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菊玲，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满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注》等。

    清朝，满族人统属满洲八旗，故通常称之为“旗人”、“旗族”[1]“在旗”，北京的满族人又称“京旗”。老一辈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旗人的北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悦耳动听。胡适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序》)周作人说：“《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的运用北京话都是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小说的回忆》)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语言大师的老舍，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旗人，注意学习先辈作家语言艺术经验，成功地创作了《骆驼祥子》等蜚声中外的小说。中国小说史研究者们，在充分肯定从《红楼梦》到《儿女英雄传》到《骆驼祥子》，这一由旗人作家用北京话写作小说的优秀传统时，曾有一种论断说：这一传统，在清末民初之间出现过中断现象。我们认为：此说与实际不符。事实是，由于政治原因，有些作品一度被人们避而不论了，久之，后人也就无从知晓；其实，清末民初有过为数不少的京话小说。本文打算专门介绍一下这批被遗忘了的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进而说明：一代又一代擅长运用北京话写作的旗人作家，从未中断过自己的辛勤奉献，这些人所作的成绩也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努力却都是不能忽视的。
    旗族报人小说家
    
    晚清，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尖锐化，从皇帝开始，朝野上下各层人士也都纷纷卷入立宪救国的潮流之中。受梁启超开通民智，唤醒国民，以改良群治的思想影响，京师一批旗籍人士也先后出来开学堂、办报纸。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半年多时间里，京师新出报章十余种，遂使京中风气大开，据长白山人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于《新闻学集成》第六辑，中华新闻学院民国三十二年版)的记载，旗人最早办的报纸有：
    《公益报》，设于崇文门内方巾巷，社长文实权，编辑蔡友梅(损公)、白云祉(睡公)、文子龙(懒儒)、王咏湘(冷佛)。体裁白话。以普及教育为宗旨，每日一张。
    《进化报》，设于东单北大街，社长蔡友梅(又署名松友梅)，编辑杨曼青、乐缓卿、李问山，体裁白话，蔡氏等皆为旗族，故其言论新闻，注意在八旗生计问题。
    以后，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旗人报纸有：
    《大同报》，设于琉璃厂土地祠，社长恒诗峰。体裁文言，日出一大张，以变通旗制，促进宪政为宗旨，与杨度在日本东京所刊之《大同杂志》相呼应。
    《京师公报》，设于宣武门外后铁厂，社长文实权，编辑文子龙、杨曼青、黄佛舞、赵静宜。体裁白话，日出一张，与《国民公报》有紧密联络，主张君主立宪，报虽小，实为旗族人士之言论机关。
    《官话政报》，设于宣外北柳巷，社长李仲悌(啸天)，编辑斌小村、刘省三、戴正一。体裁白话，日出一小张。其主张实行君宪，与《京师公报》有密切联络。
    《国华报》，社址琉璃厂万源夹道，社长乌泽声，编辑穆都哩(辰公，别字儒丐)。日出两小张，为安福系言论机关。
    《群强报》，社址樱桃斜街，社长陆哀(慎斋，别字瘦郎)，初为端方子继康侯所办，后归陆氏。经理戴正一，编辑王丹辰、杨曼青、勋荩臣。白话小报，以提倡戏剧，登载戏报作营业之基本。
    《燕都报》，社址宣外裘家街，社长文实权，编辑文子龙、白云祉、陈重光。白话小报，以小说著称，如西太后小说、《梅福结婚记》，皆为市隐所编，以提倡旗族生计为目的。
    《爱国白话报》，社址西草厂，社长马太朴，编辑王冷佛、权益斋。白话小报。
