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社自1907年的神交社开始，历经南社、新南社到1935年的南社纪念会，为时28个年头。作为一个社团，南社打出了鲜明的旗帜，强调文学艺术服务于革命，服务于社会民众，具有强大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南社逐步分裂，柳亚子等人组织了新南社，另一批成员组织南社湘集，双方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大相径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南社的分化更加剧烈并最终解体。南社兴衰的历史过程，生动地映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关键词：南社 反清 反袁 新南社 南社湘集
    南社酝酿于1907年，1909年在苏州正式成立，至1935年的南社纪念会，存在了28个年头。中国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读书人的这一段历史，生动地映现了清末至民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所走的曲折道路，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研究、汲取。
    一、南社的酝酿和成立
    20世纪初叶，南社在苏、浙、沪酝酿而成立，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南社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时期的必然产物，是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文化团体。
    以中国同盟会为首的革命运动锻炼了一代杰出的革命家，也培育出一代才华出众的诗人。柳亚子后来回顾他在辛亥革命前运用诗歌宣传革命的情形说：“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①中国知识分子把文学样式作为宣传的利器，准确点说应该早于同盟会。自1899年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派创办期刊近30种，报纸10多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化队伍开始形成。南社的三位发起人，同里的陈去病(1874～1933)，1902年参加中国教育会，次年到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稍后加入军国民教育会；黎里的柳亚子(1887～1958)，1903年到同里读书，自创油印的《复报》，1906年在上海健行公学教书，《复报》已经出到第67期，自68期开始，油印改为铅印，周刊改为月刊，由单张扩充为单行本，大32开本，每期60页，3万字，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金山的高天梅(1877～1925)，1904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与次年参加同盟会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主编了《觉民》、《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醒狮》等革命报刊，写作了大量诗文，鼓吹反清。当时上海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1904年冬，广东的邓实、黄节、蔡守和浙江的马叙伦等人成立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陈去病、高天梅和柳亚子都加入了，并为该会刊物《国粹学报》撰稿。1906年，湖南的同盟会会员宁调元、傅熊湘等人在上海创刊《洞庭波》杂志。这些刊物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鼓吹反清。
    在革命活动中，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三人广泛结交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政治、军事、新闻、教育、文化活动的读书人，这些人都是反清排满的爱国者。特别是由于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三人的思想渐趋成熟。陈去病1903年编辑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的文集《正气集》，后为抗清而牺牲的吴易编定《吴长兴伯集》，还将清初的禁书——记录清初满族统治阶级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编辑为《陆沉丛书》，还编撰《清秘史》、《明遗民录》等著作，公开出版，以激发民众对满清王朝的仇恨。柳亚子、田桐、苏曼殊等编印了《亡国惨记》等丛书。高旭假托太平天国著名军事家石达开之名，一夜之间创作了《石达开遗诗》20首，发表后广为传布。这些，在反清革命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以创造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期望中国掀起革命高潮。他们号召中国人民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行动起来进行革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卖国残民的满清王朝，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西方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革命领袖华盛顿、马志尼，资产阶级政治家罗兰、马利侬，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苏菲亚等人的名字频频在他们的诗文中出现，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勇敢的冲击。周仲穆宣传信仰自由，主张破除孔孟之道的“大蔽”，②反对孔教所提倡的逆来顺受的“偏曲之道德”。③宁调元痛斥孔子是孕育“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亡之祸”的“民贼”。④柳亚子激烈地批判儒家纲常礼教的“邪说”，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⑤高旭主张“鼓吹欧潮”，反对复古倾向；林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积极提倡劳动群众和士兵都能读懂的白话文；柳亚子试用白话写作宣传鼓动文章。陈去病、柳亚子等人1904年在上海创刊《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改革戏剧，希望组成一支梨园革命军，在舞台上揭露清初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形象演示法兰西革命，美利坚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的光荣和印度、埃及灭亡的残酷，动员人民起来革命。⑥戏曲作家吴梅创作了歌颂明末抗清英雄瞿式耜、戊戌变法殉难六君子和女革命家秋瑾英勇就义的戏曲，曾孝谷、李叔同等在日本改编并演出了中国最早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很快这个话剧就在国内上演，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激情，成为中国新戏剧运动的开端。
    王无生、黄人等发表了倡导进步小说的理论文章，王无生立志以卢梭、孟德斯鸠、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西方资产阶级著名作家为榜样，写作文学作品，“树民族之伟义，为光复之先河”。他认为当时盛行翻译欧美小说的风气，是“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希望中国产生像狄更斯、托尔斯泰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行创作“适合于（中国）社会之情状”、“适宜于（中国）国民之脑性”的“新小说”，暴露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⑦王、黄二人和林白水等都从事过小说的创作和翻译，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过雨果小说《惨世界》，包天笑也翻译过雨果和西方其他作家的小说。
    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不仅进行宣传，而且积极投身于真刀真枪的革命斗争，许多人立下了为革命赴汤蹈火的誓言。1903年，清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致使邹容瘐斃狱中，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等人参加了声讨清政府、表彰烈士邹容的活动。1906年，宁调元在长沙发动学生和各界群众万余人公葬革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清示威。同年底，宁调元奉同盟会之命参加萍、浏、醴起义，次年初被捕，囚禁于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勤奋读书、著述，写作了大量诗文，坚持革命活动。
