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永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内容提要：《镜花缘》除了是一部著名的才情小说外,还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游记小说,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分,蕴含了丰富的旅游文化。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为主体的出海游览可看作是一次自助游。《镜花缘》所体现出的旅游文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反叛性”旅游文化特征、“探险性”旅游文化特征和旅游主体与异地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性文化特征。
    关键词：《镜花缘》 旅游文化 “反叛性” “探险性” 接触 交流 碰撞

    李汝珍创作的才情小说《镜花缘》,无论是其文学思想、社会风俗、儒道文化、医药养生、语言、版本、艺术价值等方面,还是与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如《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之比较,《镜花缘》与《山海经》、《源氏物语》、《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之间的关系,都有着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以往学界同仁对此研究颇多。如果抛开这些方面和其神异成分,《镜花缘》还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游记小说,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分,蕴含了丰富的旅游文化。本文试对此作一简析。
    一、自助游单位团体的形成
    
    李汝珍一生历经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精通文学、诗词、音韵、经学、字学、医学、算数、茶经、棋谱,还“旁及杂流”,如象纬、篆隶等。他虽然博雅多能,但却三次科举不第,满腹经纶,无处施展,遂倾心于著述,如《镜花缘》、《李氏音鉴》、《字母五声图》、《受子谱》等。据孙佳讯先生考证,李汝珍舅兄许某是一个盐商,常常乘海船出海做生意,而且许某有《案头随录》一书,书中数次记载了李汝珍随着许某出海,谈天说地,讲些奇闻怪异之事,并商讨怎样编部书出来。《随录》中录有不少和《镜花缘》相类的游戏文章。《随录》中还记载了李汝珍和舅兄许某同游云台山。南云台山东磊,延福观东侧岩壁下有石刻“小蓬莱”三个篆字,和《镜花缘》中小蓬莱不无因缘。孙佳讯先生认为:
    《镜花缘》中的唐敖,有些地方是作者自况。第七回说,“唐敖妻子久已去世,继娶林氏”,近似作者前妻去世,继娶许氏。海州现在有人认为,林之洋是唐敖的舅兄,影射许×林、桂林为李汝珍的舅兄,当然不足信;如他的舅兄名许×林,《镜花缘》中倒林为姓,以此影射,虽扑朔迷离,尚略可辨识。[1]
    由此可以看出,《镜花缘》蕴含了作者的旅游经历和感受,从《镜花缘》中作者所塑造的主人公唐敖身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
    唐敖是武周时的一位士子,满腹才学,科举中了探花,可是由于受徐敬业起兵反周一案的牵连,被贬为秀才,仕途无望,“遂有弃绝红尘之意”[2],加之仆人送来了银两,旅费充裕,于是各处游览,以解愁烦。半年后在岭南遇到妻舅林之洋,又经林之洋推介,得识博闻的多九公。林之洋也正要出外洋贩货,于是同搭一条船出洋。众所周知,旅游有六大基本要素,即吃、住、行、游、娱、购,从小说《镜花缘》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唐、林、多诸公一起出游,基本上符合这六大基本要素:关于吃住行,基本上是自行解决,唐敖拿出一部分银两给林之洋家,权作游资,林家在船上准备好了食品以作旅途之用,随行人员的食宿均在船上解决,交通工具主要是林家之商船;关于游、娱、购,从小说的描写看,唐、林、多的这次出行亦符合这三要素:虽然林之洋出洋是为了商业贸易,但如果抛却贸易之外衣,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别有风味的旅游,唐敖、林之洋、多九公成了旅游的主体,在游览沿途山川风光和人文景观时,得到了身心的愉悦,并在旅途上,买卖货物,虽是商贸行为,亦属“购”之范畴。