    上述一些报纸与当时最受欢迎的《京话日报》一样，是预备立宪时代的宣传工具；民国以后，欢迎者日减，除继续关注八旗生计问题外，也只在小说、戏剧方面发挥旗族人士的特长。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报纸上开辟文艺一栏，名曰：“杂俎”，由《公益报》发起始载小说，首登之小说即是文实权(笔名市隐)的《米虎》，为破除迷信而作。受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等思想影响，这批旗族报人为“爱国保种”，先后在所办报纸上，陆续用北京话撰写通俗小说，进而形成一支报人兼小说家的创作队伍，影响甚为深远。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的《进化报》小说栏连载了社会小说《小额》，德少泉谈到此书写作缘由时，作过如下说明：
    丁未春北京进化报社创立。友梅先生以博学鸿才，任该馆总务。尝与二三良友曰：“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魑魅魍魉，无奇不有。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哉？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质诸兄，有何旋转之能力、定世逆之方针？捷径奚由？利器何具？”是时曼青诸先生俱在坐，因慨然曰：“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莫小说若，莫小说若。”于是友梅先生，以报余副员，逐日笔述小说数语，穷年累日，集成一轴。
    (1908年和记排印局发行《小额》单行本《序言》)
    很明显，这批旗族人士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认定肩负辅助政府的天职，力图通过报纸来开发民智，并以小说作为安邦定国的利器，此番慷慨言辞，不过是梁启超语言的重复。在宣统预备立宪时，各省名流共同组织国会请愿团，八旗代表即是文实权。当时革命派报纸《国风报》，与这些君宪主义报纸笔墨交绥，各不相让。甚至，在武昌起义、京师震动时，文实权等人还组成君主立宪维持会；恒诗峰等人组成君主立宪期成会。毕竟革命潮流势不可挡，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批旗族人士有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人见风使舵成了新政府的议员政客，领着党部的津贴办报赚钱。清末民初北京的这些大报小报号称极盛，实也充斥着黑暗与腐败，正如当时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一文所说：“北京之新闻界，大率分为苦乐两界：属于经理者，则豪奴怒马、趾高气扬；而记者界则无日不在凄风苦雨中也。其间苦乐之悬殊，方之大地主之于劳动者犹突过之。”“大凡北京报纸之为经理者，多受某方或某有力者之津贴而来”，“雇一编辑不过三四十元”，此种情形下，每日报纸之出版不过是编辑“手执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浆糊，不一时而两大张之日报成矣。”(见《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穆儒丐在民国初年的《国华报》当编辑，后来就将自己在编辑部所见所闻写进小说《北京》，借主人公宁伯雍之口说：“我皆因饥饿所驱，才当了一名暗无天日的报社编辑”，他描绘这所报社编辑部工作的景况是：
    只见他们把通信社的稿子，往一块粘了粘，用朱笔乱抹一气，不够的，便拿了剪子，向交换报上去寻，不大工夫，新闻电报都算有了，交给馆役往印刷厂送。他们腾下手来，又作论说时评，还要来两首诗。伯雍在旁边看看，却很惊讶的，这样忙忙乱乱的，胡抓一气，居然也能出两大张报，却是不易了。
    旗人穆儒丐是和平稳健的，民国以来，对社会持一种消极主义的态度，纯粹以卖文生活，不断在各家报纸发表小说。像他一样，还有一些旗籍作家，他们写的反映清末旗人生活的作品，在报纸上留存了下来。以后，因排满声波逐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使这些小说被人们淡忘了。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中国近世小说史的学者，方才又开始提及他们。现将这批旗族报人小说家简况介绍一下：
    文实权，名耀，笔名市隐，又名燕市酒徒。《公益报》、《京师公报》、《燕都报》社长，自《公益报》始载小说《米虎》，还在《爱国白话报》、《燕都报》载有《西太后外传》、《梅福结婚记》、《武圣传》、《闺中宝》等。
    王冷佛，名王咏湘，《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编辑。据市隐日记提供材料著《春阿氏》，载于《爱国白话报》。
    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进化报》社长、《公益报》编辑。著小说《小额》，载于《进化日报》。另有《新鲜滋味》数十种，分刊于《顺天时报》、《京话日报》。
    李仲悌，本名志恺，笔名啸天，《官话政报》社长，《平报》、《实事白话报》小说编辑，以《京尘影》最著称。