    1905年由于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中国的读书人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千三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活。大家办学校、当教师，办报纸、出刊物，或当记者，或撰稿、写小说，或从事绘画书法及篆刻，也有当演员、当医生和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成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进步文化团体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陈去病、高天梅和柳亚子等人决心效仿明末几社和复社，酝酿组建一个反清的革命文化团体。1907年夏，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秋瑾起义失败，先后在安庆、绍兴壮烈牺牲，这一事件，对陈、高、柳等人的结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悼念女革命家、诗人秋瑾，陈去病拟在上海举行追悼会，他创作了长诗《江上哀》，痛悼徐、秋两烈士。不久为了联络被迫逃亡、星散四方的革命党人，陈去病和刘三、吴梅等11人发起组织“神交社”。柳亚子和高天梅虽然没有出席，但都积极表示支持，柳亚子称神交社为南社的“楔子”，也就是南社的前身。同年冬天，陈、高、柳三人在上海邀集刘师培夫妇、杨笃生、邓实、黄节、沈砺、朱少屏等聚会，议定所组织的社团取名为“南社”。可是，1908年夏，由于陈去病再次想在杭州开会追悼秋瑾而被清政府通缉，被迫出亡，南社的成立因而延期。
    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的苏州虎丘，到会的有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俞锷、冯平、林砺、朱少屏、诸宗元、胡颖之、黄宾虹、林之夏、蔡守、景耀月，共计17人，除胡颖之、黄宾虹、蔡守三人，其余都是同盟会会员。另有来宾张宷甄、张志让二人。
    二、同仇敌忾推翻满清王朝
    
    南社成立后，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相呼应，举起了反清革命文学的旗帜。“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在海外创设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相号召，正在十七次革命失败奋斗的过程中间，而内地所号称知识阶级的人，还是昏昏沉沉，做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好梦。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⑧由于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南社的一些公开文告将宗旨说得比较含蓄，不过反清目的仍然十分明确。陈去病说：南社“表面虽借诗文相提倡，而实以民族主义为本旨”。⑨柳亚子说：“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今作标志——编者注）。”⑩为了反清，南社大力提倡民族气节。从1910年1月起，出版社刊《南社丛刻》，发表社员的文章和诗词。因为反清革命的需要，柳亚子积极提倡浪漫主义的诗风。他们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宣传爱国主义，强烈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南社丛刻》第四集出刊后的1911年8月5日，宋教仁在《民立报》上评价道：“南社创于海上已数年，社员多当代名士，盖仿以文会友之意，四集计辑录社员所撰著，计文三十四篇，诗三百七十一首，词一百二十四阕。其间感慨淋漓，可诵之篇不鲜也。”还有《天铎报》、《时报》、《神州日报》等也都有人发表文章推介《南社丛刻》。一时之间，《南社丛刻》名声大振，远销海内外。以上海《民立报》馆作为总发行所，其他分发行所特多，如上海秋星社、北京《帝国日报》社、杭州《全浙公报》社、绍兴越社、汕头《新中华报》社、桂林《南风报》社，槟榔《光华日报》社等。
    除在《南社丛刻》刊登诗词文章之外，南社成员也在其他报刊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诗歌文章，一些尖锐揭露清朝反动统治、歌颂革命斗争、哀悼殉难烈士的诗文，当时难以公开发表，就在社友间传寄唱和，互相激励。
    周仲穆主张南社应该“追踪复社而过之”，他建议集中社友的全部学力与财力，筹集“基本金”，办成讲学机关，进行系统的宣传鼓动。(11)虽然讲学机关最后没有办成，不过，每年春秋两季分别举行雅集，成为南社的定例。南社成员在诗酒之间，讨论文学，砥砺气节，畅言革命。1910年4月间，南社在杭州举行第二次雅集，聚餐之后泛舟西湖，柳亚子醉中填了一首《金缕曲》，其中有句：“大言子敬原非戏，论英雄安知非仆？狂奴未死，铁骑长驱河朔靖，勒石燕然山里，算才子，平生素志。”在这里，柳亚子代表南社成员，立下了北伐中原、推翻满清王朝的誓言，表达了南社成员的共同意志。南社的这种雅集，随着革命潮流的日趋高涨，特别是武昌起义前夕的第五次雅集，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和筹划沪上武装起义的陈其美，都积极与会，使南社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力量。
    反清这个大方向，全体南社成员完全一致，南社同仁们密切配合同盟会的革命运动，运用诗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鼓舞士气，得到了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和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1911年9月，《南社社友第二次通讯录》出版，南社成员发展到228人，参加南社的，除发起人和成立会的出席者外，重要成员有诗人宁调元、周实、苏曼殊、马君武、刘三、张光厚、高燮、傅熊湘、黄节、黄侃，戏曲家吴梅，小说家王无生、黄人、包天笑，报人陈范、范光启、林白水、雷昭性、吕天民、叶楚伧，还有马叙伦、周仲穆、陈子范等，二百多人中，同盟会会员约占三分之一。除宋教仁和陈其美之外，重要的同盟会成员还有田桐、孙元，以及江苏、上海、安徽、山东、陕西等省区的同盟会会长或主盟人。不少进步的妇女也加入了南社，留学日本的学生会会长、同盟会会员唐群英，秋瑾的好友上海竞雄女校创办人同盟会会员徐自华，上海尚侠女校教员、辛亥革命时任女子北伐队队长的张佚凡（林雪宗）等。
    上海是南社活动的中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相继成立了分社。1911年4月，蔡守、沈厚慈在广州发起成立广南社，陶牧等人在沈阳组织辽社，周实在南京成立淮南社。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去病，他介绍鲁迅的学生宋琳加入南社，宋琳决定在绍兴成立南社的分社越社。陈去病在《越社叙》中号召浙东知识分子以百折不回、无所畏惧、人定胜天的精神，挽救中国的危亡。鲁迅由宋琳介绍加入了越社，还有范爱农等人也都纷纷入社。鲁迅一度主持越社，积极迎接绍兴的光复。他提议组织武装演讲队，宣传革命的意义，防止反革命的袭击。1912年，鲁迅编辑了两期《越社丛刊》，在该刊发表了《辛亥游录》、《古小说钩沉序》等四篇文章，又会同陈去病一起创办《越铎日报》。周实回到淮安，与阮式共同主持淮南社，到武昌起义前发展到80来人，积极筹备社刊《淮南集》。南社后期主任姚光当时应周实之请，写了一篇《淮南社序》，内中有：“今此之结，因文学而导其保种爱类之心，二淮沉毅果敢之民风，犹有存者，则今日慷慨悲歌之伦，安知不即异时挽狂澜、扶大厦之士乎？”这些都不是书生泛泛的空论。周实和阮式在淮安组织学生武装，发动群众宣布独立，组织军政府，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由于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周阮二人遭清政府山阳县知县姚荣泽诱捕被惨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许多南社成员英勇地投身于武装起义，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独立，都有南社社员的功劳。武昌起义前，在上海《民立报》以及全国许多报纸担任主笔和编辑的，大多数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南社社员，此呼彼应进行宣传鼓动，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猛。宁调元1909年冬刚一出狱，立即奔赴北京主编《帝国日报》，继续宣传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柳亚子和朱少屏在上海创刊《警报》，陈去病、傅熊湘、张默君、高增等在苏州创刊《大汉报》，把革命军胜利的消息传布到千家万户。
    辛亥革命成功，上海起义爆发，陈英士亲自率领商团及敢死队进攻清军在沪上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1911年11月4日，上海胜利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南社社员陈英士被推为沪军都督。同年12月中旬，投笔从戎的叶楚伧，以粤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此人后来也加入南社）参谋长的身份抵达上海，受到南社同仁的热烈欢迎。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江苏代表陈陶遗、山西代表景秋陆、广西代表马君武、云南代表吕天民都是南社社员。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社社员吕天民任司法部次长，景秋陆任教育部次长，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几天后，临时参议院成立，陈陶遗当选为副议长。南社同仁异常兴奋，柳亚子就说：“这也是在南社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吧！”(12)
