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究竟有多少藏书？现在还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比如他的西文藏书，语种之多、版本之丰富，在现代作家中即便不能说首屈一指，也算名列前茅了；也有人说过，巴金有关无政府主义文献的收藏，远东地区无人能及。暂且不去计算这些了，这些书除了大量地捐赠给各大图书馆之外，在上海的巴金故居中仍有大量留存，这些存书中有的可称精美绝伦，也有的较为冷僻，因而也更具有版本和文献价值，比如我要谈的这三本书，就属于此列。它们都与巴金的早年信仰相关。我把它们称为“与梦想相关的书”，而且是些美丽的梦。因为，巴金的信仰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安乐，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他称之为巴金的凡宰地就曾说过：“我的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以为谁加惠或伤害一个人便是加惠或伤害全个种族。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相信义务、权利、事实三者的平等是一个正当的人类社会的唯一的道德的基础，只有在这基础上面，正当的人类社会才能够建立起来……”(凡宰地：《我的生活故事》，《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2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这种自我与他人的休戚与共感是当代社会越来越缺乏，却越来越需要的。巴金反复引用凡宰地的另一段话是：“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同前269页)我认为这也是巴金的社会理想。这是纯粹又崇高的梦想，相比之下，当代人常常不自觉地沉溺于欲望和享受中，自动地远离了内心的情感和梦想。欲望让人焦虑，而情感会净化心灵，而且情感历久弥新，终生难忘，从巴金精心保存的这些书刊能够看出他心中的那份岁月冲不淡的深情。
    《夜未央》
    
    波兰作家廖·抗夫无论如何算不得名作家，我甚至很难找到一份他的详细的介绍。但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他的剧本《夜未央》却被大量翻印，甚至还有不少演出。巴金的小说《春》中就曾经写过女主人公淑英看了《夜未央》的演出后激发了走出家庭的勇气。了解巴金的人都知道，它也是巴金的思想启蒙读物。巴金以带着情感的语言回忆过自己少年时读此书的感受：
    大约在十年前罢，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读到了一本小书。那时候他刚刚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有一个孩子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那一本小书，他的感动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他把那本书当作宝贝似地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他们甚至把它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因为那是剧本，他们还排演了几次。
    这个孩子便是我，那本书便是中译本《夜未央》。
    此书，我现在读到的都是巴金的译本(初名《前夜》)，巴金说李石曾(煜瀛)的旧译本与原本比有不少误译和删节的地方。资料显示，该剧最初是1908年巴黎新世纪书报局出版的。那么当年的本子是什么样子呢？两年前，姜德明写过一篇《巴金与〈夜未央〉》其中提到过：“二十多年前，我偶过北京隆福寺的中国书店，那里新文学的旧书已很稀见，我竟从架上捡到一本16开长型本李译的《夜未央》。书用重磅道林纸印，大型字号竖排，内有多幅在巴黎公演的剧照，且有三幅印刷精良的染色彩照。书前还有作者廖·抗夫像和为李译中文本写的序。我顿时想到：根据当时国内的印刷条件，此本很可能是光绪三十四年在巴黎印行的，因即购下。归来后细查，发现书中无出版年月，书后只附有世界社介绍《世界》杂志第一、二期的广告，似缺版权页。可是在书的封面上又赫然印有：‘版权所有，万国美术研究社刊行，每册定价大洋8角。’一书在手，依旧茫然，究竟何者为《夜未央》最早的版本，看来只好求教于高明了。”(《与巴金闲谈》第70—71页，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7月版)《夜未央》版本难断主要是因为当年它是作为“革命读物”而被反复翻印，而不是商业销售，故出版机构、版权信息等不但不全，而且时常还被有意隐去。那些地下或半公开的小团体翻印的小册子即使在当年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流通，如今又怎么能搜集得全呢？因此姜德明提到的版本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答。他谈到的这个本子《夜未央》较早的印本之一当无疑问，且有那么多的剧照，也算是精印本了。