    穆儒丐，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国华报》编辑，著小说《梅兰芳》连载于《国华报》、《群强报》、《盛京时报》。
    勋荩臣，《群强报》编辑，著《白话聊斋》刊于《群强报》。
    这些人中间以蔡友梅、王冷佛、穆儒丐成绩最为突出。蔡友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的《小额》、王冷佛于宣统三年(1911年)写作的《春阿氏》、穆儒丐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发表的《北京》，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小额》传到日本，至今受到欢迎；《春阿氏》在二、三十年代曾一再出版。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绘历史转折时期旗人生活的纪实作品，来回顾一下逝去不久的历史陈迹。那些在二十世纪初年，还是京师内城各条胡同里四合院主人的讲礼讲面的旗人，以及梳两把头、穿花盆儿底鞋的旗装妇女，他们种种并不相同的命运，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虽出于不算是一流手笔的作家的如实描绘，带给我们的认识价值却大大超过了艺术审美的愉悦，不仅能使新时代的读者从中找到无数抹不掉的历史记忆，而且，人世的沧桑更让人感慨良深。
    “咱们旗人是结啦”
    
    清末民初这批旗族报人作家，写小说的初衷，并不愿意仅仅将它们当作反映旗人生活的作品来读，而是作为社会小说来写社会黑暗、腐败的。杨曼青在为《小额》单行本写的《序》中，曾特别指出：“倘以旗人家政而目之，恐负良匠之苦心也。”只是，事实上这些小说在揭示社会种种怪现象方面，远不如已获成功效应的汉族作家《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小额》、《春阿氏》、《北京》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在于它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普普通通的旗人生活。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前后十几年间，北京旗人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位作家带着深沉痛切的民族感情，将这一切作了如实的描述。
    北京城里的旗人居家生活的唯一来源，是靠朝廷发放饷银，二百多年的积弊，到了这时期，大清王朝与满洲民族的双重危机，早已暴露无遗，《小额》的故事就是由旗人到旗下衙门领钱粮写起，那一天，“又到钱粮头儿上啦”，人们都起早到衙门领饷，衙门口有好几百口人等着关钱粮，可堂官却迟迟不到署，大家都抱怨连天：
    有一个老者，有五六十岁，左手架着忽伯拉(鸟名，本名叫虎伯劳)，右手拿这着个大咂壶儿，一边儿喝，一边儿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谁说不是呢)，关这个豆大的钱粮，简直的不够喝凉水的，人家左翼倒多关点儿呀(也不尽然，按现在说，还有不到一两六的呢)，咱们算丧透啦，一少比人家少一二钱。他们老爷们，也太饿啦，耗一个月关这点儿银子，还不痛痛快快地给你，有过平啦，过八儿的。这横又是月事没说好(月事是句行话，就是每月给堂官的钱，照例由兵饷里克扣)，弄这个假招子冤谁呢？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唉，唉。”
    这位极有代表性的北京老旗人，一手架着鸟，一手拿着茶壶边喝边发着牢骚。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按定制不准经营农、工、商，每月仅靠钱粮维生，物价飞涨，饷银依旧，普通旗丁早已很难维持生活。《春阿氏》中，三蝶儿的母亲德氏就曾喊嚷道：“好可恶的奸商，每月领银子，银子落价，买点荤油猪肉，连肉也涨钱。这是什么年月!”“你说这个年头，可怎么好!一斤杂合面全部要四五百钱，我长这么大真没经过!”所以，这位老旗人一开口就说：“咱们旗人是结啦”，这一点儿钱粮，当官的老爷们也不痛痛快快地发下来，还要从中克扣，他无可奈何地感叹说：“旗人到了这步天地，他们真忍心哪!”，末世旗人内心无限酸楚的这席话，勾起聚在旗衙前众多旗人的自叹自怜。
