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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当务之急”三条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报》2012年08月29日 顾 农 参加讨论

鲁迅与一般的思想家特别是西方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不曾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写过什么理论专著,而只是随意加以发挥,或在若干文学作品中有所流露。这其实正是传统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的哲人固然不排斥专著,而尤其喜欢做这样的随意发挥,例如最大的思想家孔夫子,他最重要的见解见于他同学生以及别人的谈话,后来被记录在《论语》里,无非只言片语,而其影响却大到难以估计的程度。老、庄虽有专著,但《道德经》只有五千言,《庄子》的内篇是他本人写的,半天即可读完,其中寓言居多,结论很少。老、庄的书影响深远,而如果放在现在的评估体系里,大约不能被承认为正式成果。
    鲁迅说他的哲学在《野草》里,但这不过是二十来篇散文诗,文章的弹性很大,阐述的空间相当辽阔,历来的解说阐释真可谓五花八门,几乎言人人殊;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从他的杂文以及小说里那些相对明确的言论出发,设法打通了理解,这样或者可以比较切近地了解他的思想。
    鲁迅很早就在《文化偏至论》(后收入《坟》)一文中提出,根本出路在于“立人”。这一提法得到近人高度重视,但这“人”怎么“立”,他并没有多谈。比较起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一文中有几句话最为切实靠谱。他说,为中国人着想,“我们目下的当急之务,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最后落实到发展,非常深刻——发展是硬道理啊。
    就当年的情形而言,这三条固然都非常重要,而为劳苦大众着想首先要争取解决前两条。如果温饱为难,生存就是大问题,还谈什么发展。《阿Q正传》中有一节的题目是《生计问题》,阿Q缺衣少食,天冷了还打着赤膊,肚子又饿,住处也大有问题,因为“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全都得不到正当解决,流氓无产者阿Q不免多少干了些非法的事情,同时也颇神往于“革命”,而最后竟被杀了头。《故乡》里的闰土是个老实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样的苦人,离“立”自然都相当遥远。首先要让劳苦大众不受压迫和剥削,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求得生存和温饱。生活有了保障,人格自有尊严。
    而为知识分子着想,主要是争第三条。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家庭背景相对富裕,自身又有知识,一般来说生存和温饱大抵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要得到积极的发展也不容易。《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一直在各地教书,但颇为家族中的俗务以及东家的约束所困,做了不少自知无聊的事情,当他担任家庭教师时,教给学生的是《诗经》《孟子》《女儿经》之类,连算学也不教。他对老朋友辩解说:“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能如一只虫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因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就遭到攻击,失去职业。后来他以倒行逆施向社会报复,终于走向灭亡。为知识分子求发展,就得让他们有谋职和言论等方面的自由。要争取这些,其实也非常不容易,鲁迅本人为争取这样的自由,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为劳苦大众争平等,为知识分子争自由——只有争到这些,发展才有希望,“立人”才有希望。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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