    从小说中的描写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将唐、林、多诸公的这次出洋看作是一次自助游。他们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林之洋的商船,吃住均由自己解决,唐、林二人出行的目的虽各不相同:唐敖出洋并不是像其妻舅林之洋那样,为了商业贸易,而是为了到海外游览,并为了实现梦中之见,到海外救援贬到凡间的花仙,这次出游虽有大体路线图,但并没有确切的旅游地点,而是随机而游。唐敖科举得中探花,亦可能是作者的一种喻意,“探花”与唐敖梦中受仙人之托寻访和救援贬到凡间的花仙颇有关联,恰恰是唐敖也由探花贬为秀才,这固然寄寓了作者对社会黑暗和朝廷忽略人才的痛斥,但这也成就了唐、林、多为主体的这次自助游团体的形成。这次出游团队除了唐、林、多三人外,还有林之洋的家属、同船水手及后来唐敖救援出来的由花仙托生的一些才女。加入游览队伍的人员在不断地增加,游览的内容也渐渐地丰富多彩。由于古代封建礼法的制约,女子只是局限在商船上,难以像唐、林、多三人那样上岸尽情游览,不过她们也能游览到海洋风光和沿岸风情。船上的水手亦是如此,虽然他们不是为游览而来,而是受雇于林之洋负责商船的顺利运行,但他们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旅游队伍中的一部分,只是不像唐敖那样,将游览置于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而已。
    唐敖在科举中式被黜以后,已自行游览了大半年时间,如《镜花缘》第七回写道:
    唐敖有了路费,更觉放心,即把仆从遣回,自己带着行囊,且到各处游玩,暂解愁烦。一路上逢山起旱,遇水登舟,游来游去,业已半载。
    这半年的游览,唐敖也是属于自助游的性质,只是独身随机而游,也没有预先确定的游览地点。而唐敖与林、多二人一起的出洋,无疑内容更加丰富得多,而且以唐、林、多三人为主体的自助游团体出游的时间也比唐敖独身出游的时间更适合出游。作者在小说中描写的唐敖科举被黜后的第一次出游,完全不是为了游览山川风光和人文景观,而是为了排遣他心中的愤懑。这次独自出游的时间虽长达半年,却是选择在肃杀的秋冬季节,这恰恰与其郁闷的心情相符合。而以唐、林、多三人为主体的自助游团体出游的时间发生在正月中旬,唐敖的心态已与上次独身游览大不相同,唐敖已看破红尘,有出世之念,在旅途中,被沿岸的异乡风情所吸引,身心得到极大的愉悦。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推知,从唐敖的第二次出游到唐敖的入山成仙,时间发生在春秋之间,春季与秋季恰是一对相反的季节:春季万物复萌,充满希望;秋季万物凋零,一派肃杀之象。这也正是唐敖由满怀希望到对世俗的绝望发生转变的时期,最后唐敖完全出世入道,告别了喧嚣的尘世生涯,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二、《镜花缘》的“反叛性”旅游文化特征
    “反叛性”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是旅游主体中的一种文化内涵, J.L.克罗姆顿(J.L.Crompton)在发表于美国《旅游研究年刊》的《休闲度假一文》中,认为旅游的基本动力是“打破常规”,其中逃避所感知的世俗环境、自我发现和自我评估是其具体表现之一; 1982年,艾泽欧—阿荷拉(S.E. Jso-Ahola)在其《旅游驱动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种新的综合》的文章中,提出了“逃逸因子”和“追求因子”的概念,认为旅游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个人摆脱的个人环境(即个人遇到的麻烦、问题、困难和挫折)、人际关系(即合作者、家庭成员、朋友邻里)的欲望,另一方面来自个人想通过一个新的环境旅游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回报这种企图[3]。反观《镜花缘》中的唐敖,他随妻舅林之洋出海游览就是带有这种“反叛性”旅游文化的特征。