    晚清旗人生活的艰窘，《春阿氏》中写聂玉吉，在父母亡后，坐吃山空，见天叫个打鼓担儿来，靠变卖东西过活。不少旗人等不到发饷银，就揭不开锅了，只得去向放高利贷的帐局预借，这种帐有死钱，有活钱，有转子，有印子，名目繁多。《小额》的主人公额少峰“所放的帐目，都是加一八分。要是一分马甲钱粮，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每月领钱粮时，有帐局跑帐的来旗下衙门领取钱粮包儿，在额少峰父亲手上，“每月的钱粮包儿，真进个一千包、两千包儿的。”“反正没有杀孩子的心，不用干这个。”额少峰扬言：“别管他是谁，概尔不论，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帐，不服自管告我去，营房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这类专吸旗人脂膏，在旗下称霸的现象，清朝末世的北京城里到处都有，正如《小额》开场白所说：“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千奇百怪，称得起什么德行都有。”
    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大清王朝。进入民国以后，满州贵族可以靠原有的房地产和金银财富依旧能过寄生生活；一些官吏也可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大员，依旧享受富贵荣华，而无数指着每月可怜的一点钱粮勉强维持生活的普通旗人，则一下子陷入无米下锅、无法维生的悲惨境地。社会小说《北京》极为详尽地写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旗人的苦难生活。清朝定制，旗人不准经营农、工、商，一旦没了钱粮，身无一技之长，旗人出路就是：男人卖苦力，去拉洋车。小说第一章，就写主人公伯雍乘洋车上报社的路上，与车夫的一段谈话：
    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道：“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你认得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了，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作，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腆着脸活着呢!”
    清朝完了，是清朝统治者的覆灭，亡国后的旗人，自力更生，靠劳动汗水挣钱生活，劳累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如果家中没有男劳力，旗藉妇女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北京》第八章写道：“东城禄米仓改了被服厂”，“那些女工劳动十一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且，连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尤其是需要养活全家老小时，没有更多的工厂可去，腐败的社会、不良的政治，不断扩充八大胡同，逼得良家妇女无奈何以当妓女为职业。小说第二章写十四五岁的雏妓桂花下窑子前，母女二人生活无着，贪心爱财的姨母黄氏，来挑唆桂花的娘，让把桂花送到窑子去：
    黄氏见说，笑道：“我说你傻，你真傻透了!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硼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老祖宗。”，“如今什么事都大翻个儿了，窑子里的生意，好不兴旺呢!好几百议员，天天都在窑子里议事，窑子便是他们的家，我看着别提多么眼馋了。”“你天天老在家里活挨饿，外头的事情，你知道什么，现在八大胡同，了不得了!热闹得挤也挤不动。”桂花的娘说：“那个地方，虽然有钱，岂是咱们所去的地方。”“咱们究竟是皇上家的世仆，当差根本人家，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黄氏见说，把脸一沉，透着有点生气，咬一咬牙，指了桂花娘的脸一下，说：“你呀，你呀!可要把我呕死了!我问你：锅里能煮廉耻吗，身上能穿廉耻吗，什么都是假的，饿是真的，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先得治饿!你知道我的来意么？我实在不忍你们娘儿俩这样无着无落的，指引一条明路，日后发了财，我也好沾的光。”
    尚是十四五岁小孩子的桂花，就这样被送进八大胡同的泉湘班。用书中人物妓女秀卿的话说：“贫寒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一到了没饭吃，就得下窑子，仿佛这窑子专门是给贫寒的人开的一条生路，除了走这一条路，再找第二条路，实在没有了。”
    普通旗人在清朝亡国后的苦难生活，在社会小说《北京》最早得到了纪实的反映。尽管今天的读者，对小说作者当年的创作立意以及小说中诸多直白宣传，自不会全都认同，但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清末民初旗人生活命运的变迁，则令人震颤，发人深省!