    没有想到，秋天在整理巴金藏书时，李小林居然一下子发现了三本《夜未央》，与姜德明手中的本子一模一样。这三本书不是巴老少年时所读的，而是他后来搜集来的，有一本上面盖着“上海旧书店”方型红章，标价1.5元。——在自己翻译了新译本之后也始终没有放弃旧本的搜寻，一藏就是三本，可见巴老对这书的喜爱。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平装本的原样，另外两本加了精装的封面重装过，一本现在是泛黄的布面，仅书脊有烫金的“夜未央”三个字；另一本是蓝面，黑色书脊，书脊无字，有七道双行的金线。——这样的重装也能见出主人对它的珍惜。补充一下姜德明的描述：封面当中是一幅剧照，“夜未央”是三个大红字，上面是蓝字的“欧美社会新剧之二”，从本书后附录的广告可知，之一是《鸣不平》，也是李石曾所译，广告云：
    欧美社会新剧之一 鸣不平
    此剧乃法国有名之风俗改良戏曲家穆雷氏所著，虽一简单之杂剧，然层折繁复趣味浓深，几为空前绝后之谐文。本社又请著名滑稽画家随全剧七场之情节插绘，精细勾勒画20余幅，其情态之生动，笔法之老到，不但展玩之可遣雅兴，而且摹仿之无异画稿也。同人以此册为结社时纪念小品，故仅定廉价大洋一角五分，祈诸公争先快购为幸。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书究竟是哪一年出版的？万国美术研究社又是怎样的机构？先说后者，我在资料中查到，这是与李石曾等人世界社一体的机构(是否只存名义而不存实体不得而知)：“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世界社，这里也是当年中国革命党人在欧洲活动的中心场所，孙中山到巴黎时也曾在此下榻。张、吴、李等人首先印出革命丛书7种，继之又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世界》画报和《近世界六十名人》，还翻译发行鼓吹革命的《夜未央》《鸣不平》等剧本。这些出版物传播着革命思想，在祖国大陆及欧美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而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穆雷的《鸣不平》这两部著名剧本，也是由他翻译，作为‘万国美术研究社’的丛书出版的。”(张伟：《一百年前的“世界”》，《纸韵悠长：人与书的往事》第86页，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姜德明怀疑他的书缺页，但我查了巴金收藏的这三本，都没有版权页和出版日期，并没有缺页。但书后面的广告却可以给我们提供推断《夜未央》以一定的依据。后附《世界》第一期的广告说，第一期数万册，“早已大半售出。而声誉已满国中，今剩书无多，再版在即”。查该刊是1907年11月创刊；广告说第二期“……渐次印竣，不日运沪发行”。《世界》就印了这两期，第二期当时1908年出版的，那么这册《夜未央》也应当是1908年出版的。顺便插一句：前两年《世界》画报曾以高价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因为该刊被认为中国最早用铜版制版、道林纸印刷的画报。而《夜未央》之印制精良，特别是三幅彩图之吸引人当不在《世界》之下。
    巴金的译本中，没有廖·抗夫为中文本写的序言，不妨抄录如下：
    序言
    吾甚喜吾之《夜未央》新剧，已译为支那文。俾支那同胞，亦足以窥见吾之微旨。夫现今时世之黑暗，沉沉更漏，夜正未央，岂独俄罗斯为然？我辈所肩之义务，正皆在未易对付之时代。然总而言之：地球上必无无代价之自由。欲得之者，惟纳重价而已。自由之代价，言之可惨，不过为无量之腥血也。此之腥血，又为最贤者之腥血。我支那同胞，亦曾流连慷慨，雪涕念之否乎？吾属此草，虽仅为极短时代一历史，然俄罗斯同胞数十年之勇斗，精神皆在文字外矣。支那同志，其哀之乎？抑更有狐兔之悲耶？千九百八年夏波兰文学博士廖抗夫序
    对了，两年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过一则售书信息：
    孔网孤本《自由社丛书第一种 夜未央》On the eve鼓吹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剧本，32开。
    作者：波兰文学博士廖抗夫著，李煜瀛［即李石曾，1973年卒于海外］译，书前有上海法界东新桥138号费哲文处所出无政府主义书8种待售书目，内有刘师复的《师复丛刊》，此书为了解中国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出版活动珍贵史料。
    出版社：上海新文化图书馆印行，新世纪二十年十二月再版，正文173页，书中有剧照，1908年原序，费哲民导言。
    这是济南的一个书店售出的书，不知被谁买去了，这是《夜未央》又一个版本。
    《丹东之死》
    
    《丹东之死》，小32开本，钢笔手写体的书名，红艳艳的。该书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作，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由世界语译成中文，初版本列为微明丛书，由微明学社编辑，开明书店1930年7月初版(《巴金全集》第17卷第43页《〈丹东之死〉译序》题注说：署一切译，可是这本微明丛书版的却署“译者 巴金”，难道同时另有印本？待考)。关于这部书的翻译，巴金后来曾说：“《丹东之死》中译本在一九三一年刊行，是从世界语译本La Morto de Danton转译的。译笔不妥的地方一定不少。但原书已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日战争中烧毁，我无法根据它来校改我的译文。”