    《镜花缘》的第七回交代了唐敖的家境及情况:唐敖的父母、妻子久已去世,继娶林氏,因祖上留下良田数顷,尽可度日,“唐敖素日虽功名心胜,无如秉性好游,每每一年倒有半年出游在外,因此学业分心,以致屡次赴试,仍是一领青衫”。由此可见,唐敖家境尚可,至少衣食无忧,他对旅游很感兴趣,为此耽搁了学业。后来虽科考得中探花,但因徐敬业反周一案的牵连,被贬为秀才,心情抑郁,厌烦俗世,又激发了他的好游之心,于是弃家出游,先是在科考后独身到处游览,后与妻舅林之洋、多九公等一起出洋。唐敖虽生性好游,但真正厌倦红尘而弃家出游,是发生在他科举中式被贬之后,仕途之路受挫,心情苦闷之时,为的是逃避俗世的拖累,如仕途的受挫,无法面对家人和朋友的期待等等,如《镜花缘》第八回中唐敖听到妻舅林之洋准备出洋贩货,对林之洋道:“小弟因内地山水,连年游玩殆遍,近来毫无消遣。而且自从都中回来,郁闷多病,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岛山水之胜,解解愁烦。”“若讲往返难以刻期,恐误正事,小弟只有赴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绝望,但愿迟迟回来,才逞心愿,怎么倒说你们耽搁呢?”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离家出游异域达到心灵的净化,如通过实现梦中仙人的托付、追仙寻道等,对自我人生价值的重新评估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如《镜花缘》第八回曾交代了唐敖“一心记挂梦神所说名花,每逢崇山峻岭,必要泊船上去望望”;第十六回写道唐敖路过无?国,听过多九公无?国的介绍后,内心颇有感触:
    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阵中吐气扬眉,洋洋得意,那个还能把他拗得过?看来不到睡觉,他也不休;一经把眼闭了,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不过做了一场春梦。人若识透此义,那争名夺利之心固然一时不能打断,倘诸事略为看破,退后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许多烦恼,少了无限风波。如此行去,不独算得处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尽的秘诀。
    在《镜花缘》的前半部分,作者通过唐敖的视角,将这次出洋描写得光怪陆离,颇富童话色彩,将社会现实寓于其中,并对社会现实、红尘俗世表现出的种种现象揭示得非常深刻,既幽默风趣,又富讽刺色彩。旅途中遇到的种种奇异趣事,如类似精卫的黑鸟衔石填海(第八回)、不孝鸟和飞涎鸟(第十回)、君子国的好让不争(第十一回至十三回)等,另外领略到其他异国风情,如大人国、劳民国、聂耳国、无肠国和犬封国(第十四回)、玄股国、毛民国(第十五回)、毗骞国、无?国、深目国、黑齿国(第十六回)、靖人国(第十九回)、跂踵国(第二十回)、白民国(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二回)、淑士国(第二十二回至二十五回)、两面国(第二十五回)、穿胸国、厌火国(第二十六回)、寿麻国、结胸国、长臂国、翼民国、豕喙国、伯虑国(第二十七回)、巫咸国(第二十七回至二十八回)、岐舌国(第二十八回至三十一回)、智佳国(第三十一回)、女儿国(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八回)等等。在经历过这些异国奇俗、怪诞奇事之后,唐敖对此颇多感悟,心灵得到净化,名利之心顿消,最后在路经海外极南之地———小蓬莱时,唐敖遂撒手尘寰,求道成仙而去,精神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如《镜花缘》第四十回,唐敖对多九公道:
    不瞒九公说,小弟自从登了此山,不但名利之心都尽,只觉万事皆空。此时所以迟迟吾行者,竟有懒入红尘之意了。
    最后唐敖在小蓬莱的石碑上留诗一首,透漏其心声:
    逐浪随波几度秋,此身幸未付东流。
    今朝才到源头处,岂肯操舟复出游?
