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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批评”记录了词人思想变化及创作的真实细节。谭献《〈复堂词录〉序》云：“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48)讲究源流正变，清代词学师承脉络由此可见一斑。(49) “自批评”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余怀《浣溪沙·五十进酒词》四首并序云：“作《浣溪沙》词，命红袖歌之。歌一阕，聊进一杯。歌罢陶然径醉。”(50)自我陶醉，神情毕现。陈维崧《念奴娇》(空江采石)序云：“顾梁汾雨泊蛟桥，填词见寄，得‘软绣迷香’二语，狂喜跳踉，失脚堕水。书来语我以故，不觉捧腹，词以调之，亦用朱希真韵。”(51)词人毫不掩饰得意之情。我们仿佛走进词人生活，走进历史“现场”。 有些词人结合具体词作“自批评”，提炼出具有理论深度和普遍意义的词学范畴。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自序》云：“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脱略而词贵缜密，余性质实而词贵清空，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52)作者自陈个性气质与词作风格的关系，强调作词可移情。这类“自批评”富于理论色彩，学理性强，对清代词学理论建设有独特贡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惜学界重视不够。 影响“自批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批评”因人而异，如年龄因素影响词人“自批评”即非常明显。年轻气盛时，词人难免自傲自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即多处自夸己作，如卷六评《买陂塘》(最愁人)一阕云：“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53)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词人也会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光绪十七年(189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云：“暇日寄意之作，附录一二，非敢抗美昔贤，存以自镜而已。”(54)态度明显谦逊许多。“自批评”因时因地而异，“公开自批评”多发表于公共场合，因此，多场面话、门面语，自谦成分较多；“私下自批评”多亲友间交流谈心时自然流露，多真实可靠，当然，亦有场面话。词人的身份、立场、态度与审美观念，言说对象的不同，具体的情境，等等，皆是“自批评”的影响因子。 “自批评”多是一时一地对具体词作而发，有特定的情境，只表明作者一时的观点，切勿轻易普泛化理解，过度阐释。有时只是一时即兴之言，尤其是“礼仪式”自谦，我们都不能随便当真。有的甚至与实际完全相反，真实观点恰恰在字面背后。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55)“第一个读者”，就是第一个批评者，他的观点即是“元批评”。词学“自批评”，词人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是第一读者，是评论者，且许多时候是最合格的评论者，绝不应该将词人与评论者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具原创价值，享有发明“专利”，应充分肯定“发明”者之功。有些具体的“自批评”被后人征引，重复接受，当作“元典”使用。不少“自批评”当时在“圈子”内有一定影响，具“时效”价值，但因肤浅片面、粗陋平庸，缺乏深度，后世影响有限，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性的“昙花一现”。“自批评”的价值评定，既要重其原创价值，又要看其实际影响，有些影响虽不大，但具有理论上的“潜价值”，仍值得我们用心发现“挖掘”。“自批评”推动和扩大词人词作影响，推动词人转向和创作风尚，甚至改变词史演进轨迹，改变词学史走向，影响广泛深远，对词学史做出独特贡献，应充分重视其创新价值，系统梳理，给予合理的历史定位。 应从正负两方面评价“自批评”。从正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多创作背景介绍，是最原始的词学史料，极具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后人据此得以走进历史“现场”，认清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作者的创作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特别是背景、主题介绍，词人的自述往往最本真可靠。俞樾《洞仙歌》词序云：“余素不善倚声，而次女绣孙颇好之，因亦时有所作，积久遂多，但于律未谙，警牙不免，是所愧耳。”(56)词人有自知之明，直白指出己作不足，态度诚恳。后人的理解阐释，往往主观发挥，多“误读”和“附加”成分，有的虽具“片面的深刻”，但远离历史真实，给人“终隔一层”之感，有的甚至“肢解”作者，“曲解”原作。不少“自批评”严肃、理性、客观，是对自己的“定评”，可作为评价依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云：“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57)如实认真陈述词学观念和词作特色，这种“自批评”最具学理性。“自批评”价值及影响虽有大小高低之分，但因是词人“夫子自道”，是“原创”，我们皆应重视。 从负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也有天生的不足，数量上无法与“他批评”相比，极少有系统的专文，更无自成体系的专著。除少数词人如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多数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给词学史留下很多空白，难以弥补。质量上，“自批评”不如“他批评”有较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深度，影响自然相对较小。“自批评”多偏重背景、主题介绍，艺术上多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不够深入；多对单篇词作而发，往往仅论述某一方面，过于简略，不够全面；又多一时感悟，主观色彩强，学理性总体上不如“他批评”。词人自己评论自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少观点准确度、可信度反而不如“他批评”。对“自批评”的理解、评价，不可完全“唯文本”，作者说出的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自批评”往往两极思维，二元对立，过分自赞或自谦，极端化评价。优点与缺点常相伴而生，“自批评”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皆应认真总结。 “自批评”是整个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批评”各占清代词学“半壁江山”，只是“自批评”领域较窄，比重较小。我们应在清代词学整体中考察“自批评”，同时应重视其“个性”特色，切忌孤立评价。不少“他批评”是在“自批评”基础上展开的，是“衍生批评”，我们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而拔高“他批评”的价值，有的因不知有“自批评”存在，有的是观念上的问题。对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评价，我们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残缺、片面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