    武昌起义后，参加南社的人员迅速增多，杨杏佛、仇亮、李叔同、曾孝谷、沈钧儒、黄兴、程家柽等一大批人相继入社。从1911年到1913年初，南社成员发展到400余人，民国成立前后倡言革命赞成共和的报刊中，据初步统计，在上海、北京、广东、长沙四市，共有南社成员133人在35家报刊担任主笔、撰述和编辑。此外，杭州、天津、香港、无锡、吉林等地，也有南社成员从事报刊宣传工作。为加强社员之间的联系，柳亚子等在上海成立了南社交通部，随后宁调元等在广州组织南社粤支部，陈去病、徐自华等设立了南社杭州通讯处，宋教仁、田桐、仇亮等人设立了南社北京事务所，淮南的周伟等人继承周实的未竟之志，积极筹备重新组织淮南社。南社的这些机构，都附设在南社成员在各地创办或主持的报馆和通讯社里。1912年中秋节，陈去病为移运秋瑾灵柩而到长沙，同湖南醴陵籍社员傅熊湘一起于长沙烈士祠举行了一次南社雅集。其他在上海、杭州、北京、广州等地的南社成员，陆续举行了多次集会活动。大多为声讨满清政府、肃清封建残余势力而努力。至于南社成员少数人的集会则多不胜数。下面举上一例，以窥一斑。1912年2月的一天，宋教仁以南社社友的身份，到上海《天铎报》社，会见主笔柳亚子，刚好太仓籍南社社员冯心侠等人在座。宋早听说冯氏磬尽家产成立中国少年社的义举，叙谈之下，感发奋起，当即泼墨挥毫写下了“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一副行书对联赠予冯心侠，下面附有一段跋文：“民国成立后一月，遇壮公（冯心侠的号，笔者注）于海上天铎社，剑光闪闪，肝胆逼人，湖海青灯，订知交焉。君于九十月间毁家成中国少年社，社友北行者再，大功告成在指顾间，用书是联，以博一笑。武陵渔父。”次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氏留下的笔墨不多，此联现在保藏在吴江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是研究宋教仁及南社的重要文献，也是南社社员们互相激励的历史见证。
    辛亥革命前后是南社最活跃的阶段，许多南社成员不仅写作了大量诗文，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而且以实际的革命活动，投入了这场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
    三、英勇的反袁斗争
    南社是在反清革命斗争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多数人头脑中的反清与排满交织在一起，他们迫切希望的就是反清复汉。清亡后，他们认为代表北方势力的袁世凯能够赞成共和，那么也就是汉人执掌政权了，因此南社同仁不少人赞成南北议和。至于那些在南京临时政府里有一官半职的南社社员，更是一边倒地拥护议和。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的代表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同时，又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声明只要袁氏承认共和，孙中山可以辞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次日再次打电报给袁，表示准备“推功让能”。这时，南京政府的机关报《民立报》首先拥袁，其他许多报纸也是一片拥袁声，而掌握舆论的多数为南社中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南社骨干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妥协投降，反对袁世凯。1911年11月27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召开革命先烈追悼会，高旭还撰写了一副《挽兴汉诸烈士》对联，坚决反对南北的所谓议和。(13)之后，高旭撰写了《擒贼先擒王》一文，矛头直指袁世凯：“二百六十年以前亡我中国者，非满虏，乃汉贼也。若无吴三桂、洪承畴等败类，满虏虽凶恶，亦断难得志于神州，而兽蹄鸟迹，洪水横流之巨祸，亦可以不作矣！若今则张勋、冯国璋、张鸣岐、杨度等之为汉奸，为患犹小，最足为共和新中国梗者，实袁世凯也。”紧接此文下部，南社社员陈布雷以编辑身份加了一段按语：“袁贼罪大恶极，凡我国人，无不欲寝其皮而食其肉，虽副车之椎，幸逃博浪，而毒龙之尸，终载鲍鱼。请悬钝剑此评，以俟吾言之验。（布雷）”(14)陈去病、高增等人在苏州《大汉报》上发表议论，反对议和，主张除恶务尽，“万不可苟焉而止”。(15)南社重要成员范光启1912年初投笔从戎，组成安徽铁血军，防卫南京，积极主张北伐，后来出任《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主笔，编发并撰写了大量坚决反袁的文章。
    1912年元月，柳亚子应邀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骈文秘书，他对那里弥漫的主和气氛非常反感，仅仅三天时间，就托病辞职不干了，临行写了一首《感事》诗：“龙虎风云大地秋，酸儒自判此生休。功名自昔羞屠狗，人物于今笑沐猴。痛哭贾生愁赋鵩，飘零王粲漫依刘。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写尽了柳亚子的失望和愤慨。不过他没有回到分湖垂钓，而来到了上海，进入《天铎报》出任主笔，用笔名“青兕”发表文章，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从1912年1月19日至21日，连写了《论虏酋》、《袁世凯休矣！》和《论袁世凯》三篇文章，历数袁氏罪状，接着又写了《北伐》、《时哉不可失》和《黄花岗雄鬼其瞑目乎》等20多篇文章，力主北伐，与主和派展开激烈的论战。
    1912年2月9日，南京政府代表伍廷芳拿出了清帝退位8项优待条件，规定“清帝退位后，仍称皇帝”等等，南社社员激愤到了极点。邹铨与夏重民、柳亚子等人立即组织了“和议纠正会”，推派代表向伍廷芳提出诘问。2月11日，柳亚子发表《取消临时政府问题》一文，声称不承认议和辱国的南京政府，坚决推翻优待条件，主张北伐直捣幽燕，并且呼吁，要求为被害社员周实、阮式二烈士昭雪复仇。可是，袁世凯上台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挖空心思地将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各项民主制度逐一扫除，实行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已经名存而实亡，只剩下一个空招牌，革命的结果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济民《书愤》）这时，南社中有些人悲观失望，偃旗息鼓，相继退隐，只求明哲保身，甚至有少数动摇分子在袁世凯的收买下变节投降。
    面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片黑暗，多数南社成员痛心至极。袁世凯对日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帝制丑剧上演到达高潮之际，柳亚子在家乡，一度冬天有消寒社、夏天有消夏社之聚，中秋则结成酒社，时不时有吴江、昆山、嘉善、吴县等南社成员聚集一起，狂歌痛饮，醉后在瓦砾堆上乱跳乱滚。
    袁世凯登台后，特别是和议以后袁氏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南社中人迅速觉醒。在南京临时政府做官的一批南社成员，立即抽身，退出官场后拿起笔杆积极撰写文章进行反袁宣传。南社成员、华兴会创始人、老同盟会会员、山西独立时的民军领导人仇亮，在和议告成之后，辞去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局局长的职务，来到北京创办《民主报》，誓死与袁氏斗争到底。袁世凯派人许以高官与重贿，仇亮严词拒绝。当袁世凯公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等著名革命党人时，仇亮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情激越的《张振武传》。南社成员、同盟会元老程家柽，拒绝担任袁氏的农林部次长，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揭露袁氏的倒行逆施，凭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将袁暗中进行的帝制阴谋，一一予以揭露，特别是《袁世凯之黄粱梦》一文，预言了袁氏的必然下场。南社社员宋教仁，于1912年8月由同盟会联合四个政治团体，建立了国民党。1912年12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其他党派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坚决拒绝袁氏的收买，以候补国务总理自居，积极着手进行议会斗争，四出奔走，凭着他滔滔不绝的口才，批评时政，准备组阁。袁世凯收买不成，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二次革命终于爆发。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率先在江西宣布独立讨袁，接着江南各地相继独立。南社社员纷纷投入讨袁革命。南京，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去病、庞檗子、孙景贤等人携手赴宁，陈去病出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上海，陈英士任讨袁军总司令，居觉生任吴淞要塞司令；安徽，柏文蔚任讨袁军总司令；蔡冶民任代理江苏省省长。参加讨袁的还有范鸿仙、田桐、章木良等南社社员。更多的南社社员拿起笔杆为二次革命呐喊。