    “闲来三五茶坊坐”
    
    茶馆，在清代北京十分兴旺发达，因为它是旗人在京城消闲的最好去处。嘉庆年间满族作家得硕亭在《草珠一串·文武备官》中就已如此介绍说：
    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
    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
    年久形成的风气，使京城大小胡同各类茶馆林立，旗人也最讲究上茶馆，直至清末仍然如此：“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徐珂《清稗类钞》)。在《春阿氏》书里，探兵当差、侦探破案，最常去的就是茶馆，如天津侦探张瑞珊到北京来办案，“亦不暇拜望戚友，先往各茶楼博采舆论”。钰福等四个探兵，领了侦察任务后，径直就去鼓楼东公泰茶社：
    四人拣了座位，走堂的提壶泡茶。各桌的茶座儿有与这四人相熟的，全部招呼让茶，有问钰福的道：“老台，你那红儿呢？怎么没提了来？”钰福道：“咳，还提哪，昨儿我回去洗笼子来着，稍一疏忽，猫就过来，您猜怎么着啊？蹲忽一下子，就他妈给扑啦!我当时一有气，把食罐儿、水罐儿也给摔啦。可惜我那对罐儿，听我们老头儿说，那对瓷罐儿跟那付核桃，都是一年买的，两样东西，光景五两多哪。”那人亦赞道：“嘿，可惜!这是怎么说哪!听说塔爷那个黑儿，昨儿个也糟践啦。”连升接声道：“富爷，您别提啦，小钰子的话，养活不了玩艺儿。打头他工夫不勤，没工夫儿溜，那就算结啦完啦。”
    旗人提笼架鸟，这些养活的玩艺儿，天天要带到茶馆来，什么“红儿”、“黑儿”都是鸟名，经过训练，可以打弹、衔旗、叼纸片、咬核桃等等，旗人把它们当作心肝宝贝似的。钰福说花五两多银子买的食罐儿、水罐儿，都是喂鸟用的，为了心爱的鸟儿，养活玩艺儿的旗人是在所不惜的；当猫一下子把鸟给扑了，钰福盛怒之下，把这么值钱的器件砸了，更是旗人的脾气。这种大茶馆里，闲话的内容，自然离不了玩艺儿和传播新闻。有的在衙门附近的小茶馆，既可喝茶，也有些简单吃食，纯是用作议事的。例如《春阿氏》第七回写北衙门对面的小茶馆：“这茶馆也没旁人来喝茶，左右是提署当差、营翼送案的官人，其余是监犯亲友来此探监的人，或是衙门里头有外看取保的案子，都在茶馆里头去说事。”茶馆真是八旗社会经事练本领的所在，难怪《小额》中的碎催摆斜荣说过这番话：“您都瞧啦，这个兄弟的话呀，是才出萌儿，浑天地黑，茶馆儿短喝两回大茶，简直他全不懂。”在这种茶馆里喝过茶，方才会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旗人社会与茶馆简直不能分开。
    此外，还有一种专供听玩艺的书茶馆，以演述评书为主，像小额这样的人，“见天也上什么通河轩啦，福禄轩啦，听听书去。”关于小额去的什刹海通河轩的情景，《小额》书中描绘得十分详细：
    那天书坐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大家一瞧小额进来啦，真是一盆火似的，这个说“大兄弟才来呀”，那个说“少峰老没见哪(小额的号叫“少峰”)”，喝，这个也招呼，那个也招呼，小额也都一一的周旋了一阵。原来小额每天听书，老是坐在靠着西北的那张儿桌儿。跑堂儿的李四，笑笑嘻嘻的说道：“额老爷您怎么老没来呀？”小额说：“竟有事吗。”李四说：“我知道您今天准来，您瞧茶壶都给您涮得了这儿搁着呢。”小额微然的一笑，说：“你倒会算。”这挡儿童儿拿出茶叶来，交过跑堂儿的，给小额又把水烟袋灌上水。李四有拿盅儿倒过碗漱口水来，又打了盆脸水。童儿拿出手巾来，拧了两把，小额擦完了脸，漱了漱口站起来又到各桌儿上让了让。甚么“你喝这个吧”，又甚么“换换吧”，大家伙儿说：“您喝吧”，“您请吧”。小额让完了人，来到自己的桌儿上。小童儿早斟出一碗茶来，又点着了火纸捻儿，把水烟袋递过去。小额接过烟袋来，一边儿抽，一边儿跟旁边桌儿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说话。说：“您这两天常来呀？”