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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批评”相对于对其他作家作品的批评的“他批评”而言，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清代词学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独具特色，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清代词学“自批评”有“自赞式”、“自谦式”、“反省式”等多种形式。“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享有发明“专利”。不少“自批评”本真可信，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对历史“当事人”词人的“夫子自道”，我们应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不全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关 键 词】自批评/元批评/命名/原生态/体认 【作者简介】欧明俊，男，安徽五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用狭义文学“批评”概念，“批评”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一般论文学“批评”，多指“他批评”，批评者是“专业评论家”，而不是作者本人。“自批评”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与“专业评论家”以他人作品为对象的“他批评”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相互或交互批评的“互批评”，构成三维关系。学界长期以来通行的基本上是单维度的批评，即重视“他批评”，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互批评”。“自批评”应是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极有学术价值，可开拓古代文论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体系。视角更新，必然带来学术创新。兹事体大，一篇小文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本文专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以当引玉之砖。清代是词学史的“集大成”时代，“自批评”是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学界忽视。将词学批评史仅仅理解为“专业词论家”对词人词作的批评史，是对词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词学史“原生态”的轻视。 一 “自批评”最早出现于诗、文理论中。词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自批评”，是中唐刘禹锡《忆江南》词原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①说明己作是依曲拍填词，可见词体“原生态”。宋代词人有不少“自批评”，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是词学史上较早的自成体系的“自批评”，概括交待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动机、感情基调、功用等。唐宋时，词人因观念上多卑视词体，词学批评不发达，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故此方面材料相对较少，元、明两代也有一些“自批评”。 清代词学批评的“自觉”远胜过宋、元、明各代，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有自己的特色。清初词学基本上承晚明云间词派绪余，崇尚香艳绮丽。龚鼎孳早年专学花间、柳永艳词，词作结集《绮忏》，自言忏悔，但仍欣赏绮语，表现出矛盾心态，可见清初盛行花间、柳词风气。纳兰性德自少即酷爱花间词，《与梁药亭书》自述：“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②纳兰词正如花间词声情并茂。清初，多数词人观念上仍卑视词体，故多“悔少作”，董以宁《蓉渡词话》云：“仆与程邨少时，笔墨颇滥，小词俱数千首。仆尤好作空中语，所刻《琴言》六卷，意欲焚之。”③这种“自谦式批评”发自内心，不仅仅是客套话。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生于明末，少值家门鼎盛，词亦受云间词派影响，学花间，多“旖旎语”；入清后，颠沛流离，词作“穷而后工”。《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中，陈维崧自谦自己为糊口而背井离乡，只是“愁”，还谈不上“穷”，故词未“工”，而友人王士禄(西樵山人)遭受人生困厄(王氏曾于康熙二年因事入狱)，“所遇最穷”，所以“为词愈工”。④词人过于自谦，其实，他的词是老而愈工。又《贺新郎》(一事然否乎)云：“一卷《乌丝》饶寄托，怪时人、只道填词手。说诗者，固哉叟。”⑤感叹时人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词作寄托遥深，别有怀抱，仅看到《乌丝》词集风情旖旎的表面。词学界通行观点，清代，张惠言论词始倡“寄托”，开启了常州词派。实际上，陈维崧早已明确自称词作“饶寄托”。因观念上不重视词人“自批评”，清代词学观念演进史上这一“消息”便自然被忽视了。 浙西词派词尊南宋姜夔、张炎，意欲以姜、张醇雅救明以来尚《草堂》者浮艳浅俗之弊。朱彝尊自述词学宗尚，《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⑥又晚年作《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⑦词人如实表达的词学渊源，正是浙西词派的理论旗帜。约康熙十三年(1674)，朱彝尊作《陈纬云〈红盐词〉序》云：“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熟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⑧自述词作特色，认为词体最宜于表现“羁愁潦倒”之情。朱氏身处新朝羁縻环境，心境悲凉，故发此论。《解佩令·自题词集》又云：“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⑨是其年轻时恢复之志和晚年心境的独白，可见词人词风的变化。钱裴仲《雨华盦词话》云：“余谈古人词，唯心折于张、姜两家而已。……本朝词家，我推樊榭。佳叶虽不多，而清高精炼，自是能手。”⑩可知其词归依雅正而为浙派嫡传。“吴中词派”特别重视音律，“自批评”多强调合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称戈载“所自负者，以为吾词能辨四声，能分宫调”。(11)曹楙坚《昙云阁词钞》自序云：“近取万氏《词律》，与吾友戈氏顺卿所著《词韵》稍事审定，存者十之二三而已。”(12) 浙西词派过分迷信姜、张，流于琐屑饾饤、空疏薄滑，缺乏真情实感。这样，张惠言开启的常州词派便应运而生。常州词派以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论词，重“意内而言外”，推尊词体，故作词态度严肃，谭献《〈箧中词〉序》云：“至于填词，仆少学焉，得本辄寻其所师，好其所未言，二十余年而后写定。”(13)谭氏对作词的虔诚态度是前人少有的。学派内部注重师承，嘉庆九年(1804)，周济始从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字晋卿)学词，嘉庆十七年(1812)作《〈词辨〉自序》云：“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已而造诣日以异，论说亦互相短长。”(14)可见词学师承及词人间相互影响。陈廷焯自评《蝶恋花》(采采芙蓉秋已暮)：“天下后世，读我词者，皆当兴起无穷哀怨，且养无限忠厚也。”(15)又云：“余曾作《菩萨蛮》云……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之遗意。”(16)词人十分自信，又能客观指出己作不足。忠厚和平、哀怨悲郁，皆为常州词派的论词宗旨，词人“自批评”正是其整体词学观的体现。 近代战乱频仍，民众多灾多难。词人用词体表现离乱苦难，用艺术语言，将残酷的现实生活化为美丽的忧伤，谱成哀婉的感伤曲，用血泪凝成风雅。这一时代特征，“自批评”中有明显体现，蒋春霖《淡黄柳》(寒枝病叶)词序云：“扬州兵后，平山诸园林皆成榛莽，为赋数词，以寄哀怨。诒园索稿，作此谢之，悲从中来，更不能已。”(17)自述词作哀怨悲伤主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郑文焯作《过秦楼》，词序云：“遭世乱离，游情匪昔，感时属景，不自知其词之凄异也。”(18)指出己作感情基调和风格。(19) 上述可见，清代词学史演进的各个阶段皆有不少“自批评”，“自批评”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亦有个性色彩，独具理论价值，构成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