(《〈丹东之死〉新版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第268页)这是一个讲述法国大革命故事的剧本：丹东意志消沉，对革命不再感兴趣；罗伯斯庇尔想用人头和鲜血保证革命，而民众则要求面包……巴金1934年6月写过一篇《丹东的悲哀》小说，其内容与这个剧本大致相同。同时期，巴金还写过《马拉的死》《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两篇小说，基本上可以体现巴金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这三篇小说后来收在作者的小说集《沉默》(1934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中。巴金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三大领袖，对于这三个人，他各有评价，他更敬佩马拉，为他的死感到惋惜：“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沉默〉序》，《巴金全集》第10卷第168页)对于罗伯斯庇尔，巴金的看法也颇为辩证：“罗伯斯庇尔并不是一个坏人……他的确是一个不腐败的重视道德的人。他热爱革命，但是过于相信自己。他在人民啼饥号寒之际，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却只是讲道德杀敌人……他忽略了人民的不满，却一面杀人，一面叫国民大会议决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想用这个来安定人心。……结果他自己被反动派联合起来送上了断头台。”(《〈沉默〉序》，《巴金全集》第10卷第169页)而对于丹东，“悲哀”两个字可能概括巴金的感情，他曾引用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但丹东后来自己丧失了这个勇气，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而对于法国大革命，巴金更重视民众的意志，他一再强调：谁违背了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哪怕是曾经做出过贡献，也将为民众所抛弃。
    这本《丹东之死》环衬页上有巴金签的一个“金”字，并画了一个圆圈。殊为难得的是此环衬的背面空白页和扉页背面的空白页上有巴金用钢笔写满的三段话：
    这所谓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天上突然降下来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压迫，特权的滥用，这些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原因。民众的怨恨积在一起，一旦爆发起来，就产生了惊人的效[后]果。巴斯底监狱本身在当时并不重要(那时囚[候关]在里面的犯人[据说]不到十个)，但它却成了代表着多年的不义与压迫的东西，把民众的多年来的怨恨都集中在它的身上[上面]。它倒[下]了，然而情形并不曾好一点，民众的愤恨一发便不可收拾。没有势力能够阻止它。
    其实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起[开始]的。在路易十五的末年法国的情形就驱使民众走向反叛的路上了(此二字后删)。路易十五留下了(此字后删)一批战债(结果是财政的破产)，和一种荒淫的宫廷生活(结果是王族的腐败和人民的怨愤)给他的孙儿。所以自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即位以来，农民叛乱更是继续不断地增加。都市里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工资低，面包的卖价高，一个普通的工人很难养活他的家庭。困苦和绝望逼着人民叛乱。压迫便在火上加了油。政府虽然[后改为“虽然政府”]于一七八八年八月召集所谓全级会议，于次年五月五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讨论国是，然而政府的处置既不公平，贵族僧侣又坚持着他们的偏见，不肯与平民的代表合作，宫廷方面更偏袒特权阶级。结果以雄辩的律师米拉波为领袖的第三阶级的代表恃着人民的后援，拒绝了国王的命令，撇弃了贵族和僧侣，于同年六月十七日自行组织为“国民议会”，议决现行课税皆不合法；并[而]且反抗政府解散议会的计划，六月二十日宣誓于网球场，更集合于圣路易教堂。王室的威信从这时起就开始衰落了。
    政府不肯改变它的政策，贵族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人民在政府、贵族、僧侣三重压迫下面缴纳租税，担任徭役，无希望地捱着日子，忍耐终于有一天失了效力。当时的事变是一根引火线。于是骚乱来了，积到最后便是一个[有了]大爆发，这就是有名的七月十四。关于这经过一般的世界通史里面都有简略的说明。(方括号[ ]中的文字，系后来巴金修改或填加的[据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本校]。)