    然而，善良的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袁世凯不择手段，且早布置下了大批军警，准备上演一场血流成河的巨大悲剧。宁调元，早在1912年冬就奔走于上海、安徽、江西、湖南等地，联络反袁力量。宋案发生，他星夜奔赴上海，向孙中山与黄兴建议：“袁世凯自绝于民国，北定中原，此其时矣！”(16)接着直奔汉口联络革命同志，同年6月26日在德租界被捕。8月4日，袁世凯令黎元洪在武昌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9月22日，宁调元在武昌牺牲。任国民党长沙支部长的杨德邻，坚决主张追查宋案元凶。二次革命发动后，他促成湖南宣布独立，参加反袁。讨袁军失败后，杨德邻被汤芗铭捕杀。范光启，先后任上海《民呼》、《民吁》、《民立》三报编辑，1910年加入南社，辛亥革命后组织铁血军誓师北伐。“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逃亡日本，参与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回上海，筹划进攻上海制造局，同年9月20日被袁世凯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刺杀。程家柽，1905年入同盟会，1912年加入南社，1914年在北京谋杀袁世凯而被捕，同年9月23日就义。吴鼐，1912年2月加入同盟会，同年入南社，任北京《国风日报》主笔，“二次革命”中与陈去病同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部秘书，失败后逃匿上海，因谋划暗杀袁世凯被捕，1913年12月24日就义。仇亮，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加入南社，北京《民主报》创办人，在报上对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1915年被捕，同年7月30日就义。陈子范，1914年春为了谋刺袁世凯的重要帮凶，在制造炸弹时失事不幸牺牲；南社早期成员周仲穆因反对复辟，同年五月在徐州被杀；陈以义，1915年秋策划上海独立，被袁派人毒死；还有周祥骏、姚志强等分别为军阀张勋、朱瑞杀害。为了反对复辟，为了铸就共和大业，南社社员前赴后继，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南社同仁，有部分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更多成员则运用手中笔杆参加反袁。南社条例本来规定每年出版社刊两集，在袁世凯统治下的4年当中，出刊14集，其中哀悼革命烈士、号召反袁斗争的作品在社刊中占有相当重要的篇幅和比重。他们以诗写史，对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根源，以及袁世凯为了称帝的卑鄙私欲不惜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都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深刻的剖析。每有革命党人遇害，南社都有人写作诗文，哀悼，抗议，立志为殉难者复仇。南社每有一个社友牺牲，社刊就尽量收集、发表烈士的遗作、遗像、传记。宁调元牺牲后，社刊先后发表社友们沉痛悼念的诗歌有一百几十首。柳亚子冒着生命危险写作了许多悲愤满腔、血泪交进的哀悼烈士、声讨民贼的诗文和传记。同时，柳联络南社成员，先后编辑、出版在反清、反袁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诸如周实、阮式、宁调元、陈子范、周仲穆等人的遗集。此外南社早期成员、知名的革命家、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孙元，在辛亥革命前被人诬陷杀害，是当时革命党内的“一大冤狱”，民国成立后，柳亚子一再为他作传，并和许多南社成员及同盟会员联名发表公启，出版文集，为之平反、昭雪。南社悼念战友的文字，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崇敬，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反动统治者血腥罪行的愤怒控诉，从而成为提倡革命气节、激励革命壮志的最有力的教材。南社多数成员不屑投靠袁世凯和南北军阀，他们坚持革命，不断前进，这和社友们互相砥砺是分不开的。
    不可讳言，在烈士前仆后继的同时，有少数南社成员甘心充当袁世凯的帮凶和走狗。1915年8月24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各省纷纷出现请愿团，要求变更国体。南社中参加请愿的有：林白水、景耀月、马小进、汪东、谷思慎、杨曾蔚、王葆桢、方赞修、黄慕松、李德群、席绶、孙湜、郑衡之、于定、李大钧、伍崇学、郑宝善、张振麒等约20人。他们“谄媚当途，揄扬权要，视共和之公仆，如专制之帝皇”，(17)“朝成美新之文，夕上劝进之表”，(18)不惜出卖灵魂，以种种卑劣的逢迎手段谋求攀龙附凤，飞黄腾达。曾经一起组织南社前身神交社的刘师培夫妇，1908年出卖自身，投靠两江总督端方，1915年又参加了拥袁称帝的筹安会。南社成立会的参加者景耀月，当了袁世凯的高级顾问。南社成员马小进恬不知耻地为自己“卑躬屈膝作莽大夫”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自己到北京依附袁世凯是“迫于严命”，同时解释自己在京的生活内容是“搜罗美瓷名画，时或往观女伶”等等。(19)早先热心鼓吹民主革命的林白水，居然变成狂热鼓吹帝制的鹰犬，带头劝进，胡说什么“元首”如果出于选举，政局必乱；“君位”如果出于世袭，就可以政争不生，政局常静。他要袁氏再高升一步，成为“继天立地”之人。(20)这20来名南社成员的丑行，理所当然地受到南社成员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严正批判。在四年多的反袁斗争中，南社人写的许多诗文，揭露和纪录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恶历史，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复辟君主专制制度、完成民主革命的强烈要求。尽管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人民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在中国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里，南社的优秀代表和浸着血泪的诗文，将是永垂不朽的历史篇章。
    南社从成立到袁世凯死于非命，社员增加到了800之数，追随袁氏的仅仅20来个变节分子，不到3%，绝大多数的南社成员参加了反袁斗争。因此，柳亚子总结“南社在反清成功以后，还有反袁的一幕”，(21)堪称确当之论。
    四、五四前后的分化
    民国成立以后，南社在组织上出现了很大的发展。1916年11月，增加到825人，1923年达到1182人。吸纳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如徐血儿、邵力子、于右任、柏文蔚、易白沙、夏丏尊、杜国庠、吴虞、沈尹默、邵飘萍、欧阳予倩等。但是，南社作为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部，阶级成分和思想状况十分复杂，许多成员和地主阶级，尤其是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清王朝覆灭，反清这一共同目标不再存在，很快就出现了“同社多异趣”的局面。涌进南社的成员，固然有反清、反袁的革命分子，但也有不少是为南社的声誉所吸引，或把它当作寄情诗酒、逃避现实的场所而加入的，甚至涌进了一些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官僚、军阀、政客和无聊文人。这时，南社的队伍，表面浩浩荡荡，实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再说，南社在反清反袁斗争中损失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正是支撑南社的骨干力量，是左右南社前进的动力。除上文说到的那些革命志士外，后来还有蔡济民、易象等被地方军阀杀害。此后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南社中有坚持革命、继续摸索前进的志士，不过，不少人意志日趋消沉，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有的躲进书房，埋头于故纸堆；有的沉湎酒色，成为新式名士；有的吃斋念佛，遁入空门；更有甚者，保守反动，卖身投靠南北军阀，成为安福系、政学系政客，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效劳。
    伴随着政治思想的分化，原来在文化思想和文学主张方面本有分歧的南社成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12年春，南社社员高燮、高旭、姚光、蔡守、叶楚伧、姚鹓雏、胡朴安、李叔同、余天遂、林百举、陈范、周伟、柳亚子及非南社人士文雪吟等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同年6月30日，国学商兑会召开成立大会，姚光为理事长。国学商兑会的组织，源于民国初元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张。蔡总长明确提出废止尊孔读经，得到广东和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但是，高燮、姚光、姚鹓雏等南社中人，坚决反对蔡元培，呼吁救护孔学，为“发明孔学之真”而“狂呼哀号”。(22)湖南的尊孔派吴恭亨与之呼应，说自身决意抱定殉孔的宗旨，(23)南社粤支部的保守派也发表了尊孔和保存国粹的文告。