    由上可见,唐敖的这次异国之旅,他的出洋游览的动机起因于科考中第而受黜,心情郁闷之时,有着强烈的摆脱个人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欲望,通过对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的认知,自己的心灵受到触动,最后得到解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打破常规”,符合“反叛性”的旅游文化特征。
    三、《镜花缘》的“探险性”旅游文化特征
    追求新奇、富有探险性、挑战性是旅游文化的一种特征。旅游主体的出游动机虽然复杂多样,但对异地的自然风光、风俗人情、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渴望认知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动机,在了解和认知这些因素的过程中,旅游者常常有一种追新求奇、探险与挑战并存的欲望。
    《镜花缘》虽富有童话色彩,并将社会现实、人生感悟寓于其中,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因素,将《镜花缘》的前半部分作为游记来看,唐敖的异国他乡之旅又富有“挑战性”的旅游文化特征。唐敖随妻舅林之洋出海游览,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探险性和挑战性的行动,海上的恶风巨浪及生活上的不便考验着出游者的决心和意志。唐敖不同于林之洋惯经出海之风险,他是一位体弱士子,但唐敖面对林之洋夫妇对他出海可能面临的风浪和生活上的不便的担忧,显示出无惧气魄,坚持随林之洋出海,如《镜花缘》第八回写道:
    吕氏道:“……但海外非内河可比,俺们常走,不以为意;若胆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风浪,就有许多惊恐。你们读书人,茶水是不离口的,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上了海船,不独沐浴一切先要从简,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润喉咙,若想尽量,却是难的。姑爷平素自在惯了,何能受这辛苦?”林之洋道:“到了海面,总以风为主,往返三年两载,更难预定。妹夫还要忖度。若一时高兴,误了功名正事,岂非俺们耽搁你么?”唐敖道:“小弟素日常听令妹说海水极咸,不能入口,所用甜水,俱是预装船内,因此都要撙节。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无。至洋面风浪甚险,小弟向在长江大湖也常行走,这又何足为奇。若讲往返难以刻期,恐误正事,小弟只有赴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绝望,但愿迟迟回来,才趁心愿,怎么倒说你们耽搁呢?”
    唐敖在出海游览期间,遇览到诸多新奇而富有探险性的奇异怪诞之事,不乏惊险刺激之物事,如在旅途中遇到一些怪兽异鸟,如满嘴长牙,口呼“当康”的怪兽(第八回);类似精卫的黑鸟衔石填海(第八回);其性最义的“果然”兽(第九回);凶猛的斑毛大虫;形状如人,但满口猪牙,浑身长毛,有男女双头的不孝鸟;有涎如胶,腥臭异常的飞涎鸟(第十回);红嘴绿毛,状如鹦鹉,其声如雷的细鸟(第二十回);碧梧岭上的鹔鷞、山鸡、凤凰、百舌、九头鸟、鸱鸟、驼鸟等鸟类及野猪、秃鹜、鸵鸟、狻猊等怪兽相互之间的争斗,唐敖等人受到野兽的围攻而面临危险,幸由魏武、魏紫樱兄妹的解救才脱险(第二十回至二十一回);唐敖冒险解救徐敬业之子徐承志,两面国国人的阴森恐怖(第二十五回);途遇强盗打劫,厌火国国人讨要货物不得而口中吐火烧灼唐敖等人的惊险场面(第二十五回);唐敖等人在厌火国境内救援蚕女姚芷馨、薛蘅香等人,打退寻隙之人(第二十八回);路径女儿国,林之洋被捉为王妃,受尽苦楚,唐敖对林之洋、女儿国世子阴若花施以援手,助其脱难(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八回)等等。唐敖在出海期间,还大胆吞食奇草异果,如《镜花缘》第九回曾描述唐敖吞食肉芝、蹑空草、遇仙草等。
    上述描写虽荒诞不经,但从侧面也可看出唐敖的出游所面临的诸多困苦和艰险,而唐敖对此却能凭藉自己的胆识和故国后裔的救援每每化险为夷。唐敖在行旅期间,追新求奇,探险寻幽,不断面临挑战。最后在小蓬莱弃世寻道,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解脱。