那个老者说：“啊，这两天我倒是见天来，昨儿个是哈辅元的末天吗。过了这两天的随缘乐，还是双厚坪过来，要讲说评书里头，真得数的着人家。”小额说：“那是自然哪。”那个老者又说：“今天的玩意儿也不错。您瞧见报子啦没有？”小额说：“真个的，我还没瞧见呢。”说着走到台头啦一瞧，两边柱子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头贴着黄纸的报子，是：“本轩四月初七八两天，特约子弟随缘乐消遣，风流焰口、五圣朝天、别调岔曲、别田乱箭”。左边儿，另飞了一个签子，是“外定双子”，右边儿写着是“每位茶票七百文”。
    作者把旗人听书前的一整套讲礼讲面的礼节，如实录一般，丝毫不嫌繁琐地记了下来：书坐儿上，多数是见天来的书腻子，他们相互寒喧、对话、一大堆客套；跑堂的伙计能说会道；在这种书茶馆听书喝茶，客人自带茶叶。贴在台前的海报，有当天的节目的内容和茶票价目。
    什刹海一带俗称河沿儿，是市民游乐的热闹场所，有很出名的书茶馆。小说提到的说书艺人哈辅元、双厚坪，都是常在这一带说评书的著名艺人。这一天来书茶馆唱玩意儿的是旗人最爱听的唱岔曲艺人随缘乐，岔曲起源于八旗军中，清代宫廷、民间一直十分欢迎，到了随缘乐登台献艺时，把岔曲整顿了一次，他改编的许多岔曲甚为流行。这天他来通河轩献艺，那把书腻子，包括小额，全都冲他来的。不出名的双子，是给随缘乐引场的，先由双子唱一个岔曲儿，又说一个笑话，随缘乐才上场。可以说，《小额》这部小说，将北京茶馆文化特有的八旗京味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至于八大胡同娼妓营业中，比班子差一级的茶室，名之为茶室，可绝非一般喝茶的地方，而是逛胡同的嫖客，只需花一块钱，就能与姑娘找乐的场所。
    清末民初这三部旗籍作家的京话小说，提供的北京茶馆的变异资料，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五十年代，著名的满族作家老舍成功的撰写话剧《茶馆》，并且一直在北京舞台上演不衰，绝非偶然。
    风光不再的旗人众生相
    
    松友梅的《小额》标明是“社会小说”，王冷佛的《春阿氏》标明是“实事小说”，穆儒丐的《北京》标明是“社会小说”，他们都是通过清末民初，那个动荡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来揭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旗籍作家，不会如同时代排满志士那样“穷形极相地绘出旗人”，不论是清末干过坏事的额少峰，学识过人的翼尉乌珍，本分当差的探兵钰福，还是民国后当上议员的报社总理歆仁，这些旗人绝不是《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十足的衣冠禽兽”的苟才(“狗才”谐音)式人物，三部小说没有夸张，较为如实地绘出了清末民初旗人的众生相。
    例如《春阿氏》第二回写春英被杀，文光去甲喇厅报案的情景这样写道：
    迟了半日工夫，甲兵掀起竹帘，从外走进一人，穿一件稀烂破的两截褂儿，惊惊恐恐的进来。文光忙的站起，甲兵道：“这是我们大老爷，有什么事，你迳着说罢。”文光听了，忙的陪笑道：“我们家里头有点儿逆事，没什么说的，又给地面儿上找点儿麻烦。”那人道：“那儿的话哪，我们地面儿上当的是差使，管的着就管得着。居家度日，都有碟儿磕碗儿碰，要是怎么的话，很不必经官动府。这话对不对您哪？咱们是口里口外的街坊，我也是这里的娃娃，我姓德，官名叫德勒额。”甲兵也喝道：“大老爷的话是心直口快，听见了没有？要是怎么的话，不必经官。俗话说的好：‘门前生贵草，好事不如无。’说句泄场的话：‘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是不是，街坊？”文光听了此话，那里受得下去，因陪笑道：“大老爷的意思，我很领情。但是无缘无故，家里不出逆事，谁也不敢经官。方才半夜里，我们儿媳妇把我儿子害了。难道谋害亲夫的事情，能不来报官吗？”德勒额不待说完，一听是人命重案，不由的捏了一把汗，遂喝道：“你的儿媳妇呢，可别叫他跑了。我们跟着你瞧一瞧去。”说着，跑至里间儿，先把凉带儿扣好，又带上五品顶戴的破纬帽，拿了一根马棒，喝着甲兵道：“讷子，哈子，咱们一块儿去。叫搭齐布醒一醒儿，正翼查队的老爷过来，叫他们赶紧去。”甲兵等连声答应，慌手忙脚的穿了号坎儿，点上铁丝儿灯笼，随向文光道：“走罢，走罢，别楞着啦。”文光连连点头，随了德勒额、甲兵等一路而行。路上，德勒额先把文光的旗佐职业、并家中人口，一一问明。
