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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笔者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说李渔是“帮闲”，乃是因为，李渔在其人生的后期——本文以入清为界线，将李渔的一生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确有着诸多“帮闲”的思想与行径。 第一，从思想倾向看，李渔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批判走向迎合乃至谄媚，显露明显的“帮闲”之志。如前举明清易代之际所撰作的《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丁亥守岁》则谓：“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为增”，无不是对清初清政府所颁布的剃发诏令的极大调侃与讽刺。但在成书于晚年的《闲情偶寄》之《凡例七则》之“一期点缀太平”中，李渔却如此写道：“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草莽微臣，敢辞粉藻之力！”李渔以极为卑微的奴才相，言辞极其恳切地主动要“点缀”、“粉藻”那个时代与社会，这岂不是在彰显其“帮闲”之志么？而他在康熙十一年(1672)所写的《汉阳树》一诗中则有“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10]等诗句，不但表明他已完全接纳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且更有着对清统治者露骨的谄媚与逢迎。惟是之故，李渔一旦得到满清“王公大人”的接待，更是喜出望外，说“此中殆有天焉”[11]。 第二，李渔人生后期的重要精神活动——其通俗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精神祈向，过于趋时悦世。具体地说，李渔创作于清初的小说戏剧作品，所写多为不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男女风情喜剧或其他浅俗的生活题材，而并没有真正直面残酷、真实的现实生活本身，从整体看，充满媚俗精神——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12]，所谓“从时好”[13]，在本质上主要就是供达官贵人等消遣、娱乐的“帮闲”文学。《笠翁诗集》卷一《偶兴》一诗有云：“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这可以说是李渔赤裸裸的迎合世俗的娱乐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而他在《风筝误》末出《释疑》下场诗中则说：“传奇原为消愁设”，“惟我填词不买愁，一夫不笑是吾忧”，十分明确地道出了他将其戏剧作品当成提供给人娱乐的商品。传奇或者说戏剧，固然有其相当的娱乐性，但也不能说传奇创作原为消愁而设。戏剧作品除了娱乐功能，还有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古典戏剧中许多悲剧作品的存在就不能说是为着娱乐的。李渔将传奇定位在消愁，毫无疑问是将其功能片面化了。另一方面，李渔把小说视作“无声戏”，用创作戏剧的办法来创作小说，这正如有的学者所已指出的那样，“一夫不笑是吾忧”同样是他小说的创作指归[14]，他的小说因之也是供人娱乐的商品。据章培恒教授论述，李渔的读者、观众中，主要是地主、官僚、大商人与商贾家庭的士人[15]，则他的小说戏剧定位在“一夫不笑是吾忧”，就有明显的迎合的嫌疑与商业的目的。而就迎合一面而言，结合他作品的绝大多数读者、观众对象，则其小说戏剧，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用以“帮主人的闲”[5]405，即供给上述达官贵人等消遣、娱乐，显而易见让人觉得有“帮闲”的意味。 第三，从具体的行为实践看，李渔在人生后期多有“帮闲”行径。这正如孙楷第先生所指出的，李渔“为了吃饭和享乐问题，东奔西驰，不顾风节，完全抛掉了书生本色。他虽然没有事新朝，却伏侍了无数的新贵”[16]，即所谓“侍候官僚富豪消闲作乐”，或者说“陪官僚、富豪等玩乐，为他们帮腔效劳”，且为时甚久。范红娟教授说：“无论如何，李渔20年来游走于权贵之门的经历是无法抹杀的。”[17]此言甚是。具体地说，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等，在李渔那里变成陪达官贵人吃饭、赋诗，代他们写文章等等。 李渔曾说：“渔幸以草莽贱夫，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鲸，夜饮三公之府。”[18]204这些“公卿大夫”为什么要招李渔去宴饮呢？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真正深厚的友谊；究其实际，无非是因为李渔负才技，兼之善谈、幽默，能给他们带去乐趣。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曾深刻地指出，李渔在这种场合，在那些“公卿大夫”面前，其实扮演着地位比“娱乐节目的表演者(entertainer)”高而比“朋友(friend)”①低的一种角色，如同俳优——实即是“帮闲”。《笠翁诗集》卷三就有《壬子夏日，陪董大中丞暨辖下诸公隔水较射，射毕畅饮，大中丞命作五言绝句十首，即席成之》一诗，便是当时某些“公卿大夫”玩乐、宴饮后命李渔赋诗的一个显例。而当三藩之乱之时，李渔甚至主动写诗，热情洋溢地褒扬那些维护清王朝统一的有功将领，《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就是其中的典型。如果说李渔陪董大中丞等玩乐、宴饮而赋诗是被动的，那么，他写《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等则完全是主动的。没有人要求他写这样的诗，这无疑也是他有帮闲之志的一个显著标记。而《笠翁文集》卷二《汉阳府重建鼓楼创立马头募缘引》一文注明是“代郡守作”，中云“皇清定鼎以及于今，已二十余年矣，宜乎百废俱兴，无政不举”，显然也是帮闲之举。鲁迅先生曾说“后者却不过叫他(按：帮闲)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只之列”[4]356，李渔在这些方面，确乎成了地地道道的“弄臣”与“帮闲”，有时几乎可以说是十分自觉的“弄臣”与“帮闲”。 李渔在《笠翁别集》卷二《论郑綮进退之际》一文中说：“人之长短，不可以一事论，要观其大段如何耳。”此诚剀切之言。然凡上所论，显然足以构成李渔人生之“大段”，则我们视人生后期之李渔为帮闲，绝不是对他的牵强附会。因此，在笔者看来，鲁迅先生目光如炬，虽然并没有比较具体地论述李渔之所以成为帮闲的理由，但拈出“帮闲”二字，实深契李渔人生后期人格之肯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