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内容作为一种空间符号系统已经成为文本叙事的载体，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也具有史料学价值。“十七年”小说通过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叙事建构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和革命意义的认同。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图像叙事 革命意义

    “十七年”小说常常通过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副文本与小说正文本一起建构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通过革命意义的经典化打造和价值诉求的革命认同教育、宣传和鼓舞读者。而且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与差异，这些图像也会随之修改和出版。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内容作为一种空间符号系统已经成为文本叙事的载体，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也具有史料学价值。
    《文艺报》1959年第18期（9月26日出版）是“庆祝建国十周年专号”，对建国十年来的各类文学艺术进行了总结，其中专门刊载了彩色《文学作品插图九幅》，从9部优秀小说中选出了9幅最优秀的插图，它们分别是：吴静波画的《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插图各1幅，古元作《灵泉洞》1副，侯逸民作《青春之歌》1幅，俞沙丁作《草原烽火》穷人反抗图1幅，孙磁溪作《林海雪原》杨子荣智战小炉匠图1幅，张德育作《苦菜花》母亲喂奶图1幅，黄润华《红旗谱》贾湘农农协演讲图1幅，凃克、刘旦宅作《红日》首长骑马图1幅。这9幅插图分别是从9部小说插图中抽取出来的代表作品，不仅呈现出各位艺术家的最高水平，而且呈现出正面形象的英勇果敢与坚强不屈的革命性格。可以说，封面画和插图画建构出绘画个体对时代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通过图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转换与交融，在文本内容的表达、文学形象的丰富、艺术审美价值的独立性上都有各自特色，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和认同。
    但是不少封面和插图在革命话语的规训与改造中不断进行修改。如马忆湘的小说《朝阳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由艺术家王盛烈做4幅国画插图，第一幅画的是主人公“我”因父欠债被迫抵押给地主烂眼公公、油嘴婆婆家做童养媳，受尽欺凌，被关在柴房里没有饭吃。第二幅是“我”逃出来参加了贺龙的红军，成为一名红军护士，受到贺龙将军的接见；第三幅是三位红军女护士在长征途中因病弱原因被迫就地潜伏，但她们一心向党，劈荆斩棘在风雨里追赶红军，她们三人分别生病、怀孕、营养不良，坚强不屈的革命性格促使她们在崇山峻岭的暴雨中顽强前进，这幅风雨中的新军雕像实在令人感动，者通过三位女红军的内心刻划揭示暴风雨中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把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生动的情节展示给读者，从而呈现出长征时期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活环境和红军战士一心追求共产党的永恒决心，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小说叙述；第四幅是三位女红军终于追上了红军主力，陈真梅生下了孩子，大家兴奋地看着未来的红军小革命。四幅国画形象生动、线条细腻，不屈的眼神、幸福的笑容和彩色的图画建构起一幅幅震撼人心的图像，叙述了万里长征中革命战士的忠诚与不屈。但是到1963年再版的时候，该书插图全部删除。文革后，被打成“毒草”的《朝阳花》平反，198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其封面“三女雨中追红军”就是上述王盛烈的第三幅国画，然而插图却换成丁世弼、詹忠効联合画的七幅素描：第一幅是“我”做童养媳的受难图；第二幅是参加红军的“我”戴军帽的兴奋图；第三幅是“我”向贺龙将军敬礼图；第四幅是三女追赶红军图；第五幅是老大爷父子掩护三女过河图；第五幅是红军过雪山图；第六幅是战友牺牲图；第七副是战友送粮图。尽管后面的插图要比初版本要多，但显然初版本王盛烈的国画比后者的素描要更震撼，画法上也更好，例如后者第三幅中的贺龙从气质、神态来说画得就没有前者第二幅好，又如后者第七副中，“我”掉粮食了，战友们纷纷匀自己微薄的粮食给“我”，按理说“我”应该非常激动，但是图画中却没有在神韵和动作情感表达上充分呈现。画家、小说、插图和读者往往是多位一体相互依存的。
    插图和小说既是独立又是从属协作的，插图必须具备一般绘画艺术的条件，使图像造形鲜明生动，同时必须忠实文学原作，与小说内容紧密结合。如果不从小说作品出发，片面强调绘画特质，那就不是小说插图。所以，作为不同符号的插图与文字其功能与目的都是一样。绘画者在绘画之前，首先要熟悉作品中所描写的具体生活环境，深刻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仔细揣摩小说作者的情感爱憎，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受进行创作，尽力还原文学作品的精彩情节。而创作出的插图自然就使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与人物形象更加直观化、具体化，不仅传递出绘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图像转换解读方式，还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人物、环境和事件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在绘画技巧上也是对读者的一种熏陶和传授，画面构图的处理、人物地位的安排、物体明暗的布局、色调笔法的准确以及水墨性能的把握本身就具有一种绘画创作技巧，绘出的图画也就具有了艺术审美特性。因此，透过图画可以看出画家在艺术技法上的高度修养和对作品的理解角度，而阅读图画又容易影响读者的绘画审美方式。例如冯德英小说《苦菜花》初版本中的张德育作的优美插图不仅为作品增添光彩，也成为优秀的美术作品。当时读者丘耳就认为：“最近出版的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如《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等，都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好书。但是在这些书中，只有冯德英的《苦菜花》附有几幅比较好的插图，它使原作的形象更加具体、生动、鲜明，帮助了读者形象地看到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外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而其余几部作品却都没有插图，使人有美中不足之感。亲爱的画家们，请给我们这些描写新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多画些精美插图，让这些为广大读者所热爱的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多采，发挥更大的艺术力量吧！”①