    半夜三更，儿子被杀，文光慌慌忙忙去甲喇厅报案，还不忘讲礼讲面，说些“又给地面儿上找点麻烦”之类的客套话，甲兵与甲喇被叫醒，也还是实在人，先讲了番想息事宁人的大实话，等到一听是人命案，立刻赶紧就走。清末地方小吏穿着稀烂破的两截褂儿，戴着五品顶戴的破纬帽，窘态毕现，作者没有漫画式地丑化，更显真实。
    这批报人作家，十分熟悉北京城里旗人，自己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小额》、《春阿氏》中，各色各样的市井旗人描写有三、四十人，《春阿氏》甚至把市隐(文实权)自己也写进书里，真是名副其实的写实小说。至于旗装妇女形象，在那时的小说中也不多见，《小额》、《春阿氏》中都还有相当出色的描写。《春阿氏》第十三回写旗装少女在闺房梳妆的情景：
    这里丽格又忙着拿瓶子取梳头油，又替三蝶儿去温洗脸水，前忙后乱的闹个不了。三蝶儿放了木梳，笑吟吟的道：“谢谢你费心。天儿这样热，我不擦粉了。”丽格执意不听，一手举着粉盒，笑眯眯的道：“姐姐，你擦一点儿罢，不着老太太又碎嘴子。”说着，挤过身来，帮他取了手镜，又帮他来缝燕尾儿。三蝶儿道：“咳，小姑奶奶，你要忙死我!我的燕尾儿不用人家缝。”说着，接过丝线，自己背着镜子慢慢缝好。丽格笑道：“敢情你的头发好；我有这样头发，也能叫它光溜，不但没有跳丝儿，管保苍蝇落上都能滑倒了。”说着，拿了粉扑儿，自己对着镜子匀了回粉，又把自己的燕尾儿整了一回。
    这部分特写，将旗人妇女独特发式——燕尾(音yi，念上声)儿梳理的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梳两把头时，要将脑后头发左右分开，下成两歧，梳成两尖角燕尾式扁髻，垂于脑后，用丝线缝制，不使松散。三蝶儿头发好，不易松散，用不着别人帮忙，自己就能梳得光溜、漂亮。可是这位青春美丽的三蝶儿，却十分苦命：不幸的婚姻，使她在成为春阿氏之后，整日在痛苦中煎熬，心如死灰；表弟聂玉吉为救她而杀人酿下大祸，性情善良柔顺，而内心十分坚强刚烈的她，为了执着坚贞的爱情，决心独自承担一切。于是，这无辜的少女，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最终致于死命。书中写她临死前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阿氏“嗳呦”了一声，细看牢门以外，不是外人，正是母亲德氏，凄凄惨惨在那里叫他小名儿，又央看牢的女牢头，开门进来。走进床前哭道：“孩子!宝贝儿!都是为娘的不是，耽误了你，难为你受这样罪!”说着扯住阿氏手，母女对哭。见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起脏被一看，那雪白两弯玉臂俱是疥鲜；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德氏看到此处，早哭得接不上气了。阿氏亦连哭带恸，昏迷了一会，复又醒过来。看母亲这样，越加惨切。颤颤巍巍的道：“奶奶放心，女儿今生今世不能尽孝的了!”说着，把眼一翻，要哭没有眼泪，哽哽咽咽的昏了过去。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这样，春阿氏的冤狱，当时震动京师，《白话报》等传媒，不断有报导，引起舆论界轩然大波。《春阿氏》小说，以纪实体写成，钞本为宣统三年(1911)，初版本为民国三年(1914)，春阿氏的名子，家喻户晓。