    国学商兑会成立后，周仲穆首先对提倡国学的保守风气进行批判，他指出：如果只是“扬汉学之余波，袭宋学之皮毛”，研究国学就毫无用处。他认为必须参考“世界学”，“研究孔学真际，方能致用”。(24)高旭也是国学商兑会的成员，不过他却坚决反对尊孔，他和高燮、姚锡钧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指出孔学是“专制之学”，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提出“废孔用墨”的主张，设想以墨家“平等兼爱”的学说作为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武器。(25)柳亚子虽然也列名国学商兑会，但是他自有主见，对于高燮、高旭叔侄之间这场孔墨纷争，柳亚子曾经有过一首诗，专门赠予高燮：“孔墨纷争议总讹，君家何事自操戈？千秋容貌丧家狗，特比冯郎究孰多！”柳亚子支持高旭废孔，但是反对用墨。他觉得对用孔用墨加以争论，实在是“朱陆异同，头巾习气，真可厌恶”，还不如对演员冯春航作点评价来得有意思。(26)
    是否尊孔与保存国粹，在南社人员中很早就有分歧，这些人员思想上的分歧在南社成立前就已经存在。1905年1月，邓实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2月23日《国粹学报》创刊。《国粹学报》辟有图画、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文章、诗录、诗余）、丛谈、撰录等栏目。积极为之撰稿的人，后来大多加入南社，如黄节、马叙伦、诸宗元、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王无生、刘三、蔡守、黄宾虹、陈蜕、庞树柏、胡朴安等，但是主持者邓实始终没有参加南社。《国粹学报》与南社的关系非常密切，国学保存会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主张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希望从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和反帝的武器。
    1905年秋，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创办《复报》，次年5月8日，第68期《复报》在上海出版，大大扩充了容量，辟有社说、政法、传记、小说、文苑、批评、谈丛、少年思潮、音乐、诗薮、歌谣等栏目，撰稿人中后来加入南社的除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外，还有田桐、高燮、高增、朱锡梁、沈砺、朱剑芒、陈子范、傅钝根、蔡冶民、马君武、冯平、刘三、陈家鼎、宁调元、汪东等。《复报》的取名，使用反文，再加上采用黄帝纪年，都隐含着利用汉学，反对满清的用意。
    长期以来，对于以保存国粹为号召的国粹主义思潮，众说纷纭。对此要作出客观的评价，绝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南社的骨干大多是《国粹学报》的撰稿人，《复报》更是柳亚子创办并主编的。其中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马君武和胡朴安等都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南社同仁可以说是国粹主义思潮的积极鼓吹者。对此，一味贬斥或者褒扬都不足为训。他们所宣扬的国学、国粹、国魂、几复风流，有阶段性，有两面性。在满清王朝腐朽统治期间，宣传弘扬国粹，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在那个特定的时段，应该说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是，当民国建立，民族矛盾逐渐隐退，特别是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段，国粹主义思潮浓重的复古色彩，显示出它保守、反动的另一面。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之后，当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后，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已经高高擎起的时候，提倡新道德，打倒旧道德的锐利锋芒，首先指向儒家的封建纲常礼教。南社中还有人死抱着国粹不放，在那时那地，确实站到了时代的反面。至于孔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一味否定与全盘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提倡尊孔，客观上也站到了时代的反面。
    南社中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较早发表批孔文章的是易白沙和吴虞，他们的反孔议论得到柳亚子热烈的赞同。柳亚子坚决支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反孔主张。但由于南社成分的庞杂，许多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封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有着尊孔倾向。柳亚子等人并没有也无力在南社内部进一步开展对尊孔思潮的斗争。高燮等人主持的国学商兑会后来继续发展到一百多人，活动达十几年之久，始终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在1917年初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主张遭到南社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就是柳亚子等人起初也不能例外。他们对旧文学、特别是旧体诗是很留恋的。
    促成南社分化的主要因素，是1917年夏南社成员内部发生的关于同光体诗的激烈论战。其实，诗歌宗唐学宋的争论早在南社首次雅集时就初露端倪。在《南社纪略》中，柳亚子写道：“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的。”(27)当时庞树柏反对柳亚子的意见，蔡守又夹七夹八地助庞，站出来为柳亚子助阵的只有朱梁任，偏偏这个朱梁任和柳亚子二人都口吃，期期艾艾的，争论起来自然居于下风，柳亚子一急，竟然当众大哭。
    南社成立以来，柳亚子反对同光体，要想开创一代诗风，但并没有实现。同光体仍然统治着民国初年的诗坛，清朝遗老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的作品，充满对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的怀念，沈曾植、陈三立充当了上海孔教会头目，公然“赞颂旃裘，底諆民国”，(28)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些封建遗老的诗文、书信、简札，依然使用宣统年号，常在诗中倾吐所谓亡国的悲哀。1917年7月1日，张勋进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溥仪立即颁发伪诏，宣郑孝胥等人迅速入京。闻听张勋复辟，遗老们欣喜若狂，陈宝琛以帝师的身份参加“御前会议”，梁鼎芬代表清室去逼迫黎元洪退位，沈曾植出任学部大臣。抱着如此政治态度的一拨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南社中有见地者的批判。“嚣嚣然祖后山而祢山谷，枯瘠其语，蹇涩其音、，亡国之妖孽耳！”（柳亚子《紫云楼诗序》）“闽士晚出，其声益噍杀而厉，至于今，蜩螗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陈去病《寄安如诗序》）可是，南社内部存在着一批同光体拥护者，如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成舍我等人。1917年6月9日和24日，闻宥在《民国日报》发表《怬簃诗话》，引录郑孝胥未刊诗6首，赞誉为“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矣”，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这一下，柳亚子动了肝火，在6月28至29两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闻宥提出质问，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创作“朗然有开国之气象的诗篇”，“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有价值，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
    闻宥于6月30日至7月3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答柳亚子》，称誉郑孝胥、陈三立、陈衍为“近日诗界之巨子”，表示“誓为西江派及郑、陈张目”，即使“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柳亚子自7月6日至8日，17日至21日，撰写长文《再质野鹤》，全面反驳闻宥的观点，劝他不要作郑孝胥、陈三立的“驯奴”。闻氏看过后，偃旗息鼓退出了争论。这时，社员朱玺站了出来，他在《民国日报》7月9日发表《平诗》一文，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辩护，认为他们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所作诗“忧国如焚，警惕一切”。论战到后来，年少而又莽撞的朱玺竟在诗中对柳亚子进行人身攻击。7月31日，朱玺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诗斥柳亚子》六首绝句，诗中吹捧郑孝胥、陈三立的诗作，以“一盲”、“竖儿”、“螳臂”、“廉耻丧”、“狗声豪”、“区区蝘蜓”等词句指斥柳亚子，更有甚者，在第四首诗中，朱氏攻击柳亚子同戏剧演员陆子美、冯春航有不正当关系。8月10日至12日，朱再次在《中华新报》发表《斥妄人柳亚子》，说郑孝胥在民国建立以后能够“敛迹自好”，攻击柳亚子与另一个南社成员吴虞“狗党狐群，物以类聚”等等。