    这段话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这本新发现的《丹东之死》原来是巴金的一个校正本底本，能够保存到现在也不容易。这三段话巴金后来补到《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这篇长文中。《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现在作为《沉默》集的附录收在《巴金全集》第10卷中，题注是这样写的：“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年七月开明书店初版《丹东之死》，系该书之《译者序》；一九三九年五月该书三版时改为现题，并移作该书‘附录’。”巴金说：“记得这篇文章还是夏丏尊先生要我写的，当时他是开明书店的总编辑。现在他逝世已有六年了。想到他过去给我的一些帮助，我还压不下我的感激之情。”(《〈丹东之死〉新版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第268页)我没有找到该书的二版和三版，不知是不是在由“译者序”改为“附录”，即该书第三版中巴金将这个校正中所添加的文字改正进去的。巴金文字版本众多，要弄清楚来龙去脉，非得有一个极其完备的版本库不可，巴金自己说：“《故事》在三十年代初就写成了，后来又加以修改和补充。”(1988年6月23日致王仰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225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谢谢你寄来《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让我记起了这篇文章。不过你寄来的是第一稿，一九三六年我编辑短篇第二集时又把《故事》增改一遍……” (1988年7月10日致王仰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228页)也就是说：1934年这篇文章作为《沉默》集附录的时候巴金只做了简略修改：“末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是将一篇旧作改写而成的(其实改动的地方不多)。我颇满意这文章，虽然曾在我所译的一个剧本里印过一次，但那剧本很少被人看过。现在印在这里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那三篇所谓历史小说。”(《〈沉默〉序》，《巴金全集》第10卷第170页)而此集收入开明书店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的时候，才做了彻底的修改(将初版《丹东之死》上的增补文字补进)，巴金在编《巴金全集》时有这样的交代：“现在寄回给你的复印件是一九三六年年初增订过的第二稿……”“当时我并未想到会写《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等短篇小说，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同年我在北平编辑我的第六本短篇集《沉默》，把那三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短篇小说收在一起，忽然想到一九三○年写的《译者序》读者不多，便找出来，稍稍改动一下，作为小说集的附录印在卷末……”“这就是‘故事’的第一稿，也就是你寄给我的那个复印件。一九三五年年底，我向上海新中国书局赎回了我卖给他们的几本书的版权，另编两集短篇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刊行。第二集是一九三六年年初交稿的……这期间我把‘故事’又改了一遍，因为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我在日本东京搜集了一些资料，才过了几个月，记忆犹新，我拿起笔，它们就像喷泉似地落到纸上。大概一个星期罢，我做完了增订的工作。那就是收在开明版短篇小说第二集第四编中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二稿)。后来重印《丹东之死》，我又从《译者序》中删去构成‘故事’的一部分，把小说集里那篇增补过的‘故事’作为剧本的附录。”(《〈巴金全集〉第十卷代跋》，《巴金全集》第10卷第229页)这篇文章除了作为附录之外，还曾以《法国大革命略论》为题发表于《进化》杂志的创刊号(1936年5月8日出版，叶之华主编，进化社出版)，署名“巴金”，这时，这些修改都已经改进正文了。大约正是为短篇二集所修改的稿子吧。
    我对照了开明书店1936年4月初版的《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校正本的内容已经完全补入新一稿中了。令我高兴的是，巴金编印《全集》时，“这就是‘故事’的第一稿，也就是你寄给我的那个复印件。”居然找到了，巴老在上面也有校改。比如，将“我要走遍法国饱赏这美景”中“饱赏”改为“饱揽”；将“一个耸入云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它”中“一个”改为“一座”；将“在广场上围着跳舞”中“围着”两字去掉等等多处这样文字上的修改，不过以上举例中后两例，在《巴金全集》中仍然没有修改。这一稿巴老在修改到一半的时候意识到是“第一稿”所以就停止了修改，也就这样留下了。全集所用的是根据第二稿修改的。不过，巴老在第一稿上删了一段话，但值得注意：“我们现在回溯到一百余年前的事，我们来看那法国大革命的壮剧。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是民众。[这一点许多最好的法国革命史家如米涅(Mignet)，如米席勒(Michlet)，如阿拉(Aulard)，甚至如旦纳(Taine)以及‘英雄崇拜’的加莱尔(Carlyle)都认识的，更不消说起克鲁泡特金的杰作《法国大革命》了]不错，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从第一页翻到末一页，我们都只看见一个英雄在活动，这就是法国民众……”上文中方括号中的一段被巴金划去了，但恰恰这一段话能够看出，他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所读的书，以及对这些历史学家的评价。为什么删去呢？嫌啰唆，还是另有原因？