    十七年小说的插图不仅仅再现了小说故事的风云变幻，更是作者对作品进行再创作的阐释和编码，或许可以说，插图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读者与文字文本进行有效沟通的符号转换桥梁，由于每部作品都有多幅插图，各插图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事实上构成了一桢简易的连环图画，插图截取的都是小说文本中最富有意义的人物情节、故事内容、重点场景，对此进行可具阐释性的符码转换，进而补充文本的意义想像，延伸拟想读者和现实读者的文本接受，从而填充小说文本中的空白，补充文字的意义形象，如致力于呼吁各种读物、文学、教材需要插图的鲁迅先生所说：“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再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②任大星的小说《野妹子》的封面画和插图画都是由著名插画家董辰生所绘，生动传神的画出一个带着银项圈却成为小革命者的乡间女孩的纯真与机灵，以致作者任大星在《再版后记》谈到封面插图很是兴奋：“董辰生同志为它所作的封面，我实在太喜欢了！它比我头脑中的野妹子，鲜明、生动地形象化了，比我这只拙劣的笔所能左道的，超出很多。”③又如张雷的小说《变天记》，通俗读物版社1955年版和中青社1959年修订版的封面和插图都产生了变化了。前者的封面是主人公李黑牛在路边看着正在行军的八路军，而后者的封面却是主人公李黑牛带着游击队和八路军在炸毁鬼子碉堡后兴高采烈地扛着胜利品向前进。从意义上来说，无疑后者更具有革命化的意义图景，呈现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共同抗日取得的光辉胜利的无比喜悦之情，而前者显然无法向读者呈现出革命必胜的胜念。在插图方面，有两幅王永恒作的插图，第一幅是李黑牛带领长工兄弟们和地主算破天的爪牙崔满成进行交锋，长工们的团结一致和爪牙色厉内荏、张牙舞爪却又惧怕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幅插图则是群众们团结一致向破坏减租减息的地主算破天作斗争，地主在人民大众的指责声中垂下了肥硕的头颅。绘画者对正反人物革命与反革命的身体作了形象生动的勾勒和惟妙惟肖的刻划，让小说让读者领略到了民众的觉醒、团结与反动派的纸老虎特性，正如笔者所说：“革命在身体的解放进程之中找到栖身之所和意义之途，使身体从隐秘空间浮出历史地表。”④但是在1959年版小说中却把这些插图删除了，却是非常遗憾的。
    在这些图画的艺术种类中，解放区以来的大众文艺如木刻成为十七年文学绘图的圭臬，有的小说封面和插图不仅用绘画，甚至用木刻画、年画、素描、剪纸等民间传统艺术造型来作封面或插图，具有鲜明的时代意味和泥土气息。如柯岗的小说《逐鹿中原》由作家出版社1962年2月出版第1版，其封面是由邹雅雕刻的木刻，内容颇为震撼，炮弹轰炸引起烟雾弥漫和气浪掀天，而战士们却在这种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再版该小说15.5万册，封面和插图改为俞沙丁雕刻的木刻，都是彩色印刷，封面内容是逐鹿中原的刘邓大军在行军，这个封面木刻较为平淡，不如初版本的封面震撼，但正文中的木刻插图颇具吸引力，例如第三幅，刘邓大军攻打国民党康泽将军扼守的襄阳城，肖红军和战友们用炸药找掉了西城门半边城墙，然后千军万马穿越城墙上去，气势恢宏，其滚滚硝烟与战士英雄形象相互辉映。这种木刻插画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使小说情节更加生动具体。画面上的线条、明暗、位置经营，都打上了作者的情感烙印和情绪色彩，使得读者通过图画阅读不仅能够理解作品，感受图像的视觉张力和感染力，更能够了解特定时代或作家的思想心态及存在状态，使读者在阅读中接受教育。同时，由于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小说故事人物和线索又多，致使读者容易出现头绪混乱和阅读混淆的现象，因此，小说出版的时候，作者或者出版方通常会在小说正文前加上一副小说故事地图。例如《铁道游击队》就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副抗日时期鲁南战区图，历史地图的出现无疑确认了小说想像中的铁道游击队战斗史与共产党领导的现实当中的战斗历史的吻合，不仅使读者阅读更为清晰，而且增加了小说的历史厚重感和故事的真实性，所以，这幅地图一直延续到当下出版的《铁道游击队》版本中。而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许多小说都有地图刊在其中。可以说，小说地图成为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流通与接受的前提。
    总之，十七年小说封面画、插图、地图等空间图像叙事促进了作为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更能实现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文艺教育功能。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当年看待文学和社会的眼光和方式，也为后来者了解新中国十七年的社会文化语境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角度，更为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参照。

    参考文献：
    
    ①丘耳：《给文学作品多画些插图》，《人民日报》1958年6月26日。
    ②鲁迅：《“连环图画”辩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46页。
    ③任大星：《野妹子》，百花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2版，256页。
    ④龚奎林、祝欣：《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