    柳亚子大怒，就以“南社主任柳弃疾”的名义，于《民国日报》刊登紧急布告，宣布将朱玺驱逐出社。南社社员成舍我表示不服，他认为南社社章之中，没有开除南社成员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什么南社主任有权驱逐南社社员出社的资格规定，“似此专横恣肆之主任，自应急谋抵制”。(29)8月9日，成舍我在《中华新报》登载两则启事，宣布退出《民国日报》，指责柳亚子“霸占南社，违背社章”，宣布自己与现在的南社断绝关系。8月11日，柳亚子发布《南社第二次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成舍我出社。
    当时，正是张勋复辟活动达到高潮之际，南社中人竟然相继出头吹捧同光体，甚至为陈、郑等人的反动历史辩护。柳亚子怒不可遏，一一进行了驳斥，他严正指出：郑孝胥、陈三立等人在清朝反动统治下，“诗文歌颂公卿”，充当清廷走狗，“龌龊腐臭”，到了民国时代还有人为他们辩护与鼓吹，实属“荒谬绝伦”，对于这种复辟活动，“必不能容”，必须鸣鼓而攻之。(30)
    负责广东分社的蔡守，也是同光体的崇拜者。蔡守于1917年3月25日在广州六榕寺举行第一次雅集，掌握了广东分社的领导权。柳亚子两次宣布将朱玺和成舍我驱逐出社的事件发生，蔡守认为这是谋求南社领导权的极好时机。同年8月25日，蔡以“南社广东分社同人”的名义，发表启事，指责柳亚子驱逐朱、成出社属于“狂妄已极”，鼓动社员在秋季选举中另选他人为南社主任，他推举了国学商兑会的高燮。不久，蔡又与成舍我及湖南的刘泽湘、周咏等人结合，在上海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发表紧急通告，声称“鉴于柳弃疾专横狂妄之覆辙”，提议恢复旧章，分别选举文选、诗选、词选三主任，推荐高燮为文选主任，邓尔雅为诗选主任，傅尃为词选主任。9月27日，蔡守发出选票，要求各地南社成员于10月10之前寄回上海“南社临时通讯处”。蔡守甚至还与成舍我等人联络，四处搜集材料，准备出版一本《柳氏叛社记》，以扳倒柳亚子。(31)而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批判，得到陈去病、凌景坚、吴虞、杨杏佛、王德钟、余十眉等多数社员的支持。
    其实，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是姚鹓雏。早在1912年，姚鹓雏在《太平洋报》上发表了《论诗绝句二十首》，评述黄景仁、袭自珍、舒位等人，其中部分诗篇赞扬同光体诗人范当世、郑孝胥、陈宝琛、陈三立等。接着姚在为《周实丹烈士遗集》所作的跋文中，推崇同光体及樊增祥、易顺鼎。1916年1月26日开始，姚在《民国日报》连载诗话，继续称誉同光体中的闽派诗人郑孝胥、陈衍、陈宝琛以及江西派诗人陈三立。柳亚子看了南社同人的这些作品，在写给吴虞的信中，陈述了自己提倡唐音，反对同光体的一贯主张。刚好社员胡先骕投书柳亚子，恭维同光体。柳亚子就在《民国日报》新辟的《文坛艺薮》栏上发表答胡先骕诗作二首，尖锐指责江西诗派，(32)于是引发了这一场唇枪舌剑的笔墨大战。事情越闹越僵，姚鹓雏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撰文表示：南社继承几社、复社的遗响，关系民国文献的存亡，如果因此而破坏，那么“鹓雏之肉，其足食乎”，自认是“南社之罪人”。(33)在柳亚子看来，作家的人格和政治立场是首要因素。柳亚子主张“诗以人传”，“言以人废”，“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虽有文采，其何足称述！”(34)王德钟认为“孔雀有文，不掩其毒”，(35)正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学技巧，所以更应该坚决扫荡。
    这一年南社的社事纷争，闹得不可开交。1917年9月26日，陈去病等203人发表《南社社友公鉴》，指责“南社临时通讯处”，说不知为何人所组织，胆敢“伪造选票，私行分发”，“同人绝对不能承认”，提议仍旧由柳亚子连任。到10月10日，收到南社改选的选票432张，柳亚子仍然以385票当选为南社主任。同日，“南社临时通讯处”也公布了选举结果，文选主任高燮、诗选主任邓尔雅、词选主任傅尃。可是，三名当选主任都没有上任，高燮声明“不愿被举”；(36)傅尃早在9月2日与人联合发表《湖南同人启事》，声明南社“断不容一二出而破坏”，表示支持柳亚子；剩下邓尔雅一个，上场不上场都无济于事。意想夺权的蔡守，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捞到。12月4日，广东籍社员孙仲瑛等17人发表《南社广东社友启事》，声明广东社员大多没能投票，所以不存在选举何人当南社主任的问题，对《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登载的四十多人选举高燮为南社主任，攻击现任主任柳亚子等语，表示不胜骇异。
    这场唐宋诗的论争，最终以蔡守、朱玺和成舍我等人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柳亚子处事简单化，由个人决断，也尝到了苦果。南社中人告诫成舍我、朱玺、闻宥应当认识自身的错误，不要再作申辩，可是适得其反，成舍我等始终没有停止撰文申述，接二连三地指斥柳亚子及其拥护者。也有一些南社社员，尽管不赞成江西诗派，但对柳亚子的作法着实有所看法。《中华新报》曾发表过南社女社员丁湘田的《来函》，函中自称反对江西派，但是认为“思想自由，人所同具”，她认为柳亚子驱逐朱玺的布告“酷似袁皇帝之命令”。(37)柳亚子受到的刺激不小，从此他心灰意懒，南社走到了停滞不前的困境。
    对于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以往的论述很多。有人提出，柳亚子以宗唐宗宋划分进步与落后不科学。的确，如果就学术，就文学艺术而言，宗唐与宗宋不能说有什么绝对的优劣高下。但是，当时宗宋诗的人，特别是浮在上面的几个所谓头头，确实都是封建遗老。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风格的建立，是在扬弃前代文学的基础上而确立的，这里扬什么，弃什么，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评判同光体诗风之争，显然柳亚子等人是进步的，死抱同光体不放的南社成员是落后的反动的。所以南社内部宗唐学宋之争，一般认为是新旧文化的较量，是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是革命思想与封建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
    其实，在人事方面，早在1912年10月就已经出现过争论。当时柳亚子提议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由于高旭竭力反对而遭到否决，容易激动的柳亚子声明脱离南社。到1914年3月，南社第十次雅集一致同意接受柳亚子的主张，改编辑员制为主任制，柳亚子才重行入社，出任南社主任，社务才得以继续进行，《南社丛刻》以开快车的形式进行。前次的分歧，没有搞垮南社。可是，这次柳亚子以主任名义驱逐朱玺和成舍我，好多社员难以接受，更给了论敌以口实。虽然在激烈的斗争中，柳亚子仍然当选主任，复古派夺取领导权的企图归于失败，但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汹涌澎湃，南社多数成员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跟不上时代潮流。1918年10月间，柳亚子推荐姚光担任南社主任，至此，南社人心已经涣散，只剩一个空壳子了。
    南社的种种变化，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特别在反袁斗争结束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兴起，这个进步文化团体的不少成员，跟不上时代脚步，变成复古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只有少数成员仍然坚持革命，不断前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痛苦地摸索着继续前行的道路。
    南社的历史证明，南社文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击了封建文学，动摇了封建统治。南社作为一个团体，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使文学走出了象牙之塔，与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但是，肯定南社在中国革命史、文学史地位的同时，必须指出，除了少数几个南社成员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前行，多数南社成员无法与时俱进。南社的衰落，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任务之明证。
    五、分道扬镳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荡了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1919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南社迅速分裂为两个团体，一个新南社，一个南社湘集。随着革命潮流的激荡，两个团体的成员，各自东西，最后内部再次分裂而分道扬镳。