    在初版本中《丹东之死》的这篇《译者序》上，巴金还有很多增补的文字：
    在关于九月屠杀的一条注释中，巴金用钢笔补充：“他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他后来还承认九月屠杀是没有人力可以阻止的。”这是替丹东所做的解释，这段后来在定稿中重新组织为：“其实他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处在被动的地位。吕西的日记里说他八月九日夜里在家睡觉，到了半夜别人来找他出去。但不久他又回家睡觉了。关于九月屠杀他后来也承认这屠杀是没有人力可以阻止的。阿拉的《法国大革命之研究和教训》书中把丹东在九月屠杀中的行动说得很详细。”
    在谈到马拉的文字中，其中“然而事实上马拉是民众之最忠实的友人。[他本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和医生，但后来法国的困苦情形驱使着他参加政治运动，终于变成了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方括号中的文字乃是巴金增补。
    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尔派)之外马拉是最和民众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众的要求。自然他也曾犯过错误，[有一个时期他极力主张专政，相信专政可以有利于革命，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而且他从没有掌握过政权。他的力量完全在于民众的热烈的拥护。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深得下层阶级敬爱的，就只有他一个，连埃伯尔也不及他。]——同样是说马拉的，方括号中的文字乃是巴金增补。
    这么仔细的修改和增补可以看出巴金对这篇文章的偏爱，至今重读此文，我觉得巴金的很多观点仍然发人深省：
    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是民众。(《巴金全集》第10卷第276页)
    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理来号召，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必将此三大原理实现才行，所以单制定新法律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改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把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救拔出来。(《巴金全集》第10卷第287页)
    对于革命裁判所，巴金的评价是：“它起初确实使得反动分子胆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渐渐变为个人的野心与复仇之工具，而成了罗伯斯庇尔屠杀其仇敌的机关，许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它送上断头台去了。”(《巴金全集》第10卷第289页)巴金对于革命中，特别是领导者们如何利用民众的意志获得权力从而走向专制的独裁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这也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历史的事实常是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身。所以民众看着埃伯尔派被害之后又来看丹东派的死刑了。”(《巴金全集》第10卷第295页)
    克鲁泡特金曾经这样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成果：“一切都是人类之遗产。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径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史》第550页，杨人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巴金也高度评价了它的意义：“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巴金全集》第10卷第298页)我们应当记得巴金曾经说过，他也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五四”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自然有着精神上的渊源，巴金就是在这两种不同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中成长。