    四、《镜花缘》中的旅游主体与异地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性文化特征
    旅游主体与异地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性文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旅游主体既是某种文化的承载者,又是与旅游地文化相互影响的因子。旅游主体承载着各自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行为方式等文化内容,这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内容。作为特定文化的承载者,旅游主体“通过旅游中的位移,将各种相关的文化连接起来,实现同异地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游客一旦跨入异国他乡,不同文化一经接触,不论双方愿意与否,意识与否,他们所有的行为都在交流着某种信息”[4]。由此可见,旅游主体在异地游览时,自身承载的特定文化就会与异地的文化发生碰撞、交流,不管旅游主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两种文化在碰撞、交流过程中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两种文化甚至会发生冲突与不适应。承载各自特定文化的主体也在彼此文化接触、交流、碰撞过程中,不断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对方的文化,随着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的不断接触和了解,使得彼此的文化由不适应到适应,从冲突走向调和,两种文化就会得到整合,这种整合过程也是对对方的文化采取吸取、批判和扬弃的过程。
    李汝珍的《镜花缘》所描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为主体的出海团队所经历的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虽与《山海经》、《博物志》、《神异经》等书中神话故事一样,多是虚幻而来,具有浓厚的童话色彩,也是对小说作者的思想观念、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但如果我们抛却这些神异、虚幻色彩,《镜花缘》可看作是一部重要的游记小说,其内蕴含了旅游主体与异地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的过程性旅游文化特征。唐敖等游历了海外三十余个国家,各国风土人情不一,对唐敖等人的心灵震撼是巨大的。今以君子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伯虑国、岐舌国、女儿国为例,看一看《镜花缘》中唐敖等人与异地文化是如何接触、交流、碰撞的。
    君子国是唐敖等人感受颇深的海外国度。君子国上下好让不争,节俭仁爱,体现出很高的道德水准。君子国的言谈举止虽与中土相同,但小说通过宰辅吴之和、吴之祥兄弟之口,道出君子国的道德理念、风土人情与中土的不同。如关于殡葬习俗,中土人家好风水,“做子孙的并不计及死者以入土为安,往往因选风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两代、三代之久,相习成风”。而吴氏兄弟则认为殡葬先人不当以风水为准的,应“替父母多做好事,广积阴功”,对于无力之家,“自应急办,不可蹉跎”,有力之家“亦惟选择高阜之处,得免水患,即是美地”。对于喜庆之日,好宰杀牲畜为之庆贺,并且崇信宗教,有将子女舍身空门的,吴氏兄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应爱惜生灵,多做善事,方为良图。另外吴氏兄弟对中土的盛行争讼、屠宰耕牛、崇尚奢华、三姑六婆拐骗钱物和引诱良家妇女、后母对子女的暴戾、妇女缠足、风鉴卜筮、算命合婚等陋俗也是颇多异议和不理解。唐敖、多九公通过与吴氏兄弟的对话及对君子国上下的好让不争、国王优礼臣下、吴氏兄弟身居高位而谦恭待人的实际考察,从君子国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崇尚古礼为立国立身之本,为此唐敖等人的心灵受到净化,如多九公感叹道:
    那知却是两位宰辅。如此谦恭和蔼,可谓脱尽仕途习气。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骄傲俗吏看见,真要愧死!