    南社成员都是旧文化孕育出来的士人，文学创作上的特长，往往成为文学评论时的障碍，因而南社成员多数反对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夕，以林纾（不是南社成员）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派与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是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复古派中打前哨战和充当殿军的，主要是南社成员。先前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主要骨干刘师培（没有参加南社）、黄侃、黄节等人，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3月，他们创办了《国故》杂志，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对抗。1921年，胡先辅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国学商兑会的高燮、姚光也在他们主编的《国学丛选》上反对新文化。1923年初，胡朴安、姚光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周刊》，同胡适（不是南社社员）派的整理国故运动合流。湖南，南社成员李澄宇、吴恭享等人公开宣称“抱残守缺”维护所谓的“圣道”。(38)
    文艺领域如此，政治倾向也是如此。1923年10月2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南社的高旭、景耀月、马小进、叶夏声、饶芙棠、陈家鼎、陈九昭、席绶、彭昌福、骆继汉、蔡突灵、王有兰、于均生、狄楼海、景定成、赵世鈺、陈祖基、易宗夔、李安陆等19人甘心充当“猪仔议员”，成了“卖身无耻之徒”。(39)早在1913年，高旭赴京参加众议院会议，身处家乡的高燮就嘱咐高旭到京之后“要好自为之”；(40)次年，太仓社友冯平致书高旭，劝他洁身自好，本当年组织南社之初心，致力著述，切勿自甘沉沦，受世俗污染。(41)可是，高旭晚节不保，令人痛心。贿选之后的第8天，柳亚子致电高天梅：“骇闻被卖，请从此割席。二十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42)10月29日，柳亚子、于右任等13名南社旧友联名在《民国日报》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称高天梅等19人“贿选祸国，辱及南社，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希望南社同仁随时随地“发表同一之态度，为中华民国稍留正气”。(43)柳亚子对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非常赞成，只是对打倒旧文学、提倡白话文这一点，起初难以接受，后来逐步提高了认识，转而拥护白话文和新文学。
    这时，孙中山正准备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称自己“醉心马克思之学说，布尔什维克之主义”(44)的柳亚子得到启示：“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45)于是，柳亚子带领南社部分重要骨干同反对新文化的社员分家，活跃文坛十几年的南社，终于分为两个团体，一个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南社，一个是复古守旧的南社湘集。
    1923年5月，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徵八人发起组织新南社，这八人中，前五人是旧南社的成员，后三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南社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柳亚子当选为南社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任编辑主任。新南社以《民国日报》为大本营，发起人中除柳亚子和余十眉外，其他六人都是《民国日报》的成员。该报于1919年6月开辟《觉悟》副刊，逐步发展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正如叶楚伧撰写的《新南社发起宣言》中所称：“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那一点，新南社孵化中应该向国民高呼声明的。”“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同盟会经几度改革以后，已有民众化的倾向，新南社当然要沿袭原来的使命，追随着时代与民众相见。”(46)
    1923年，新南社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园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姚光、王德钟、余十眉、胡朴安、吕天民、邵瑞彭、汪精卫、张继等38人。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47)到1924年2月，新社员发展到213人，后来继续有所增加，其中原南社成员约占三分之一。原南社成员陈去病、刘三、徐自华、陈陶遗、朱少屏、俞剑华、马君武、姚光、杨杏佛、王德钟、胡寄尘、陆丹林、于右任、高圭、柳无忌、陈绵祥等都参加了新南社。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何香凝、朱季恂以及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刘大白，教育家杨贤江，青年画家叶天底等也参加了新南社。新南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以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化团体。1924年5月，《新南社社刊》出版，全部使用白话文，内容有报道苏联近况、介绍外国妇女参政运动理论和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文章，有哲学和文学论文，有外国文学的科学试验，有新文学的创作，它还向读者推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新南社社刊》和旧南社社刊相比较，面貌焕然一新。
    新南社成立不久，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组织了南社湘集。这个团体在1924年初由傅熊湘在长沙发起，同年4月1日成立，傅任社长。傅在《南社湘集导言》中说：“比年以来，时局变迁，友朋星散，社事日就衰竭，其能岁有雅集，流连觞咏，存念故旧者，厥惟长沙一隅，而海上诸社友又别有新南社之组织，其宗旨盖亦稍异。同人为欲保存南社旧观，爰就长沙为南社湘集，用以联络同志，保持社事，发扬国学，演进文化。”(48)湘集《简章》规定：“社友入社，不限省籍”，社刊分文录、诗录、词录等，“均以文言为准”。因此，这个团体名为湘集，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南社中其他省籍的许多守旧派，如广东的蔡守、江西的江亢虎、安徽的黄宾虹、浙江的邵瑞彭、江苏的高燮、高旭等人都纷纷加入，新南社发起人之一的余十眉和已经列名参加新南社的陈去病和姚光等也作了“跨党分子”（柳亚子语）。南社三个发起人中有二人，虎丘成立会出席者17人中有5人参加了湘集，有一些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但爱好写作旧诗的人也参加了湘集。到1926年4月，湘集成员共计129人。湘集成立后，每年出版社刊《南社湘集》一期，主要内容是以旧体诗文宣扬尊孔复古和封建道德，对抗新文化运动。南社湘集者们的思想和作品，大多陈腐而缺乏活力，在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中没有积极的影响。湘集成员大多思想守旧，有的甚至放肆地攻击新文化运动。李澄宇说：“今必谓众人仅能白话，而强天下皆白话，无论其势有所不能，即理亦不可通矣。”(49)高燮说：“白话之风，波靡一世，如中疫疠，如饮狂泉”，长此以往，不仅中国文字要遭到空前的厄运，而且中国人讲起话来，“亦将无条理之能行矣”。(50)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1930年傅熊湘病逝，南社湘集的活动陷于停顿。1934年夏历上巳，刘鹏年发起恢复湘集活动，在长沙妙高峰南园进行了第九次雅集，刘鹏年被推为社长。1935年6月，蔡守发起，南社湘集粤支部成立。南社湘集发展到266人。次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了一次雅集，出版了《南社湘集》第七集，此后就灭寂了。
