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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陌生化：乡愚游沪小说的叙事策略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由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29)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首次提出。他指出文艺的美感特征首先是惊奇陌生的新鲜感，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经刻意加工后扭曲的、对人具有阻拒性的语言来实现这种陌生感。这种语言或许不合语法，或者不易理解，但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产生新鲜的感受，进而使作品取得较强的审美效果。 而小说的陌生化叙事不仅体现在新鲜奇异的语言上，还表现为运用诸如视角选择、情节设计等叙事技巧提供鲜活的“视象”，通过对“视象”而非事物的识别，延长对事物的感受，利用“视象”这一工具达到“感受”的目的，也即“使石头成其为石头”，(30)使人们已渐麻痹的感觉重新回到事物本身上来。乡愚游沪小说采用城市“他者”——乡下人的叙事视角，陌生化、妖异化、夸张化描写对象，通过这样的叙事，使读者与早就习以为常的对象重新拉开距离，让审视和聆听替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使这些通过陌生化处理的对象放大或变形，唤醒读者对其的本初感受，从而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出发。 乡愚游沪小说一般采用四种叙事技巧达成陌生化的效果。 首先是为主人公乡愚设定完全陌生的小说场景，人物与场景的格格不入使人物自身成为陌生视象，从而吸引场景中的旁观者及小说阅读者的视线，制造出新奇滑稽、使人忍俊不禁的效果。《乡愚游沪趣史》中的钱愚和范桐在一个铄石流金的酷热天气出去觅凉看荷花，恰遇一条城河，便动了野泳之念。两人在河中畅游了一阵，上岸却发现衣鞋被窃。两人赤条条立在陌生的河滩，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只得捡张荷叶盖住半张脸，赤身走回栈房去： 路上的人见了这一对裸体人儿，个个好笑。还有几个好事的人，跟在后面，拍手喝彩。警察见了便上前拦阻，查问他二人因何如此。钱愚只好依实而告。警察听了也觉好笑，便吩咐他道：“这里车子少，一时没有雇处，快些到前面马路去雇车回栈罢，不要再在路上出丑了。”……二人到了那里，被路上的人看见了他们的奇形怪状，遂一哄而集的围了拢来，口里都嚷着说道：“看疯子！看疯子！”二人被他们围住不得脱身。正在急得要死，忽然一个警察手执警棍分开众人挤进来查问情由，钱愚便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警察听了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快乘了车子回去罢。”二人诺诺连声的答应，警察遂领着他们出了重围，坐上黄包车。黄包车车夫拉着这一对宝货，也是生平难得的，便拉了车子飞奔而去。那些看的人方才散去。再说二人坐着车子，一路上来往的人看见他们，没有一个不要停足扬声、哈哈大笑的。(31) 在这场活剧中，两个乡下人因对城市人的不设防而被盗走衣鞋，原本值得同情却被围观和嘲笑，不起眼的村夫瞬间变成令人过目难忘的耍戏活猴，可笑而又可悯应是每位读者的感受。 其次是从乡人的视角出发，用他们新鲜的眼睛看陌生场景中的人事物，并且只描绘它们而不指称它们，仿佛作者也是首次遇见这些事物，从而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以吸引读者的注意。钱愚和范桐刚到上海，想去小世界玩耍，却走错了路，于是在大马路上乱撞，“忽看见路口立着一个人，身体长大，头缠红布，身穿黑衣。脸上测黑，两只眼睛如剥光的皮蛋一般，胡须根根倒卷，雄赳赳、气昂昂，横眉怒目的矗立在街中”。(32)作者并未说明此人的身份及职业，故意留个悬念给读者，只是着力描写钱愚初见此人的心理活动：“吓得魂不附体，心里想道：‘不好了，一定是古庙里的玄坛菩萨显圣了。’”(33)而《傻儿游沪记》却又换了一种笔墨，同行的伯龛明知一樵初见印捕阿三必定会失惊打怪，却先不告知实情，故意逗引出他的奇谈怪论。果然，一樵十分惊骇在马路上遇见这一“出天花”大汉： 他不出天花，为甚么头上扎一方红布？