施舍，即如他所说谋的都是“有道之生”，个性本甚为真率、狂傲的李渔会如此痛彻地忏悔吗？李渔其他一些行径之所以也让人觉得有做帮闲的嫌疑，其理同此。与此相关，说李渔是“人间大隐”也值得讨论。李渔如此频繁地与达官贵人交游，如前所云“屣居城市，酬应日纷”，而其行为又多有自己所不耻的地方，这岂是一个真正隐逸市井的“人间大隐”所应有的作为？试想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真正的“人间大隐”曾如此沉痛地反思过自己的品行？ 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19]而李渔自己也曾说：“世固有以操莽之才而行尹、周之事者，但观其晚节如何耳”；“忠臣义士，做得到头便是忠臣义士，做不到头便是乱臣贼子。犹看传奇者，只看临了一二折，未有生、旦其始而净、丑其终者也”，认为“汉高与魏武皆是两截人”[20]。这就是说，人的个性或者说人格，其实既是复杂的，同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李渔一生而言，他恰恰正如同自己所曾讥讽的那样，颇同“两截人”，即在其人生早期绝不是帮闲，相反，是一个人格挺立有自己独立见解的社会批判者，而在其人生后期也并不是专为某个达官贵人所豢养的帮闲，然其总体的精神面貌则彰显极为清晰的帮闲文人特质。那么，李渔为什么会成为“两截人”？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深刻：“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21]李渔之所以在其人生的后期发展成为“帮闲”，与前期相比，判若两人，究其根本，就在于“无特操”。那么，曾经是思想如此激烈、个性如此狂傲的人，李渔为什么会变得“无特操”，即无坚定不移之人格？ 李渔之所以无“特操”，而终成为帮闲，乃在于他放弃科举考试后时时游荡江湖，并由此为生，此种人生历练，造就其在本质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气节的士人，而是扮演着士人与市井游民之间的一种社会角色。因此，在没有受到现实生活艰难的胁迫时，李渔可以睥睨世俗，坐而论道，不乏士人的正义感与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但一旦置身于残酷、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他就缺乏真正士人所拥有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大勇精神，而更倾向于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也就是说，李渔的“言”与“行”或者说“形”与“神”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会根据需要，趋利避害，不时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按：李渔)对于儒家的节操虽然也很重视，但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去颂扬的。而当涉及其自身时，他往往以一种更灵活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儒家的教条”，因而有着浓重的“权变”意识[22]。 要而言之，李渔此种人格型态，就使他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抗击清初残酷的政治、文化环境之压迫，兼之到人生后期，尤其是晚年时生活极为困顿，而他在价值追求上又始终不渝地崇尚享乐——凡此种种，终使他沦落为帮闲。 李渔入清后所面临的有关基本的历史背景是：除在政治上清政府发布“剃发令”威胁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外，还大兴文字狱等，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与李渔发生比较密切关系的就有：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丁酉科场案”，受牵连士人众多，李渔好友丁澎被发配当阳堡；顺治十五年(1658)，李渔友人尤侗《钧天乐》传奇上演，因有讽刺科场语，为地方官员所告，不得已走避京师；顺治十八年(1661)，则有李渔非常熟悉的作家金圣叹等因苏州“哭庙案”而被杀，凡此等等，无不威慑李渔。李渔既“无特操”，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由是必不具备一个真正杰出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须拥有的无所畏惧的人格力量。惟是之故，本不乏社会批判精神的李渔在前述《丁亥守岁》一诗中就不无谨慎地写道：“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誊。”此实即表明清初剃发令颁布不久，李渔受到震恐，惧怕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即其人格已被扭曲。此种诗风，显然与他率真的个性不合，也与他《〈一家言〉释义》即自序中所标举的“云所欲云”这种浸透了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思想精髓的文学创作主张不合。