至今，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晓云》中还提到：“还记得她讲了一个旗人的故事，那个女主角叫春阿氏。她说，著书人写道，要把春阿氏的故事尽量的讲给人听，那么死去的春阿氏的灵魂，冥冥之中会在窗外感激你的。所以每次讲这个故事时，我都不由得回头看看黑黑的窗外，仿佛那里立着一个梳两把头的女人，就像《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打扮，”诚然，小说中难见到的旗人女子形象，在《春阿氏》中写得真切感人。
    在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一时间，旗人不仅是汉族作家谴责小说中的反面形象，即使在北京街头，旗人往日优越荣耀的光彩一扫而光，甚至抬不起头来，不再敢承认自己是旗人。《北京》第九章描写了一幅发生在北京街头旗人受辱骂的场景：
    这时，只听那土棍模样的人，不干不净地问那个老人说：“你是怎样？你到了没钱吗？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孙子来了。今天有钱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你是有钱没钱哪？你今天再没章程，我便教我伙计拉你一个地方去!”……这时伯雍在人圈外边，看了这个情景，他是气极了，暗道：便是要账，也不许这样暴横，何况无情无理的辱骂人。他由不得气往上一撞，分开众人，进到圈里，向那光棍厉声问道：“你是要账呢？你是骂人呢？他该你钱须不该你骂，何况你又把旗人都拉在里头，旗人现在虽然没有势力，你有权力辱骂么？”……伯雍回头又和那光棍道：“你问他要钱，我固然管不着，但是你为什么涉及旗人？”光棍见伯雍这样一问，他把伯雍细一看，他心里已然起了狐疑，他连忙改口道：“我并没有说什么呀，我当初也是旗人。”伯雍道：“你未必是旗人，你当初也不过认个干老，改个名，白吃一分钱粮的假旗人，如今钱粮没了，翻脸便要骂旗人。……”
    作者强烈的民族情绪溢于言表，这个小说主人公伯雍身上，打着鲜明的作家自己思想烙印；书中许多故事，也是依据作家自己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经历写出的。伯雍是个世居北京西山的旗人，大清国的东洋留学生，卒业归国后，正赶上辛亥革命，作者介绍说：“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欢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的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于是，到老同学主持的报社当一名记者，实行一种消极主义，一心在文学上多用点功夫。小说最后，以报社主编因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报馆被查封，伯雍回乡结束。
    可以说，宁伯雍这个清末民初旗人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其丰富复杂的心灵历程，成为处在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转折时期，日趋衰败的旗人的一类典型，这是近代小说史上，未曾有其他作家涉及到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中国文坛回避、遗忘这部小说与这类形象，已经超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我们将这类旗人形象介绍给今天的读者，以期得到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责任编辑：张雨楠