我记得我家乡里，大家小户生了儿女，自幼儿都逃不了这重关煞，出天花时候总要买一块红布，给他端端正正缠在头上，然后焚香点烛，到痘神菩萨台前磕几个头，祷祝几句。再请医生代他诊治，将他关在屋里，不许接近生人。等到天花退了，才肯放他出来。怎么这黑脸大汉站大街上，倒不怕受了风寒吗？(34) 同样描写乡愚以有限的乡村经验来误判所见的陌生事物，前者隐而不宣，后者故意逗引，目的皆为强调对视象的观感而非印捕本身。 作者还以同样的方法描写乡人眼中的西方舶来品。如邵一樵看到戈龙堤抓起小木盒上一物事，“一头放在唇边，一头放在耳畔，心下好心疑惑，忙移步到龙堤身后，猛听那物事内有人说话声，吃一惊掉头便走，嘴里嚷道：‘不得了，不得了，青天白日居然有鬼了’”。(35)他认为极小的听筒容纳不了一个人，因而只能是鬼。同样，范桐看到新世界的哈哈镜吓得面皮失了色，也喊青天白日遇着鬼了。可见乡下人习惯把一切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事物均归入鬼神的范畴。邵一樵看到哈哈镜里的“鬼”时先是怒目相向，继而破口大骂，最后拔拳相向，引得围观者哄堂大笑。这些描写的共同点均在于将读者熟视无睹的事物作陌生化处理，通过夸张变形的描写，打破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惯性，将审美的自在之物变成审美对象，从而唤起人们对它们的新鲜感受。 再次是以乡愚非常规的、匪夷所思的行事方式，来增加小说出人意料的滑稽效果。如进餐馆消费，一般由侍者为顾客开酒瓶或饮料瓶。自作聪明的钱愚偏要自己动手，于是他与几瓶荷兰水的搏斗就写得新意迭出，令人捧腹。因为不知荷兰水含气，第一次开瓶，汽水上冲溅了一脸；第二次用力过猛，将瓶子揿裂成几片；第三次晃动太过，瓶口木塞被气冲出，把额头弹出个大包，“开荷兰水凡作几样写法，无不入妙”。(36)另有孙季康《温生游沪记》中久慕上海繁华大名的温生和老婆双双来沪意欲畅游一番，不料老婆患病，温生欲搭电车去医院。初次乘车的温生一看到医院大门便“跨下踏板，一手扯住铜梗，大模大样地向下一跳，哈哈这一来简直糟了，原来他从车上直跌到马路边水门汀上，当下鲜血如注，满满流了一地。他狂喊了一声，就此挺直了四肢，动也不动”。(37)温生不知电车到站才停，中途不能下车，因此想当然地跳下车子，不仅伤了自己，还累及巡捕和红十字会救护车为他奔忙。乡下人往往以极有限的乡村经验对新事物作想当然的简单判断和武断想像，并且行事鲁莽粗率，因而往往成为城里人的笑柄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最后是语言的陌生化。陌生化在语言修辞形态上，表现为通感、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格的使用。乡愚游沪小说采用了很多陌生化语言，如钱愚、范桐大夏天吃火锅，吃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烫得嘴里起泡，范桐更吃得上顶喉咙，两眼翻白，此为夸张；又如范桐想要横穿大马路，无奈车马川流不息，只得退缩下来，立在街旁，“急得他两眼如铜铃一样，伸长着鹅颈，向对面遥望”，(38)此为比喻；再如小说写钱愚掏钱，每每用“挖”字，极言钱藏之深、掏出之难，此为借喻。这些词语使故事生动风趣，而且加深了读者对文本描绘人事的切身感受。此外，陌生化语言在词汇上还表现为对词义的误解及新造词的使用。如上海人称异性之间的相互勾引调情为“吊膀子”，邵一樵跟着一群滑头去绣云天看文明新戏《落花春梦》，女主角包小姐如花似玉，做工、说白、步法、态度俱臻绝顶，众人不住叫好，台口有个小白脸与包小姐眉来眼去，邵伯龛们便议论这两人在吊膀子。邵一樵问清吊膀子可以和喜欢的女人扳相好，由此动了和包小姐扳相好的念头。一等戏完便急急奔回旅馆，令老仆拿来捆扎行李的绳子，将自己一双手束紧，吊在天花板上，两腿蹲马步，左手伸平，右手作怀中抱月形状，并对伯龛说：“我问这相好怎样扳法，你说想扳下好须先学吊膀子。我呢，爱那包小姐，两道弯弯眉毛，一对长长眼睛，一张白白庞儿，比较我那老婆高得几倍。我一心想同他扳相好，又深愁自家不会吊膀子，所以不吃大菜，不瞧影戏，匆匆跑回来，下个死工夫，吊一吊。”(39)这种将“吊膀子”一词错会宗旨为学武吊膀之举，出人意料，令人捧腹。另如，滑头全家福约邵一樵礼拜六吃饭，一樵遂郑重其事地回请他礼拜七晚间聚聚。这种犹如童言般的新词使人好笑，也“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事物，归真返朴，回到人面对世界的原初感受”。[5](P1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