    唐敖也道:“听他那番议论,却也不愧‘君子’二字。”
    黑齿国是唐敖、多九公与才女论学的主要国度。黑齿国人的相貌与中途大为不同:除了唇、眉为红色外,通身漆黑。唐敖、多九公初次接触到黑齿国人,尤其是在他们看到黑齿国人的相貌后,对黑齿国人心存偏见,但当二人进入黑齿国境内看到黑齿国人注重礼法后,肃然起敬。黑齿国除了崇尚礼法外,也与中土一样,开科取士,国人好学之风很盛,而且十分崇尚才学。本来多九公对地处海外的黑齿国心存蔑视之意,与“女学塾”的两位女学生论学辩难之时,语多狂傲,却未想到两位女学生博闻强记,熟读经典,能言善辩,而多九公在两位才女面前则显得语屈词穷,错讹百出,被搞得狼狈不堪。经过这次学术辩难,唐、多二人对黑齿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先前对黑齿国人的轻视转变为后来对黑齿国人的敬佩,而面对黑齿国人反倒觉得自惭形秽,如《镜花缘》第十九回描写了唐敖等人与两位才女论学之后的情形:
    唐敖道:“刚才小弟因这国人面黑,未将他们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来,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像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胭粉之流,反觉其丑。小弟看来看去,只觉自惭形秽。如今我们杂在众人中,被这书卷秀气四面一衬,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与其教他们看着耻笑,莫若趁早走罢。”三人于是躲躲闪闪,联步而行。一面走着,看那国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觉无穷丑态。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紧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只好叠着精神,稳着步儿,探着腰儿,挺着胸儿,直着颈儿,一步一趋,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这才把腰伸了一伸,颈项摇了两摇,嘘了一口气,略为松动。
    白民国虽与君子国一样,也崇尚儒学,喜与人谈文论学,但白民国人却空有其表,对学问不求甚解,却能装腔作势。唐敖等人一路上见到和听到君子国、大人国、黑齿国的崇尚学问,尤其是在黑齿国与两位才女论学导致窘态百出后,听闻到白民国人的好学之风,不敢像在黑齿国那样心怀轻视之意,都小心翼翼,对白民国人谦卑有礼,害怕与白民国人谈文论学,这也与唐敖等人对白民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等不了解有关系。如《镜花缘》第二十二回写道:
    话说唐敖忽听先生把他叫做书生,吓的连忙进前打躬道:“晚生不是书生,是商贾。”……先生笑道:“你头戴儒巾,生长天朝,为何还推不是书生?莫非怕我考你么?”唐敖听了,这才晓得他因儒巾看出,只得说道:“晚生幼年虽习儒业,因贸易多年,所有读的几句书久已忘了。”先生道:“话虽如此,大约诗赋必会作的?”唐敖听说做诗,更觉发慌道:“晚生自幼从未做诗,连诗也未读过。”先生道:“难为你生在天朝,连诗也不会作,断无此事。你何必瞒我?快些实说!”唐敖发急道:“晚生实实不知,怎敢欺瞒?”先生道:“你这儒巾明明是个读书幌子,如何不会作诗?你既不懂文墨,为何假充我们儒家样子,却把自己本来面目失了?难道你要借此撞骗么?还是装出斯文样子,要谋馆呢?我看你想馆把心都想昏了。也罢,我且出题考你一考,看你作的何如,如作的好,我就荐你一个美馆。”说罢,把《诗韵》取出。
    唐敖见他取出诗韵,更急的要死,慌忙说道:“晚生倘稍通文墨,今得幸遇当代鸿儒,尚欲勉强涂鸦,以求指教,岂肯自暴自弃,不知抬举至于如此?况且又有美馆之荐,晚生敢不勉力。实因不谙文字,所以有负尊意,尚求垂问同来之人,就知晚生并非有意推辞了。”先生因向多、林二人道:“这个儒生果真不知文墨么?”林之洋道:“他自幼读书,曾中探花,怎么不知?”唐敖暗暗顿足道:“舅兄要坑杀我了!”
    ……
    唐敖心里还是扑扑乱跳,惟恐先生仍要谈文,意欲携了多九公先走一步。……唐敖轻轻说道:“九公:今日千好万好,幸未同他谈文。刚才细听他们所读之书,不但从未见过,并且语句都是古奥,内中若无深义,为何偌大后生,每人只读数句?无如我们资性鲁钝,不能领略。古人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若非黑齿前车之鉴,今日稍不留神,又要吃亏了!”
