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世时，我同他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从1963年起，42年间只有两三次通信；在老人80岁之后，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拜访过五六次，每次长则二三个小时，短则二三十分钟。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认为实在无需用笔墨铺陈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热情的长者，一位对人类满怀爱心、对他人甘于奉献的老人。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亲切畅快的心语；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长辈。
    1963年10月17日：巴老给我写复信
    
    1963年秋，我给巴老写第一封信。当时，我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五年制)。刚刚进入四年级，我便有一个颇大的构想：以巴金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当年的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完一封两千字的信，向巴老求教。这封信是由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巴老的朋友林如稷教授转寄的。我在信中表示，我敬佩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风格，我立志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因为这“实际上关系到正确地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表示，目前国内有关他的论文，对他的论述和研究不够充分、全面和公正，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不全然符合事实。我之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我不满1958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对他的大规模批判，不满文学研究和评论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17日写的复信，还有一本我求借但巴老送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用毛笔竖写在《收获》信笺上，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信中说：“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我是一个不懂测风察云的书生，在“阶级斗争”风声日紧的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表示出对“巴金作品讨论”和文学评论中“左”的思潮的质疑。这不能不使一年前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言而承受压力的巴老感到忧虑，因此，他希望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当时我的确不明白形势的严峻，只把巴老的这些话看成作家的谦虚，未能理解老人的深意，仍坚持自己的选题。学年论文刚刚完成，上面派的工作组便进驻学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我被认为是“重专轻红”的学生干部，开始说要“洗手洗澡”、“下楼”，后来新文件赦免学生干部，只靠边参加运动。运动期间停课，天天开“揭发会”、“斗争会”，但毕业论文还要写，我不可能再写巴金，必须另选题目，已经写出的3万多字的文稿便束之高阁了。
    1984年12月3日：我第一次拜访巴老
    
    1978年秋，度过十年浩劫之后，我离开西北来到北京，带着保存了14年的旧稿，重新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之路。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跑各家图书馆，查旧报旧刊，觅绝版书籍。此后6年间，我记得只给巴老写过一封问候信。直到我出版了论述巴金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上海见他。1984年12月3日下午，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陈思和带我第一次走进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巴老的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其中“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因此，想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
    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两天前我已将要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小林转交巴老。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他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影响；怎样确凿认识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怎样看待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和写出“真实存在着的×××”这两种观点。
    巴老依次谈了对我提出的5个问题的看法，又即席回答了我临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时，巴老因摔跤骨折腿不大方便，但精神很好，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准备任何文字材料，还能整段背颂鲁迅的话。我们用四川话谈了两个小时，思和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谈话中间，作家师陀来坐了一会儿。8年后，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亦觉巴老的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便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出来，经巴老审订后以《巴金访谈录——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它》为题发表于《文艺报》。
    1989年11月23日：我请求巴老与研究者见面
    
    在第一次与巴老见面后，5年时间匆匆而过。1989年11月，我参加在上海市郊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1989年末能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还有香港和国外的学者参加，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当场强烈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因为他们在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获同意。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受会议之托，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陪同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进客厅后，同去的日本青年学者新谷秀明有点胆怯，站在后面不语，巴老看见后对他说：你是新谷秀明，来过我家。我见新谷秀明听后连连点头，露出十分惊诧的神色。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则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有关全集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1991年2月初：我又两次走进巴老的家
    
    1991年2月1日上午，为了解《巴金全集·集外集》拟收文章的情况，以及老人生平、创作中的有关问题，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到的时候，老人正借助练步器在走廊练习走路。这次见面，我还就回族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宗融的有关情况，向巴老请教。趁便，我提出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次谈话近3小时，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2月4日我一个人又到巴老寓所，这次是专为送《巴金谈人生》纲目而来。这一天，家中只有巴老和他的九妹琼如老人，十分安静。满头银发的巴老，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祥。我们在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里谈话。初春天气，乍暖还寒。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内。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坐在老人对面，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老人对我说：前言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接着，我又补充询问了有关马宗融的一些情况。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主动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段的练习簿。为了不多占老人的时间，我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身旁的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翻看材料的我有点走神了。我离开时，巴老交给我两包书，托我带到北京，一包转王仰晨，是编译文全集用的，另一包是送给马小弥的原版外文书。他为带书增加我的负担再三表示歉意。想不到这次难忘的谈话成了我与巴老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1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日)：巴老为我编选的小书写《前言》
    
    2月19日我在北京收到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画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庚午年的除夕日。《前言》的全文是：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 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搀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后记》中写了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1986年-1993年：巴老多次致信王仰晨要我和陈思和协助全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巴老开始编辑自己的全集。在全集准备、编辑、出版过程中，巴老与责编王仰晨主要通过书信商讨交流，留下了200多封谈有关全集事宜的信函。令我惭愧的是，在通信中，巴老十余次向王仰晨提到我的名字，要王仰晨找我和思和协助。在巴老的这些信中，第一次提到我是1986年1月。1981年，我发表了《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和考订巴老笔名的文章，又披露了巴老早期的一批新诗；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巴老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因此，才对王仰晨多次提出让我和陈思和帮忙，出主意，提供线索，搜集集外文章。这些信件，我是在全集出版后才看到的。
    令我惭愧的是，在全集编辑过程中，我帮忙不多。如果说做了一点事，主要是与思和一道搜集汇总集外佚文(即第十八、十九卷)。此外，协助征集了少量书信，代王仰晨查过一些人名注释所需的材料，回想起来，真的有愧于巴老的期待。我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企望透过这一角，看一位文学老人、文学大师对自己、对文学、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还编写了一份《巴金著译年表》附于全集骥尾。1993年4月16日巴老致王仰晨的信中说：“《年表》我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只改了几个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只能保证没有差错。但这是存光写的，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见写，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我还想将来《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巴老未能如愿写出自己的年表。
    2003年底，一位记者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时有人说，巴金一生的追求，是20世纪乃至现在，中华民族的追求的缩影。您认为这种说法准确么？”我愿用我当时的回答来结束本文。
    我说：20世纪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种种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经历了多次升沉起浮，在每一次重大的变迁之后，总是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叛逆，有的妥协；有的高升后沉沦，有的沉沦后高升，有的叛逆后妥协，有的妥协后叛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坎坷，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无奈，太多的抗争。如果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缩影。我用的是“正直”这个词，而不是“优秀”或“精英”。所谓“正直”，并不抽象，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时期，居于什么地位，从事何种职业，隶属何种党派团体，秉持何种思想观点，他们能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他们咀嚼的不仅仅是一己的悲欢，他们向往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贫乏但心灵永远丰富，他们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一些有益社会人生的事情。作为“缩影”，巴金只是20世纪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巴金几乎亲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其间或升或沉、或“红”或“黑”，或激烈反抗社会或委屈妥协，他经受过世间顺逆处境的种种揉搓磨练，尝遍了人生酸甜苦辣各种况味。因此，在巴金的百年经历中，可以最充分地看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曲折痛苦的人生之旅，更可以看到他们思想选择和心灵搏斗艰难悲壮的历程。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就追求祖国安定、繁荣、富强，世间平等、自由、幸福，人类善良、互助、和谐。他急切地接受外来思想，他渴望投身于实际斗争，他不顾健康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呼号，他揭露，他控诉，他呐喊，他歌颂，都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美好的理想。尽管他走过不少弯路，他有过诸多失误，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追求。他的理想，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吗？他追求理想的漫长过程和不懈精神，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理想的过程和精神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追求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缩影，应该是确切的吧。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