    傅熊湘走过的道路，颇有典型意义。中国旧式的读书人，从经史子集出发，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20世纪初叶，他们借用西方的理论武器批判世界，批判自身。可是在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被封建文化的强大所俘虏，怀疑起借用来的批判武器，及至抛弃批判的武器。傅熊湘如此，陈去病、高天梅也如此。南社的这段历史，向后人展示了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新南社的社员，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政治上和思想也产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如汪精卫、戴季陶、居正、张继、邵元冲、沈玄庐、叶楚伧等人，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先后成了反共的右派；另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坚持革命立场，如陈望道、沈雁冰、何香凝、杨贤江、叶天底等人，他们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柳亚子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五四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3年发起成立新南社之前，他在家乡吴江县黎里镇创刊《新黎里》半月刊，鼓吹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与劳工问题。在柳亚子的领导下，吴江成为江苏省国民党左派力量最坚强的中心。有《新黎里》引路，吴江各大集镇纷纷出版新字号刊物，宣传新文化，宣传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专制压迫。当时吴江县各大集镇出版的新字号刊物，除《新黎里》外，还有《新周庄》（当时周庄隶属于吴江县）、《新盛泽》、《新震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等六家。这些刊物的编者和撰稿人，大多是新南社社员，新南社活动停顿之后，这些刊物仍旧出版。1925年，柳亚子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新南社社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朱季恂一起，对陈去病等人追随右派的活动进行了谴责。1926年，他协同宋庆龄、何香凝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批判，为此遭到武装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此后柳亚子走上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
    新南社社员、青年画家叶天底，是国共合作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1924年由他的老师陈望道介绍加入新南社，并参加新南社的活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反革命的清党大屠杀，叶天底在杭州英勇就义。南社早期成员杨杏佛留美归国后，1923年加入新南社，孙中山逝世后他一度站到右派一边，但很快就转变立场。1927年加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济难会，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进行过多次反帝反蒋斗争。1931年他到江西考察，写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一文，向国内外报道了被严密封锁的苏区的真相。1932年他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暴政。次年6月，被蒋介石特务暗杀，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还有一些南社和新南社成员，如邵力子、朱少屏、胡朴安、刘季平、廖仲恺、毛啸岑、徐蔚南等人，后来都积极投身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作为借鉴。研究南社可以对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前期所走过的道路，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初撰于2006年11月，定稿于2007年5月
    注释：
    ①《柳亚子的诗和字》，载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7页。
    ②《答顾秋岚书》，载《更生斋全集》第三册，古邳：新华印刷所石印本，1944年。
    ③《答族兄某》，载《更生斋全集》第一册，古邳：新华印刷所石印本，1944年。
    ④《孔子之教忠》，《洞庭波》第一期，1904年。
    ⑤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卷一·放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⑥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
    ⑦王无生：《报马君武书》，《南社》第二集，1905年；《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一卷第十一号，1907年。
    ⑧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载《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⑨《南社长沙雅集纪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
    ⑩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载《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11)周仲穆：《与高旭书》，载《更生斋全集》第四册，1909年；古邳：新华印刷所石印本，1944年。
    (12)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载《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13)《天铎报》1911年11月27日。
    (14)《天铎报》1911年12月2日
    (15)陈去病：《对于嫌疑者之感言》，《大汉报》1911年12月15日。
    (16)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
    (17)详见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南社丛选》卷二，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23年。
    (18)柳亚子：《习静斋诗话序》，《南社》第十集，1914年。
    (19)马小进：《与柳亚子书》，《南社丛刻》第十三集。
    (20)《君宪纪实》，转引自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7页。
    (21)柳亚子：《关于纪念南社》，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9页。
    (22)高燮：《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国学丛选》第一集，1912年。
    (23)吴恭亨：《与教育司长吴劭先书》，载《悔晦堂文集》卷一，1912年。
    (24)周仲穆：《与天梅书》，《国学丛选》第一集，1912年。
    (25)高旭：《答周仲穆书》，载《国学丛选》第一集，转引自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9页。
    (26)柳亚子：《寄吹万》，载《磨剑室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
    (27)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28)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载《南社丛选》卷二，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23年，第123页。
    (29)《南社社员公鉴》，《中华新报》1917年8月8日。
    (30)《斥朱鸳雏》，《民国日报》1917年7月27日至30日。
    (31)王学庄、杨天石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
    (32)《民国日报》1917年3月11日。
    (33)《民国日报》1917年8月17日。
    (34)柳亚子：《青箱集序》，《南社》第二十集
    (35)王德钟：《静春堂诗集序》，《南社》第二十集。
    (36)《致蔡守书》，《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
    (37)《中华新报》1917年8月16日。
    (38)李澄宇：《与林畏庐先生论文书》，《南社湘集》第二期，1919年。
    (39)高圭：《我对于新南社的感想》，《新黎里》1924年5月1日。
    (40)详见《国学丛选》第四集。
    (41)参见《南社》第十九集。
    (42)《柳亚子致高旭电》，载王学庄、杨天石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7页。
    (43)《旧南社社友启事》，载王学庄、杨天石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3页。
    (44)柳亚子：《吴根越角集后序》，见《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6页。
    (45)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见《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46)转引自王学庄、杨天石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
    (47)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48)转引自王学庄、杨天石编著：《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49)《南社湘集》第二期，1919年。
    (50)《胡朴安〈俗语典序〉》，《国学丛选》第十三、十四集。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