    关于法国大革命，巴金在抗战期间还写过两篇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哥代和亚当·克鲁斯》，1947年又写过一篇《静夜的悲剧》。我想除了他对于法国大革命有着情感和思想上的偏爱之外，也不无现实的目的，比如提醒当政者注意与民众的关系。到晚年，巴金对法国大革命仍旧有情如初，巴金曾希望收有《沉默》集的这卷全集早一点印出来：“明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希望《全集》中的那一卷早印出来。”(1988年11月13日致王仰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238页)在巴金与王仰晨的通信中，我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将这些写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印一本书的想法，以资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但巴金却否定了这个想法：“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出点什么，本来是好事。然而法国大革命为我们争来人权，法国人干的是严肃的事情，他们杀了国王。我们……结果保留了很多封建流毒。我那几篇文章写得不好，印在《全集》里已经很宽大了，不必再编印单行本。纪念法国大革命得写两篇好文章，我无办法。”(1989年1月11日致王仰晨，《巴金书简——致王仰晨》第243-244页)这话是带着些许悲愤和失望的。
    《过去》
    最初是从巴金的谈话中得知有这么一本画册：“这是我一九三一年编的一本图册，自费印刷的，一共印了五十本，大部分送给朋友，自己只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这本图册是我几年中收集的俄、法、意、日等国家的一些革命者的图片，如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苏菲娅、马拉、丹东、凡宰特、大杉荣等。”他还介绍：“我在图片旁边写有说明，介绍这些革命家的事情，都很简短。”(《巴金访问荟萃》，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第143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但这是一个让人叹息，甚至绝望的描述，想一想，总共印了50本，过了半个多世纪，巴金的自存本又烧毁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后来人再没有机会见到这本书。可是，越是这样对人的诱惑越大，更何况画册中的革命者都曾是巴金早年心目中的英雄，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历程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有一阵子，我处处留心此书，也常问一些人：你见过《过去》吗？——尽管结果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惊喜出现在2008年，当年我拿到李存光编选的《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珠海出版社2008年2月版)，其中有两篇《巴金全集》未收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是《〈克鲁泡特金的生涯〉前记》和《克鲁泡特金赞》，编者有注释，说选自巴金自费印刷的《过去》，并明确提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藏有本书。”那就是说，世间尚存《过去》！不久后，李斧自美国来，我请他有机会去查一下。学工科的人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很快，我就拿到了《过去》的复印本。
    这是一个正文只有80页的小册子，封面是克鲁泡特金的画像和由花朵组成的“过去”两个大字，扉页是这样的：
    过去
    THE ANARCHIS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Li Pei Kam
    Shanghai
    1931
    接下来一页，是带有花朵的边框围起的“永久的纪念”5个字，下面是赠某某惠存题签处。这个画册编写于1931年，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年份，前一年，巴金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像是他对信仰的梳理和总结，也似乎是在与信仰告别，而到1931年，他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几乎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了。……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第5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说这话不是自我欣赏，而是有着无数的矛盾和烦恼无法诉说，那么，在这一年中，他是否因投入写作而远离了“安那其”呢？未必，或者，两者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关系。《过去》的《序》和其中的解说文字，不难看出巴金对他的信仰所葆有的热情：
