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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3年4期 叶晔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宋代出现的地名百咏,固然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但在更大的文学史视野下,将之置于文学和地志相互动的跨学科层面予以考察,则它与都邑赋、竹枝组词等多种文学体类异中有同,都体现出较自觉的采风、补史的地志书写目的,在功能意义上可归为同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地志文学”,在明清两代尤为兴盛。更重要的是,借以宋代地名百咏为发端的近世地志文学的考察,可以梳理出在古代文学的向外互动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地志文学化折返到文学地志化的过程,而宋代恰是这一折返过程的时间拐点所在。这一文学史特性的转向,一方面与文学理论自觉和史学理论自觉的不同发生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在文学上的一种反映。
    【关 键 词】文学/地志/宋代/地名百咏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出版过专著《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
     
    文学与地志,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在中国传统的功用文学观念的熏染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颇为密切和频繁。从两汉都邑赋对政治地理的解读,到六朝地记的山水化和郡书的传叙化,从宋代地名百咏的兴起,到明清两代竹枝词的泛滥,文学和地志一直在渗透彼此的写作空间,形成跨学科之交融。一直到今天,民间文人的竹枝词和官方报刊的百城赋,依然是文学界拟古创作的一道风景(虽然在质量上有很多不足之处)。从断代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地志的互动影响,此起彼伏,没有哪一方占据过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用较长时段的文学观念和学术视角去考量,宋代实为文学和地志的互动行为发生实质性转向的重要时期。两宋时期地志编纂的普及和地方观念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地名百咏、都邑赋、竹枝词等文学体类在创作上的进步,使得前代的地志作品的文学化趋势,转向为文学作品的地志化,并对明清两代直至当代的风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强调的“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并非指地志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文学化的趋势,或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地志化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其他学科的外力推动尚不至影响本学科整体发展走势的地步。笔者所说的“文学化”和“地志化”,是指在整个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地志两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主要流向,即存在一个从文学向地志渗透折返到地志向文学渗透的过程。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变化的趋势,而是趋势的变化,即介于两种变化趋势之间的“折返”和“拐点”的过程。前者关注的是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现象,而本篇关注的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种趋势和走向。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一文学发展动态及其所包蕴的文学史意义,立足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我们对其中一些文学现象的考察和把握才能更加到位。
    一有关“地志文学”概念的提出
    中国文学发展至宋,出现了一种带有强烈、自觉的地理书写特性的文学体类,这些作品往往以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风俗信息为吟咏对象,以一组数十甚至百首的结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用一种相对完整的方式来展现地方风貌。这一新兴的创作手法,通过几代作家们的观念推介和创作实践,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学风尚,地名百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文学类型,随着实践的积累和观念的融合,入元以后逐步与竹枝词、风土诗、纪事诗等其他文学传统合流,在明清两代进入创作繁盛期,现存作品数量可达十数万。虽然与明清文学的总量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其上十万的绝对数量实不可小觑。然而,这一类作品,在传统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研究者多以“风土文学”相称,难登大雅之堂。笔者以为,风土内容无法涵盖相关创作主题之全部,且“风土”这一定语略显主题先行,无法体现出作者深层次的文学观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地志文学”的新概念,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意识,强调文本的结构和功能,以使相关创作理念的核心价值得到进一步凸现。
    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地志文学”,是指以竹枝词、纪事诗、风土杂咏、地名百咏、都邑赋等文类为载体,带有较强的地域采风、补史功能的文学作品。抽象地说,是指以公共地理空间为写作对象,有着较自觉的志书书写目的的文学作品。
    这里,有必要将“地志文学”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作一区分。首先,笔者所谓的“地志文学”是一个文学概念,它不同于史学概念上的“地志”或“地记”。虽然在今人眼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是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品,但从历史现场来看,这些作品的第一文类属性,应该是私人撰写的地书。它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只是私家著史附带的一种风格印记,不妨称之为“地志书写的文学化”。而“地志文学”所涉及的,主要是诗、词、赋等狭义的韵文文学,它们的第一功能是传统诗学意义上的言志、缘情、体物,却由于某些外力的介入,衍生出一定程度的、较为自觉的地理书写功能,并落诸创作实践,笔者称之为“文学写作的地志化”。尽管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地志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但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大不相同,且两者的主要发生时段也有前后之间隔,应当区别对待。
    其次,“地志文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地域观照,研究者关注的是某一地区的文学群体和文学活动,以及受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而生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学特征。如明诗中的吴中派、越中派、闽中派、西江派,清词中的云间词派、松陵词派、柳洲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等。地志文学则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地域观照,强调的是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对文学作品中地志书写行为的认可和实践。
    再次,“地志文学”也不同于现代学科视角下的“地理文学”。虽然两者都聚焦于文学作品,但地理文学是一个由读者来界定的概念,它的涵盖范围,随着读者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山水游记,以今人视角来看,自然是地理文学,包蕴了很多地理元素,但以作者本位视之,只是一种个人经历的书写,并非自觉的地理书写(《徐霞客游记》等作品属经典个案,缺乏普遍的意义);又如以“八景诗”为代表的景物诗歌,以今人视角来看,的确有很多别样的风光,保存了一时一地的自然风貌,但从作者的创作路径来看,这只是一种写景文字,有太多虚构、想象的成分,缺少充足的写实元素。相反,地志文学则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的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界定,更能体现当时文学创作的原貌,也更趋近区域历史社会的现场。而且,地志书写的深层次含义,是“采风”、“补史”的儒家文学理念,因为有经典理论的支撑,“地志文学”概念的涵盖范围一直没有太大的浮动。这种悠久性和稳定性,对任何事物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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