而顺治十年(1653)，李渔在其创作的《意中缘》第三十出《会真》所写的下场诗则说：“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佳人夺取归才士，泪眼能教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欠龙钟。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端。”这里“怕惹闲愁上笔端”中的一个“怕”字，境界全出，可以说极生动地道出了在现实残酷环境压榨下李渔人格的嬗变，以致本有倔强文心的他，不敢去写那些他其实很想写的“不平事”与“闲愁”，如为清统治者所忌讳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悲情。李渔既经受不起严酷环境压迫的考量，由此不难理解其小说戏剧创作如前所说不敢直面人生，并为着商业目的，因之多有取悦于人、甚为媚俗的“帮闲”底色。李渔在其通俗文学创作上的媚俗实不过是其人格扭曲的一种表现；此种扭曲的人格心理贯穿到日常生活中，李渔自会背离其曾有的批判精神、独立人格，而逐渐养就侍候主子的帮闲心态。 李渔本人经济上的穷困与浓厚的享乐主义思想，无疑也是他人格发生蜕变、逐渐沦落为“帮闲”的重要原因。黄鹤山农在《〈玉搔头〉序》中说李渔“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久之中落，始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吮毫挥洒怡如也”。所谓“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就是指李渔家道败落后，大约在清顺治八年(1651)前后从故乡兰溪迁徙到杭州从事小说、戏剧创作以谋生。李渔此种笔耕一度使他过上不错的日子，如他曾说“砚田食力倍常民”[23]。但特别到其人生后期，由于人口众多，光凭他的笔耕，一家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李渔在《复柯岸初掌科》一信中就写道：“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自北，则皆北面待哺矣。”[18]204另一方面，李渔在骨子里确乎是个地道的享乐主义者。他在其著作中曾不厌其烦地发表崇尚享乐与及时享乐的思想，如说“人生百年，贵能行乐”[24]，认为“及时行乐，庶几后悔”[25]。最典型的是康海面对丘陇与死亡时曾说“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李渔对此极其欣赏：“予尝以铭座右。”[26] 李渔既无固定的职业与经济来源，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贫穷而又能享乐？他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四处游荡，到达官贵人家“打秋风”。而到达官贵人家打秋风，李渔又岂能保持自己曾有的独立的节操，就难免有“帮闲”的行径。前述李渔晚年忏悔自己“终日抽丰”，“形容自愧”，“面目堪憎”，乃至总结性地承认自己“老来颜面厚于初”，则这期间包含着多少打秋风、做“帮闲”的辛酸与无奈！在打秋风的生涯中，李渔有时简直就是在乞讨，其《与诸暨明府刘梦锡》一书云：“绨袍之赐，不妨遣盛使颁来。”而其《将别汉阳，预告郡伯、邑侯两地主》一诗也写到：“乍来已见资膏火，既去宁教载明月。”由是，我们不难理解李渔自会去“公卿大夫”家夜饮，即做他们的“弄臣”，给他们取乐，并替他们赋诗，代他们作文，如此等等。 美国现代个性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奥尔波特有句名言：“同样的火候使黄油融化，使鸡蛋变硬。”决定一切事物起本质变化的是内因而不是外因。此内因正是奥尔波特所说的构成一个人完整人格结构的“特质”，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特操”。如果李渔真正是有特操的作家，则统治者政治、文化上的高压，个人经济生活的贫困以及尘世享乐的诱惑，都不足以成为李渔人格蜕而变成帮闲的理由。以与李渔差不多同时代及稍后的清初小说家蒲松龄与曹雪芹相比，他们面临几乎与李渔一样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家庭生活也极其困顿，如蒲松龄因贫困长年在外做家庭教师，却“狂固难辞”、“痴且不讳”[27]2，借谈狐鬼，写成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孤愤之书”[27]3《聊斋志异》，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28]，然以“堪与刀颖交寒光”[29]的“诗胆”实即文心，虽声称大旨谈情，实以了无讳饰的写实精神写出中国文学史上的无上瑰宝——《红楼梦》，更为全面而深刻地鞭挞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故《聊斋志异》或有某些落后的内容，但从总体看，它与《红楼梦》一样，决不能说是“帮闲文学”，蒲松龄与曹雪芹自然也不是什么帮闲作家，更不是什么帮闲。另一方面，蒲松龄与曹雪芹自然也不可能不面临尘世享乐的诱惑，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像李渔那样去侍候达官贵人而沦为帮闲。总之，蒲松龄与曹雪芹无不皆有一以贯之的操守，而李渔却趋时善变，不能坚守曾有的人格，即无特操，这使他终蜕变为帮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