    读了上述文字,真令人大笑不止。唐敖、多九公等人竟被不求甚解、大话连篇的白民国老儒生唬得如临大敌,诚惶诚恐,唯恐与其谈文论学。这虽起因于其前与黑齿国才女论学的教训,但主要还是不了解这位老儒生的学问深浅所致。但等看到老儒生教授学生的文稿后,才了解到这位白民国老儒生的学问实在浅薄得很,对自己的过分谦卑感到不值:
    唐敖道:“今日这个亏吃的不小。我只当他学问渊博,所以一切恭敬,凡有问对,自称晚生。那知却是这样不通!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唐敖道:“……但此等不通之人,我在他眼前卑躬侍立,口口声声自称晚生,岂不愧死!”林之洋道:“‘晚生’二字也无甚么卑微。若他是早晨生的,你是晚上生的,或他先生几年,你后生几年,都可算得晚生,这怕甚么?刚才那先生念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当时俺听了,倒替你们耽忧,惟恐他要讲究反切,又要吃苦。如今平安回来,就是好的,管他甚么早生、晚生?据俺看来:今日任凭吃亏,并未劳神,又未出汗,若比黑齿,也算体面了。”
    唐敖等人初至淑士国城池外,首先看到的是在城门石壁上镌着一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的金字对联,而且唐敖据古人传说了解到淑士国国王是颛顼之后,看其国景象,甚觉儒雅,与白民国迥然不同。但深入淑士国内实际观察后,才得知淑士国人虽然也崇尚儒学,以才学取士,国王也以儒学治国,各行各业喜作儒士打扮,但许多国民只是喜欢卖弄酸文,而且吝啬异常,实无儒家风范。两面国对唐敖等人的感受也是很深的。两面国人对人的态度视对方的服饰、官位等而定,对穿着绸衫的唐敖和颜悦色、谦恭有礼,而对穿着没有唐敖光鲜的林之洋则十分冷淡,但当唐、林二人兑换衣衫后,两面国人又对林之洋谦恭和蔼,对穿着林之洋衣衫的唐敖则是冷淡异常,表现得非常势利,当然中土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是没有这样普遍而已。伯虑国如同杞人忧天一样,国民害怕睡觉,担心一睡不醒,终年不眠。如《镜花缘》第二十七回,多九公道:
    他们自从略知人事,就是满腹忧愁,从无一日开心,也不知喜笑欢乐为何物。你只看他终日愁眉苦脸,年未弱冠,须发已白,不过混一天是一天,那里还讲寿数?
    唐敖游览了伯虑国和听到多九公对伯虑国的介绍后,颇有感悟:
    可见过于忧愁,也非养生之道。今听九公之言,小弟从此把心事全部撇去,乐得宽心,多活几年。
    岐舌国人精通音韵学,统治者视之为能与邻邦并驾齐驱的镇国之宝,秘不传外,否则治以重罪。唐敖来到岐舌国,对其音韵学十分向往,虽多次求学习他们的音韵学而不可得,后因为岐舌国的世子、王妃治愈病患而得赠韵谱。其后唐、林、多三人在途中经过不断地研摩,终于得其精要。女儿国则是林之洋受困之地。女儿国的习俗与中土大不一样:男女服饰、职事和中土正好相反。如《镜花缘》第三十二回:
    多九公笑道:“……此地女儿国却别有不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男女虽亦配偶,内外之分却与别处不同。”唐敖道:“男为妇人,以治内事,面上可脂粉?两足可须缠裹?”林之洋道:“闻得他们最喜缠足,无论大家小户,都以小脚为贵;若讲脂粉,更是不能缺的。”
    在唐敖等人的眼中,无疑觉得女儿国这种行径不可思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女儿国中女子地位之高,是对中土女子缠足等陋习的否定。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在唐敖等人出海途中所游览的诸国中,既有与中土文化相通的一面,如君子国的好让不争,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等海外诸国的崇尚儒学,两面国的以貌取人,岐舌国精通音韵学等等,但这些海外小国的风土人情又各具特色,有着与中土不同之处,甚至是迥然不同,令人难以理喻。但唐敖等人在游览诸国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接触到异国文化习俗,唐敖等人身上所承载着的中土文化与海外诸国的文化得以交流、碰撞,而且相互影响,不断地审视着对方,批判地吸取彼此的有益成分,改造着对方文化,这符合旅游文化的特征。尽管如此,《镜花缘》中的唐敖等人的出海游览海外诸国的描写,实是小说作者的一种虚构,但小说的作者将自身的出海游历和对异域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感知融于他的小说中,从这一方面来说,小说的本身无疑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文化。

    注释:
    
    [1]孙佳讯《案头随录遗闻》,参见孙佳讯《〈镜花缘〉公案辨疑》,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17页。
    [2]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回《小才女月下论文科老书生梦中闻善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引文皆是根据此版本而来,不再另注。
    [3][4]参见李伟主编的《旅游文化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