    记忆有时使我痛苦，但我是靠记忆而生活。
    如果不是有记忆的话，我也许会在街头巷角茶楼酒馆去咒骂别人抢钱夺利了。然而记忆抓住了我，使我走现在的这一条路。因为在记忆中有如许多的可爱的人，为了他们我不得不忘掉自己。
    在悲哀中，有他们来安慰我；在失望中，有他们来鼓舞我；在黑暗中，有他们来指引我。这许多年以来在这荒凉的沙漠上就只有他们是我的伴侣。
    时间上他们算是过去的了。过去却也是多么值得留恋的，只要它是现在与未来之母亲的时候。因为它会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不可知的道路。
    我们要继承看过去的遗产向着未来猛进。
    这是他痛苦中的自励，还是向“过去”的告别呢？不论怎样，这些曾经影响他成长的人的面影，我想永远不会从他心中磨灭。
    《过去》除了这篇短序外，共分五大部分：克鲁泡特金的生涯、安那其主义者、支加哥殉道者、俄国革命党人、萨珂与凡宰特。每一部分，他都写了两个页面的导言，这些文字都是《巴金全集》所未收的。画册的主体是图片，配有简短的说明，大多如同赞词，有的为巴金所撰，也有为引用别人的话。克鲁泡特金独占一章，独有廿幅图片，可见巴金的偏爱。从内容上看，这些人都是他在《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写过的，《过去》如同它们的精编版或配图册。有一点，巴金后来的记忆有误，这里面并没有马拉和丹东。
    如前所述，这样的书能够看出巴金所推崇的英雄、所崇敬的人格究竟是什么样子。而今天，虽然这些人的理论和行动已经杳不可寻，但他们品格的光辉同样会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譬如克鲁泡特金，巴金看重的是：“他舍弃了巨大的家产，抛弃了亲王的尊号，受尽辛苦，历万难，冒万险……”对于那些安那其主义者，他赞扬他们“为自由而奋斗，为正义而牺牲，肩着解放人类的使命，勇敢地去战斗……”这种舍弃个人幸福为民众谋取利益，为自由而抗争甚至付出生命，为弱者而献身的精神，是巴金一再强调并无比推崇的。他赞美俄罗斯的土地和革命者：“在这些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甚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巴金称他们为“圣徒”：“抛锦衣，弃玉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脚穿农民的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去尽力于解放民众的革命事业。在历尽于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抱着坚强的信仰，以至诚博爱之心走上革命的祭坛，与断头台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他们在爱人，在奋斗，在灭亡，只为的是想使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人们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对于具体人物的评价也能够看出巴金所接受的不同影响：谈到克鲁泡特金，他强调的是道德与良心，并发出誓言：“我们要拿他做个例子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照他那样地为人，那样地处世。”对于高德曼，他说：“全世界人士敬佩的伟大亡命者。”“我们大家所热爱的Emma;我的精神上的母亲的Emma。”对于另外一位革命家，他评价：“意大利同志马拉铁斯达为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安那其主义的实际运动家，除巴枯宁外未有能及马氏者。马氏以其热诚，真挚与勇敢而为众人所敬爱。”对于中国的师复，他的评价是：“无人不景仰的师复。” 这样的语言和观念，或者让今天的人感到非常遥远，但它的确又是巴金那一代人真诚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上，整日里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我们应有自惭形秽之感。
    我一直弄不清楚，巴金是否知道《过去》尚存。最近，在整理巴金故居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本《过去》的复制件，它回答了我的问题。这是日本学者山口守1995年为巴老从美国复制的。当年12月13日他在给巴老的信中说：“《过去》：这是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复印。可能从 Labadie Collection转移到该馆(两处都在同一栋楼里)。”有一个细节，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复印本的高德曼的一页上，后来粘上一个有着高德曼照片的明信片，那是1995年年底美国柏克莱的高德曼研究中心寄给他的，这证明，巴老不但收到了《过去》，而且重读过它。高德曼，曾被他称为“精神上的母亲”，直到晚年，巴金一直珍惜着有关高德曼的一切，或者说，那些美丽的梦仍然深深地留在他的心底。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